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因此这就导致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外在事物所能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就如今而言，我们通常将上学看成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的效用是与现实社会中所需学历，亦可以说是知识结构层次有关的。超越社会所需知识结构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效用。但随着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不具备关系资本的个体从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获取的回报已经越来越低了。教育的这项长期投资给草根人士带来的收益期望越来越小，而投资成本越来越大，包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物质成本。这也是现在普通农村家庭孩子为何放弃在学校就读的机会而奔向其他学习领域，比如开挖掘机、学厨师、学裁缝、学理发等等。而具备关系资本的个体往往要获取较高的学历以打破同等关系资本条件，从而获取资本的机会(比如获取博士学位对于提拔有用，提拔得快)。因此学历的高低并不是能力的有效信号显示。这一点已经在人才市场上得到了有效应验。人才市场上，人力资源部对于人才的选拔主要是看招聘的人才与职位的匹配度，在此基础上，如果个体不需要更多的培训成本，如果个体拥有更多的经验资本等，这些个体往往会获得人才市场的青睐，而博士群体对于企业而言，一则没有足够成本来支付获取博士学位的个体要求企业应付的费用；二则，获取博士学位的个体不具可塑性，甚至有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企业不好驾驭；三则，企业内部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具备博士学位的个体可能有较强的竞争力，如果将其纳入企业内部，原来在位者可能会担心失去职位，因此极力阻止高学历的人才进入。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再回到效用这个问题，首先，对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个体而言，如果他并不是在位者为获取更多的资本而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他就是一般个体将攻读博士学位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而言。此时的人力资本投资就可以完全看成一种消费了。
但我们从概率的情况来看，一般上好大学的个体往往获得较多物质财富的可能性越大。由于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厌恶的，我们往往记住我们讨厌的东西，而忘记我们羡慕的东西。比如我们往往可以记住买猪肉的清华大学学生，而忘记中国大多数富翁都毕业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