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是衡量“国民收入”增长结果的尺度，而不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结果。那么，什么是“国民收入”？国民财富就是国民收入的积累（亚当·斯密），就是“经济财货”，是“能够满足人类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的商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米塞斯，《货币与信用原理》），就是“享用物品”（欧文·费雪，《利息理论》），“享用物品”的过程就是“消费”。所以，“需求的满足”才是经济之最终目的；所以，“货币在花费以前是没有用处的，用货币购买到的享受物品才是最后的收入。”（欧文·费雪，《利息理论》）既然经济之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经济之手段就是交易，这一点已经无须证明。所以，贸易生财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那么，任何经济政策制定的唯一目的，都应当是为促进交易之进行。

    一、“转速表”当“引擎”－重商主义之祸

    尽管GDP作为标尺本身存在不少缺陷，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工具。衡量GDP没有直接的方法也是最方便的计算方法是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进行累加。换句话说，要想知道“国民收入”在过去的一年中是否增加，我们没有办法用一把尺子直接测量，必须使用三把尺子分别测量。这三把尺子本身，仅仅是衡量“国民收入”增长程度的测量工具，而不是“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或者说，这三把尺子，就相当于汽车引擎的转速表，而不是引擎本身。但是对于大多数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而言（其中以大多数“经济学者”为甚），“转速表”却被看成“引擎”，所以 “三驾马车论” 就此被杜撰，并且居然能够深入人心？！

    “消费”理所当然是“国民收入”的直接构成，可是“净出口”也是“消费”：“净出口”为正，意味着国外居民的消费；反之则意味着国内居民的消费。因此一国“净出口”的正值，即便不代表该国“国民收入”的减少，但也绝不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那么，“投资”又是什么东西呢？马歇尔说，投资是“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经济财货”；米塞斯说，投资是“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生产财，或高级商品”。所以，GDP的真实公式应当是：GDP＝ “直接消费的商品（服务也是商品）”+“间接满足消费的商品。那么，怎样才能知道“生产财”是否能够“满足人们需求”呢？只有市场知道，企业知道。所以，投资的主体只能是企业，ZF投资只能作为辅助。有效的ZF投资必须也只能以促进交易为目的。

    把“转速表”当作“引擎”引发两种恶果:

    一是在重商主义和“拜金教”思维的支配下，中国ZF长期实行管制汇率、出口补贴和进口税壁垒，导致1994年开始“净出口”长期为正值，并且在2005年之后其占GDP的比值保持在6%以上的高水平。这就意味着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有6%左右的“水分”。为了实现促进出口的目的，中国居民不得不承担两种税收：一是出口商品的价格补贴；二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税”。中国的净出口已经荒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出口企业用出口商品换回来的是RMB？！既然如此，还不如ZF直接给出口企业家和雇工发放RMB，那样还无需建设工厂生产商品来出口。

    二是大量投资由于是ZF主导而非市场主导，越来越多的投资既不能降低交易成本，也无法提高交易效率。由此产生的“无效投资”不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为目的，是为了“投资”而“投资”，又构成GDP的“水分”。不仅如此，投资改变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规律，它不但在投资伊始快速带动了基建相关行业的繁荣，而且会在投资无法持续时带给这些行业灾难。机械、钢铁、水泥这些行业就正在从繁荣步入灾难。

    因此中国ZF每年的“保8”只有数字意义而没有收入意义，是人为调整“转速表的刻度”而非“维护保养引擎”。最终，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2010年居然下滑到48.1%！“8”的背后，是中国的真实GDP已经停止了增长。

    二、“货币”当“资本”－凯恩斯主义之祸

    交易离不开货币，因为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并且仅仅是交易之媒介。经济财货只有两种：消费财和生产财，而货币既非生产财也非消费财。所以，货币根本就不是资本。“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如其过多，就会使国家不那么灵活行事；如果其过少，也会使国家发生毛病。” “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威廉·配第，《献给英明人士》）“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的大工具。把收入分配给那些应得收入的人，固然靠了货币所包含金银的流通。但是那金块或者银块，决不是收入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国富论》）所以，货币政策的唯一目的是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数量，既不存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也不存在“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的唯一目标，则是要让货币流动起来，循环起来，“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财政政策与其说是“财政政策”，不如说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所以货币既是交易之工具，也是分配之工具。离开了公平，也就没有了效率。“自由放任经济”固然造就了工业革命和19世纪中晚期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但是最终也成为引发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的重要根源之一。矫枉过正的“罗斯福新政”的终极意义在于：货币的流动与数量同样重要。

