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经成了时下最为时髦的词汇，几乎在所有关于经济改革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但是，它们的定义却有些语焉不详。许多教材和论著，包括相当权威的，都隐约将它们分别定义为：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事前和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所以骨鲠在喉，非说出自己的理解不可，尽管它也不无可批点非议之处。

“逆向选择”应该定义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譬如，二手车市场应该率先成交质量较好的旧车，可实际上却是质量较次的旧车。因为，二手车市场按车的平均质量定价，质量较好的旧车，其质量高于价格，车主不愿意进入这个市场。而质量较差的旧车，其质量却低于价格，该市场就会充斥质量较差的旧车。旧车交易就不像一般的商品市场那样，交易的序列按质量由高向低排列，而是由低向高排列成交。保险市场也是如此，保险公司希望获得较为健康的客户，以减少保险公司的理赔，可实际上相对病弱的客户更有投保的积极性，于是保险公司往往拥有的客户不是由健康向病弱排列，而是倒过来，这才是“逆向选择”。它与信息不对称有关，如果买方知道旧车的价格高于它的质量，他们不买；如果保险公司完全知道投保人的情况，并要求病弱者多付保费，“逆向选择”也就不会发生。如果旧车的出售者诚实得不想赚质量低于价格的差价，投保人也坦诚得乐意多付保费，“逆向选择”同样不会发生。显然，“逆向选择”的含义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有关，却绝不是这两者所能够涵盖得了的。因为，高质量的旧车主了解自己车的质量与价格的关系，保险公司也了解自己的优良客户，它们既没有信息的不对称，也没有机会主义行为。所以，“逆向选择”只能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而不是任何一个市场参与方的事前选择。

“道德风险”指的是人们享有自己行为的收益，而将成本转嫁给别人，从而造成他人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经济主体获得额外保护的情况下，它具有非常普遍一般的意义。譬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了避免银行经营失败引发社会问题，所以要给商业银行提供贷款保护，这就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因为，商业银行，包括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们一定要将贷款（经营）规模扩张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阶段，如果没有联储的保护，它们享有贷款规模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对等，这就没有道德风险。但如果联储提供保护，商业银行贷款（经营）的风险相应下降，防范风险的成本为联储承担，商业银行的边际成本下降，它们势必相应扩大信贷规模，从而更多地享有贷款的收益。这种利用保护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商业银行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因为，社会承担风险来自商业银行的行为，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造成的风险小，社会承担的风险也不大。在联储提供保护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社会承担的风险相应扩大，但是，商业银行承担的部分仍然不变，差额部分则为联储承担。显然，没有联储的保护，商业银行的道德水平不下降，社会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就小，这就是额外的保护引发的道德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和行为没变，只不过联储保护与否改变了它们的边际成本，刺激信贷规模和风险的相应变化，所以，商业银行既没有机会主义行为，也不存在事后的选择问题。只要有保护降低经济主体的边际成本，就难免会引发“道德风险”，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纳关于计划经济对企业的“父爱主义”，势必导致企业效率下降的论断，就是对“道德风险”的最好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