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借贷火爆，利率蹿升至令人咂舌的高位，“三分利”成了新的基准利率。一时间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各种咨询和财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成为投资的热门。表面看，债权人是借贷交易的受益者，但他们面临巨大的违约风险，吴英案绝不是最后一个。一些债权人暴力催贷，甚至债务人的反报复，更是危及当事人的人身安全。追本溯源，民间金融的火爆恰恰缘于ZF对金融业的管制，民间融资渠道严重受限，中小企业不得不寻求地下交易。同理，利率的高企也缘于ZF过山车式的政策调整，实业投资存在刚性却无法对政策做出预期，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融资与信贷的错配，因此高利贷对经济的影响弊大于利。畸形的民间融资市场能否改观？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投资者而言，参与民间借贷市场须谨慎，高风险是高利贷的固有属性，并不适合所有人。??景兴宇   赵震宇   张海云/文

　　“景老师，我的朋友跟我借5000万元，一年期三分利，利息我提前预扣，这样我给他的现金只有3500万元，我实际收益达43%，而且他把一栋酒店的房产证抵押给我，你说这哪里有风险？”年届50岁的吴总曾是我的学生，是广东省一家房地产商，有一大堆社会头衔，在当地算是个名人。

　　高利贷可以做到没有风险！像吴老板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事实如何呢？我们不妨把视角拉长，全面分析当下高利贷市场的状况。
　　今天的民间借贷市场范围之广，额度之大，利率之高，实属前所未有，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除了典当行重现江湖外，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名目繁多的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纷纷兴起，高利贷似乎迎来了一个持续繁荣的“春天”。

　　高利时代

　　“三分利”、“驴打滚”向来是社会舆论抨击旧社会高利贷者盘剥穷人的代名词。电影《白毛女》诉说了一场经典的悲剧：农民杨白劳欠地主黄世仁25块大洋，年息三分（即年利率30%），因无力偿还，最终被逼以女儿喜儿抵债，自己在除夕夜喝卤水自杀。

　　顾名思义，高利贷是指以较高利率达成的借贷。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停滞和ZF打击的双重制约下，经营性高利贷基本绝迹。然而，在经济发展驱动和ZF金融管制的挤压下，当下的高利贷市场发展日渐迅猛。杨白劳的不幸遭遇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通胀严重（华北地区的年均通胀超过13%，1937年物价上涨更是高达30%），其借款的实际利率约为15%。考虑到物价因素，目前的利率水平恐怕已经大大超过当年。在开发商看来，向“黄世仁”借钱甚至好于发信托计划。

　　目前，温州多达90%的老百姓直接或间接参与高利贷业务，俗称“人人贷”。2011年9月，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新增存款较上月骤减4200亿元，分析认为，民间借贷成为分流银行储蓄的主力。

　　前些年民间高息借贷主要兴起于浙江的温州和义乌，早先大多是短期借款以应付的货款周转资金或“过桥贷款”，期限长则一两个月，短则三五天，由于期限短、额度低，利息差异不大，债务人对利率并不很敏感，因此利率通常超过15%。目前，在民间财富比较集中的浙江、广东、山西、蒙西和陕北等地，单笔借贷规模几亿元的已毫不新鲜，一年期借款的利率水平已经普遍高于30%。典当行的利率有一定的参考性，比较温和的做法为月息三分，即年利率36%，有些年利率水平甚至超过50%。

　　以鄂尔多斯为例，这座边城凭借“羊煤土气”迅速致富，2010年GDP达2643亿元，人均超过2.5万美元，财政收入高达538亿元。根据住建部与高和投资的估计，2010年底鄂尔多斯民间信贷资本超过2000亿元。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不含个人消费贷款）只有GDP的50%（一般城市银行的信贷总额都会超过GDP总额），民间借贷是推动该市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组织形式多样，总数超过一千家，差不多每百人就一家。2011年，鄂尔多斯的民间拆借主要投向煤炭、能源和房地产，月息维持在3-5%的高位。

　　2011年，房地产业被逼入绝境，开发商发行的债权性质的房地产信托和基金，其包含发行费、信托费、托管费乃至人情费在内的实际融资成本已经超过20%。

　　银行推波助澜

　　面对火爆的民间市场，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也不甘旁观，通过各种变相手段参与发放高利贷，成为背后推手之一。

　　一种简单的方式是通过高息揽储用于理财项目。比如以10%的利率揽入1亿元，其中3.5%的存款利息给存款人，另外6.5%由银行跟存款人按协议分成，转手把这笔款作抵押，再以15%的利率贷给信托公司或担保公司，即可赚取500个基点的利差。信托和担保机构再加价贷给资金需求方，形成一个完整的高利贷业务链。

　　还有一些更复杂也更隐蔽的方式。譬如银行发放1亿元贷款，但规定借贷人不能直接使用，必须转存至另一银行网点再贷出来，于是1亿元被借贷了两次，6.5%的贷款成本自然放大到了13%。另一种形式就是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对其资金用途放松监管，国企将资金存入旗下的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再以“贷款委托”等方式放高利贷，获得收益再与银行分成。

