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人类出于对秩序的需要而需要一个政府。维持公权力机构运行的费用叫行政管理费，这笔钱能初步框算出一个社会的直接管理成本。

中国1978年的行政管理费为52.9亿，2005年飙升至6512亿，剧增123.5倍。年均增长19.5％，超过GDP增速约1倍，占财政总支出额3.4万亿的19.2％，约1/5。等于每5元税赋就有1元被用于社会管理。2005年，行政管理费净增支990亿，同比高于美国2倍、法国3倍。而同期财政支农的资金额为1792亿，全部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716亿，转移支付不发达地区195亿，环保的财政总支出133亿……。

在按功能分类的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速只配做“亚军”，“冠军”被较灵活的“其他支出”夺得：从1978年的35.4亿猛增至2005年的6673亿，绝对数和增速都压倒了行政管理费。我国南方某大城市公布的财政“其他支出”竟然占到总支出的39.9%。

“其他支出”通常由政府行政首长支配，其中一个很可观的比例被用于补贴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但这还不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最终成本。有些部门利用公权力“创收”形成五花八门的预算外收入和“小金库”，至少有1/3流向行政办公经费“不足”的部分。假定体制条件不变，我国公、检、法系统办案经费确有较大缺口，未来还应逐步增加。把上述各项加起来算一算，管理中国这个社会，成本一共是多少？

需说明，花费超过1/4税收所安排的就业人数为1241万人，这当然不是全部“吃皇粮”的人数（3817万人，不包括军警人数）。社会管理机关直接带动的辅助就业率平均不超过1/4。后者工资很低，也没有其他福利。这样算下来，2005年中国供养每位公职人员的总花费为人均5.25万，而其名义工资只有2.05万。

20多年来，政府建新办公楼、改善办公条件确实要花些钱，但总归有限。以下几笔年度开支或能省下来，一是公车开支近四千亿，二是公款吃喝开支超两千亿，三是出国考察约三千亿，三项共计约九千亿。按最保守计算，为数一半还需糜费四千五百亿之巨。

政府花钱多固然与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有关。对于政府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勇担无限责任的形成机制，政府的确有被动的一面。暂且抛开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需要技术改造、升级问题，有一个因果关系是清楚的：当中国人拙于自治、自我管理经验时，客观上必定赋予政府庞杂的社会管理职能，乃至无限责任。当中国人希望政府更全面地打理好自己身边的一切公共事务时，应当反思的问题包括，中国人究竟更热爱自由？还是更挑剔政府这个“高级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