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帝国主义 二○○五年三月三日
张五常
成都高小勇正在为他的《经济学消息报》出版一套六册的经济散文结集，取名《经济学帝国主义》，要求我写个序言。我问：什么是「经济帝国主义」呀？他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一个「学」字。我问：什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呀？他说：你是这门学问的鼻祖，写的经济散文就是，西方要推贝加（G. Becker）了。
孤陋寡闻，没有听过「经济学帝国主义」。两天前在一本英文书中看到Economic Imperialism这一词，说来自贝加一九七六的论著。恍然而悟，知道指的是什么。贝加是老朋友，早就认识他，但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什么帝国的。我是个老人家，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耳闻目染，比后生小子知得多一点。让我在这里略说一下吧。
作本科生时听到森穆逊（P. A. Samuelson）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Queen of Social Sciences）。当时的理解，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axiomatic）的。「公理」是指无须证明或不可辩论的出发点，也即是作分析的基础假设（postulates），是对是错皆要首先接受的。行外人不容易明白。这里要说的，是所有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都是公理性科学（axiomatic science），但在社会科学中（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因此，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生物、物理、化学等）是完全一样的。
经济学的公理（三至五个，组合不同）是行内一般接受的。其中最重要是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individual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我俗称之为「自私的假设」。因为是公理，本身无须证明，而更重要是大家同意不容许有例外。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时争取极大化，有时不争取，或有些人争取，有些不争取。如果容许例外，逻辑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或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这样，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就不可能有解释能力了。
接受了公理，加上理论逻辑，推出可以被事实或行为或现象推翻的假说，然后验证其含意，是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的法门。这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只是经济学解释人的行为，而自然科学则解释物体的行为。现象不同，方法一样。
问题是，人的行为有多种，可以分门别类，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究竟是哪种哪类呢？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一般认为，经济学解释的是起于资源缺乏而导致的资源使用与财富分配等行为或现象。这样处理，经济学集中于市场分析。近百年来，视觉较广的知道，很多起于资源缺乏的现象没有通过市场——无价不成市。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失误，是不言而喻地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避去了非市场的分析。高斯（R. H. Coase）于一九三七年指出，交易费用导致某些物品没有市价，因而促成了公司组织的形成。该文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一九八二年，我指出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而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而起，把问题增加了深度。
经济学帝国主义起于市场之外的另一面：好些表面看来与资源使用和财富分配扯不上关系的行为，可以同样地用经济理论作解释。这观点起自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而现代的首要推广人是贝加。后者五十年代的博士论文题为《种族歧视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顾名知意，分析的是传统市场的题外话。其后贝加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等现象，皆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这些行为在贝加之前主要是由社会学处理的。不要忘记，早在六十年代，布格南（J. Buchanan）与杜洛克（G. Tullock）等人就以经济分析政治行为，与古典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
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理论，把解释的范围推广至人类的所有行为去，是把森穆逊的社会科学皇后提升为社会科学皇帝。这就是高小勇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了。
成功吗？有的，但说不上有大成，因为分析着实不易，而不少参与者走错了路向。大略而言，不成市的行为起于两种原因。其一是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没有市价。原则上可以有价，但没有。政治上的权力，组织的需求，文革时搞关系等都是例子。可以有价但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成价所引起的行为，处理虽然不易，但知道可以有价，知道利益「极大化」要选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用金钱或财富来排列选择，分析不会太困难。
其二就较为困难了。这是原则上没有市价的「物品」——交易费用如何也无价之「物」。例如个人的声誉（捐钱可以买一点，行骗可以骗一点，但一般买不到，骗不来），纯真的友情（李白要以桃花潭水深千尺来量度），父母对儿女的爱（有些轻于鸿毛，有些重于己命）等，有关的行为的经济分析很头痛。我们还可以加上自杀、恐怖活动等行为，头痛要再加心痛了。经济学公理说，损人不可以毫不利己，但我们有时不知损人的己利何在。
原则上不可能有市价的被称为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贝加与艾智仁（A. A. Alchian）皆认为要以功用（utility，国内译作效用）来量度。这方面，贝加的所有分析都用上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个中高手了。有不易处理的困难。功用是经济学者的思想概念，真实世界没有功用这回事。说争取功用极大化，是说一个公理，功用本身看不到，从何以事实验证呢？一个人跳楼自杀，说是争取功用极大化，不可能错，但那只是公理划下来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半点解释力也没有。
功用是抽象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理论往往要从抽象起笔。然而，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含义，一定要以两个或更多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变量从事。功用是抽象之物，我们要怎样把抽象推到非抽象的假说含意去解释行为呢？这是功用函数理论的主要困难，因为一不小心就走上套套逻辑的路。二十多年来，博弈理论的盛行更令我失望。不是说人不会博弈，也不是说这些理论言不成理，而是得个「讲」字，无从验证。
艾智仁明白功用分析的困难。他说要验证抽象的功用分析，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物品」有功用，又要知道争取这些物品的代价。我的观点，是如果知道了这些，采用抽象的功用理念是多此一举。这是因为非金钱物品虽然不可在市场成交，但原则上可与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换——正如我与儿女之间的爱不可以买卖，但放弃自己的某些金钱物品（例如工作时间）我可以多点与儿女相聚。这替换在边际上可以鉴定，可以观察，于是原则上可以用金钱量度来推出以事实验证的含意，放弃功用分析。
一九七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以上述的替换方法，用金钱量度极大化来解释盲婚、缠足、童养媳、妾妓、孝道、伦理、风俗等现象。该文没有受到重视，可惜可惜。那是我知道的唯一以金钱量度来广泛地解释社会现象的经济学文章，前不见古人，今不见来者，是区区在下的帝国主义了。 二○○五年三月三日
