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步子应当迈得更大

在全面改革艰难前行之际，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再度燃起希望。历经五个多月的努力，“温州民间金融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温州方案”）终获中央政府批准，可谓来之不易。
发挥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本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让所有的市场主体，在公开的市场环境下公平竞争，亦属市场法则基本要求。“温州方案”总体上尊重市场法则，因而获得了国内外舆论及当地政商学各界的广泛肯定。但是，不能不指出，相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对金融改革的迫切要求，相对于温州当初的殷殷期待，“温州方案”仍存有诸多遗憾，可谓甫破茧而未成蝶。
举其要者，遗憾有四：
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千呼万唤未出来”。
利率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价格信号。当前，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法定利率与民间金融的市场利率存在明显的“价格双轨制”。银行凭借长期处于低位的法定存款利率，无需努力提高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便可坐享其利。正如温家宝总理近日所说，“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当资金供给紧张时，金融业内容易发生“寻租”现象。民间融资因其“非法性”和“多中介”而成本偏高，导致高利率贷出，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资金成本。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高利贷”，却成为温州金融风波的直接诱因。
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呼吁多年，今年再次列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温州本可为其探路。然而，此次利率市场化改革未能纳入试验，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
二是银行业开放仍存有“玻璃门”。
1998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中“应当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的规定，无形中将民间资本挡在了开办银行的“玻璃门”外。温州民间金融发达，完全应该设定合理的门槛，允许私人银行成立，辅之以相应的监管力量和退出机制。在央行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之时，可考虑在温州当地试验这一制度，限于本地经营的当地银行加入。此次呼声很高的成立温州民营（华侨）银行未得到回应，说明了“玻璃门”仍相当坚固。
诚然，即使允许一家民营银行成立，也不能解决向社会资本开放金融的根本问题，但其开拓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方案”明确指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但是，如果仍坚持原《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旧规，要求“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于再次拒绝了民间资本的恳求。
三是对小额贷款机构的资金支持缺乏明确措施。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曾明确支持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2008年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亦规定：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受制于资金来源限于注册资本金。在温州，不妨尝试聚集民资发起设立基金，然后以基金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
四是地方资本市场 “断层”待补。
中国金融一直以间接融资为主，而直接融资是短板；在直接融资中，以上市融资为主，债券、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是“短板中的短板”。此轮温州民间借贷风波中，部分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就是因为将银行贷款短贷长用，将银行流动资金投入高风险的新兴产业，足以证明地方资本市场“断层”的后果。风波过后，一批企业需要通过重组兼并盘活存量资产；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也需要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
为此，亟需搭建一个吸引民间资本与产业投资对接、产业基金发起和设立、企业资产和农村资产的产权交易的公共服务平台。
温州人敢为天下先，过往30多年，多次担当金融领域的拓荒者。在本轮惊心动魄的危机中，风险基本由当地自行消化，也增强了当地政府、监管部门和民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因此，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步子应当迈得更大。在“温州方案”细则出台的过程中，上述种种遗憾理应在政策层面得到弥补，温州自身也应拿出周密、可操作的配套方案。
本届政府任期已不到一年，诸般举措均须只争朝夕。惟此，温州试验的探索意义才能突破一隅，辐射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