    但是中国ZF的经济信条是凯恩斯主义，即通过不断增发钞票来刺激经济。不仅如此，中国ZF对经济的全面强力干预不是“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而是“把收入分配给ZF认为应得收入的人”。所以中国经济的另一棵“毒瘤”就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在货币指标上就是流通速度越来越慢。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对经济的唯一“贡献”在于：货币的集中使得通货膨胀压力不至于极端化。

    另一方面，对货币数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的“中国式利率”，不但强行把存款者应得的收入分配给贷款者，更导致资源配置结构严重扭曲：低利率诱使资本投入回收期更长的产业，比如制造业。然后当市场利率（在中国被称作“高利贷利率”）随着货币数量水涨船高之后，制造业顿时全面陷入困境，因为当初的投资已经很难收回。市场利率高涨之后又驱使资本投向投资回收期更短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因此，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无论如何打压，总是越压越高，“就是没办法”。所以，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伪两难境地”：放开金融管制，高利率将彻底击垮大多数基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从而压垮银行业；不放开金融管制，货币政策行将失效，危机暂时被掩盖，但是问题却会越来越严重。

    既然货币只是交易的工具，那么“增加货币数量，除了能够提高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之外，别无他用。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增加货币数量可能会刺激产业增长，因而会对产业有一些影响，但在价格稳定之后，就没什么影响了。”（大卫•休谟）反对“货币数量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师就是凯恩斯，结果同样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日本央行却发现日本经济深陷泥淖：无论如何增发货币都无济于事。

    中国ZF必须牢记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一书序言中的教诲：“货币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如能使商品劳务之进行较物物交易（barter）更为顺利，即可谓完成其使命。若企图从货币方面展开经济改造，除了通过信用之扩充而予经济活动以人为刺激之外，不会有任何重大成就。我们必须重复强调者，此项刺激势必将导致危机和恐慌，经济危机之循环发生，乃是ZF不顾过去经验之教训及经济学家之警告而企图以增加信用方法来刺激经济活动的后果。”

    三、以“调控”之名－“万能ZF”之祸

    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也是唯一动力是“需求”，而“需求”是不可能被“调节”的，更不可能被“控制”。一个人每天需要消费1公斤粮食，难道他会因为“调控”而改变消费量吗？那么，经济也就不存在“调控”之说。对中国经济腾飞至关重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调整”，更不是“控制”，而是“放弃调控”。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调控”之说同样深入人心，几乎人人都认为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定向爆破”的“调控”方式解决。于是，借“调控之名”，ZF对经济的干预几乎无以复加：已经走到死胡同尽头的户籍制度依然如故，经济垄断程度也几乎达到30年来的顶峰。所以，“调控”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比如“家电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的“救市举措”，不但起不到“救市”之初衷，反而由于扰乱了供需而带给家电业以灾难。投资所带动的基建行业同样如此。楼市和车市的“限购令”，更是意味着“调控手段”的登峰造极。温州和广东的金融改革，与其称之为“改革”，不如说是“心理治疗”。直接一点说，所谓的“调控”，其实是在为危机推波助澜，“好心办坏事”。

    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是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道路上，因为需求只能是“人的需求”，不是企业的需求，更不是国家的需求。“以人为本”，才是改革的唯一目的。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对占人口半数的农民子女的教育歧视和畸形的教育体制，因为这意味着下一代中国人缺乏足够的正常教育。我们不禁要问，缺乏教育的国民凭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中国ZF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所谓的“渐进式改革”，这只能让人理解为：“慢慢地改正错误”。

    无论如何，保罗·克鲁格曼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发源地。任何错误都必须付出代价，早晚都要还。不过得益于老百姓的储蓄习惯，这一轮经济危机，绝不会象有些人预测的如“大萧条”那般惨烈。但是受制于系统性缺陷和没有终极目的的“渐进式改革”固有思维，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将会很长，恢复难度也会极大。如果说10年前中国经济可以通过ZF对银行和国有企业救助得以恢复的话，今天，单就银行和企业的货币化规模而言，几乎没可能再通过这种办法救得起。而这种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银行和企业的方式，其合法性在今天也会受到极大的置疑。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除了真正实行市场经济，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