    在这类灰色操作下，国有经济以强硬的金融手段“分享”了民营经济的成果，不但让银行获得暴利，也很容易滋生腐败和权钱交易。

　　不对称的双刃剑

　　任何经济手段都是双刃剑，高利贷在某些情况下是民间融资的正面补充，但其负面似乎更加锋利。

　　大银行的触角难以覆盖承载着中国主要就业和税收贡献的小企业，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高利贷对于“小微企业”具有积极作用。如果因资金缺口拒绝一笔订单，可能会引起客户对企业实力的怀疑，高息过桥贷款客观上维系了公司的信誉和形象。高利贷恰好可以满足企业短期资金周转的需求。如果产品或服务的周期短，是可以通过“过桥贷款”应急的。

　　这种高利贷在其他地区也存在。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地区的民营企业中，48%曾用过高利借款，高利贷的规模占到社会总贷款规模的35%。

　　然而，过高利率的高利贷对经济的冲击日益显性化。

　　高利贷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和资源价格。以北京市四环周边的商品房为例，假定楼面地价1.5万元，综合开发成本5000元，那么房子的基础成本是2万元，如果从缴纳土地保证金至销售回款的平均周期为2年，以25%的年息计算，开发商的实际成本就达到3万元，这还没考虑额外的税费。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ZF是真正的幕后赢家，开发商不过是打工仔。如果政策调控继续，必然有越来越多的开发商资不抵债甚至破产，无力还款从而引起的违约将风险转嫁给债权人。

　　Pre-IPO与能源行业一样，日渐成为资源型、关系型业务，演变成高利贷与PE腐败的结合体。

　　利率高企谁之过

　　面对民间利率高企，ZF难辞其咎。

　　其一，金融资源几乎完全被ZF垄断。股票发行需要证监会审批；企业债需要发改委审批；信托投资计划名义上是备案制，但实际操作中如果不能及时收到银监会的受理回执，项目就会被拖黄；即便原本操作灵活的股权投资，也大幅上调了投资者的准入门槛（投资者出资额不低于1000万元），发改委的红头文件还规定“闲置资金只能存放银行或用于购买国债等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国家发改委2011年11月颁布《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将PE投资的大门重重关闭，仅留下一条窄窄的狭缝。金融通道过于狭窄，“阳光”小路一条条被封死，民营企业不得不求助于“地下”融资，游走于监管的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成本高是必然的。

　　其二，过山车式的调控误导市场预期，朝令夕改、大开大合是中国式经济调控的积弊。短短几年内风电和水泥等行业便从政策鼓励转为政策限制，2008年底提出的“四万亿刺激经济”口号余音在耳，就调头收缩银根抑制投资；2010年开始打压房地产，2011年上半年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越收越紧，融资成本迅速抬升。2011年底，两年期信托投资计划的年化收益率已达15%，综合考虑信托的渠道费（年费率已高达2.5%）、发行费（年费率一般不低于2.5%）和托管、律师、审计等费用，开发商的实际成本已超过20%，还不算是否能够发行成功的风险，以及在过程中需要打点的人情费。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融资需要统筹安排，一旦上马无法停滞，否则又变成烂尾工程。调控造成投资与融资错位，市场忽冷忽热，结果损害投资者利益，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第三，税负过重推高高利贷成本。对于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基金和投资公司来说，不仅要承担贷款本身的风险，过重的税负也迫使其不得不推高借贷成本。税法规定，利息所得需缴纳20%的所得税，营业税等税种的税率超过5.6%，如果进一步考虑委托贷款、资金托管（往往是ZF强制的）的手续费，实际税负可达利息收入的40%。简单算下来，想得到10%的回报，向借款人收取的利率须在16%以上。假定违约率超过10%，那么利率起码要30%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

　　利率不高才是怪事。

　　“高利贷”的商业模式总体上不可持续

　　试想，谁敢付这么高的利息借钱？一部分是拥有特殊垄断资源的企业，包括房地产、能源、Pre-IPO等项目；另一部分则是流向了物流、零售等服务业，当然也有制造企业，不过，这类企业通常只将高利贷资金用于过桥贷款，不敢长借，因为它们本就处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毛利率不高，根本难以负担成本较高的“高利贷”。

　　资源和房地产企业都有将成本向下游消费者转移的能力，结果无疑是不断推高了房价和资源价格，而这将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严格限制，到头来反逼借贷企业出现现金流危机。而后一种情况，大量中小企业在规模小利润薄的情况下，只能借新还旧，无异于饮鸩止渴。

　　高收益 高风险

　　古往今来，高利贷一直形象不佳，安全性是一大问题。高利贷的高风险本质至今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不受法律保护

　　民间借贷属于民事行为，受到民法（合同法）的约束。

　　《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条文的意思很清楚：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就是高利贷，尽管高利贷并不违法，但超出部分的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来源： 《新财富》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