张五常
成都高小勇正在为他的《经济学消息报》出版一套六册的经济散文结集，取名《经济学帝国主义》，要求我写个序言。我问：什么是「经济帝国主义」呀？他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一个「学」字。我问：什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呀？他说：你是这门学问的鼻祖，写的经济散文就是，西方要推贝加（G. Becker）了。
孤陋寡闻，没有听过「经济学帝国主义」。两天前在一本英文书中看到Economic Imperialism这一词，说来自贝加一九七六的论著。恍然而悟，知道指的是什么。贝加是老朋友，早就认识他，但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什么帝国的。我是个老人家，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耳闻目染，比后生小子知得多一点。让我在这里略说一下吧。
作本科生时听到森穆逊（P. A. Samuelson）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Queen of Social Sciences）。当时的理解，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axiomatic）的。「公理」是指无须证明或不可辩论的出发点，也即是作分析的基础假设（postulates），是对是错皆要首先接受的。行外人不容易明白。这里要说的，是所有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都是公理性科学（axiomatic science），但在社会科学中（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因此，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生物、物理、化学等）是完全一样的。
经济学的公理（三至五个，组合不同）是行内一般接受的。其中最重要是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individual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我俗称之为「自私的假设」。因为是公理，本身无须证明，而更重要是大家同意不容许有例外。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时争取极大化，有时不争取，或有些人争取，有些不争取。如果容许例外，逻辑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或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这样，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就不可能有解释能力了。
接受了公理，加上理论逻辑，推出可以被事实或行为或现象推翻的假说，然后验证其含意，是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的法门。这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只是经济学解释人的行为，而自然科学则解释物体的行为。现象不同，方法一样。
问题是，人的行为有多种，可以分门别类，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究竟是哪种哪类呢？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一般认为，经济学解释的是起于资源缺乏而导致的资源使用与财富分配等行为或现象。这样处理，经济学集中于市场分析。近百年来，视觉较广的知道，很多起于资源缺乏的现象没有通过市场——无价不成市。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失误，是不言而喻地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避去了非市场的分析。高斯（R. H. Coase）于一九三七年指出，交易费用导致某些物品没有市价，因而促成了公司组织的形成。该文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一九八二年，我指出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而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而起，把问题增加了深度。
经济学帝国主义起于市场之外的另一面：好些表面看来与资源使用和财富分配扯不上关系的行为，可以同样地用经济理论作解释。这观点起自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而现代的首要推广人是贝加。后者五十年代的博士论文题为《种族歧视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顾名知意，分析的是传统市场的题外话。其后贝加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等现象，皆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这些行为在贝加之前主要是由社会学处理的。不要忘记，早在六十年代，布格南（J. Buchanan）与杜洛克（G. Tullock）等人就以经济分析政治行为，与古典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
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理论，把解释的范围推广至人类的所有行为去，是把森穆逊的社会科学皇后提升为社会科学皇帝。这就是高小勇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了。
成功吗？有的，但说不上有大成，因为分析着实不易，而不少参与者走错了路向。大略而言，不成市的行为起于两种原因。其一是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没有市价。原则上可以有价，但没有。政治上的权力，组织的需求，文革时搞关系等都是例子。可以有价但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成价所引起的行为，处理虽然不易，但知道可以有价，知道利益「极大化」要选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用金钱或财富来排列选择，分析不会太困难。
其二就较为困难了。这是原则上没有市价的「物品」——交易费用如何也无价之「物」。例如个人的声誉（捐钱可以买一点，行骗可以骗一点，但一般买不到，骗不来），纯真的友情（李白要以桃花潭水深千尺来量度），父母对儿女的爱（有些轻于鸿毛，有些重于己命）等，有关的行为的经济分析很头痛。我们还可以加上自杀、恐怖活动等行为，头痛要再加心痛了。经济学公理说，损人不可以毫不利己，但我们有时不知损人的己利何在。
原则上不可能有市价的被称为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贝加与艾智仁（A. A. Alchian）皆认为要以功用（utility，国内译作效用）来量度。这方面，贝加的所有分析都用上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个中高手了。有不易处理的困难。功用是经济学者的思想概念，真实世界没有功用这回事。说争取功用极大化，是说一个公理，功用本身看不到，从何以事实验证呢？一个人跳楼自杀，说是争取功用极大化，不可能错，但那只是公理划下来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半点解释力也没有。
功用是抽象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理论往往要从抽象起笔。然而，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含义，一定要以两个或更多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变量从事。功用是抽象之物，我们要怎样把抽象推到非抽象的假说含意去解释行为呢？这是功用函数理论的主要困难，因为一不小心就走上套套逻辑的路。二十多年来，博弈理论的盛行更令我失望。不是说人不会博弈，也不是说这些理论言不成理，而是得个「讲」字，无从验证。
艾智仁明白功用分析的困难。他说要验证抽象的功用分析，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物品」有功用，又要知道争取这些物品的代价。我的观点，是如果知道了这些，采用抽象的功用理念是多此一举。这是因为非金钱物品虽然不可在市场成交，但原则上可与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换——正如我与儿女之间的爱不可以买卖，但放弃自己的某些金钱物品（例如工作时间）我可以多点与儿女相聚。这替换在边际上可以鉴定，可以观察，于是原则上可以用金钱量度来推出以事实验证的含意，放弃功用分析。
一九七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以上述的替换方法，用金钱量度极大化来解释盲婚、缠足、童养媳、妾妓、孝道、伦理、风俗等现象。该文没有受到重视，可惜可惜。那是我知道的唯一以金钱量度来广泛地解释社会现象的经济学文章，前不见古人，今不见来者，是区区在下的帝国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