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起了增税计划，承诺对个人收入超过100万欧元者的边际税率增至75%。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试图将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恢复到前总统小布什减税前的水平。他对高收入的界定是个人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然而，对高收入者增税并非良策。

　　几十年前，美国和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对高收入者采取高税收政策。1960年，美国的所得税边际税率的上限为91%，全世界对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低于70%。后来，由于高税率的种种弊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降低税率的革命。就连瑞典这样的传统高税率国家，也将所得税税率的上限大幅降低至55%左右。20世纪80年代，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一致，将所得税税率的上限下调至28%(对一小部分高收入者，这一上限为33%)。此后，排除本轮经济危机的影响，GDP增速相当可观，既然如此，为何现在要求对所谓的“富人”再度增税的呼声还会越来越高呢？

　　研究表明，在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较低的情况下，劳动者会增加其工作时间，反之亦然。此外，当家庭所得税税率较高时，女性就有可能放弃工作，全职操持家务，而不是简单地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税率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不容小觑。

　　此外，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如果按照奥巴马的提案，在已经很高的税率基准上再增加几个百分点，那么即使增税对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影响较小，劳动效率也会大受损失。

　　奥朗德和奥巴马提出的增税方案，即便保守估计，也会有50%的概率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虽然税率增加，但工作时长和绩效却相应减少；二是虽然有了额外的税收收入，但生产效率却相应低下。我认为实际上出现这两种结果的几率远远大于50%。这种结果值得ZF大幅提高税率吗？

　　即使提高富人的税率对其工作绩效影响轻微，以至于税收收入确实有所增长，鉴于绝大多数税收来自于其他98%的纳税人，税收收入也并不会大幅上涨。即使是在劳动供给处在最佳状态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也只会略有增加，这样的增税方案对预算赤字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新增税收收入根本不足以再分配给低收入家庭。

　　对富人增税很可能会减少税后收入的不平等。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加剧，是很多人主张对富人增税的重要原因。很多美国人对如下现象感到不满：即使公司业绩欠佳，CEO依然可以获得高额奖金和期权；即使银行错误决策引发金融危机，银行家们依然可以大赚一笔。

　　我非常理解这种不满情绪，但是，对高收入群体增税于事无补。因为高收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专业人士和小企业主，而非大企业高管和金融界人士。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制定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阻止“大而不倒”的银行承担过度风险，从而获得不合理的救助。

　　前面提到，即使增税只是令高收入者的工作时长和绩效稍有减少，税收收入并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然而，如果增税严重打击了高收入者的工作绩效，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导致高收入者工作热情降低，创业动力减弱，人力资本投入减少，出国投资，甚至移民国外。法国高税收政策已经导致许多有才华的法国人去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作。

　　我的结论是，增税的预期收益极有可能为负值。过去50年间世界范围内降低边际税率的大趋势，可能主要源于高收入人群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施加的压力，但是，在分析了增税的预期成本与收益之后，有理由认为，ZF还是应该降低边际税率。

作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来源： 财新《新世纪》2012年0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