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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都重视创造，而轻视模仿。殊不知，任何创造，还有现在我们天天念叨的“创新”，都是从模仿中来的。我这样一说，可能就要受到人家的质疑，说，你怎么就重视模仿呢？创新、创造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啊。但我要反问一句：如果我们不从模仿开始，我们又怎么会有创新呢？我是长期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人，我很反感现在填什么项目“申请表”都要写“创新点”。我对自己不这样要求，我对我的学生也不这样要求，我只要求自己认真和努力读书或调查，只要求学生认真和努力读书或调查，然后有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再把这些心得和体会用理论构想出来，用顺畅的学术语言表达出来，这就够了，至于有没有创新，任人评说，你自己说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创新，这话自己怎么说得出口？

    我现在天天练书法，我一直在模仿王羲之，模仿他的《兰亭集序》，我模仿了差不多三年，还是没有模仿到他的那种水平，我于是不敢写字给别人。我这一辈子，如果我的书法由于模仿王羲之，达到他那种秀丽多姿、行云流水、错落有致的水平，我也就满足了。至于创新，我不太敢想。我对自然科学研究不太懂，但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学生，就一定会觉得既然是一个学生，首先是要学习，首先从模仿你的老师（如果这位老师确实功力不凡、治学有道、学力深厚的话）开始，模仿到家，模仿到极致，在这之后方有才可能有所发现，有自己的创造，也才有可能超越你的老师。

    最近读胡适，他的关于模仿的说法，深得我心，我引出来跟大家交流。胡适在1934年的发表于《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信心与反省》一文。文中对寿生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过分吹嘘中华古代文明，不以为然。特别对那篇文章提出的中国人“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较缓”的论点提出批评，认为这话是“无稽之谈”，是懒惰的士大夫捏造出来的为自己遮丑的话，胡适强调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胡适说：“事实上是相反的，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于创造性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是从模仿出来。我们不要被新名词骗了。新名词的模仿，就是旧名词的‘学’字；‘学之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话。例如学琴，必须先模仿琴师弹琴；学画必须先模仿画师作画；就是画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得熟了，方法练得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工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学人的长处。不肯学如何能创造？”这段话道理说得很透彻，又极富于启发性。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有点进步，就是从模仿人家的东西开始。大到法律制度、企业制度，小到一个汽车零部件的改进，都是模仿人家的结果。不要自己刚刚有点东西，就摒弃学习人家的态度。从民主到法治，从科学到人文，有许多东西都还是要从模仿开始，即从“学”开始。“模仿”就是“学”这一点是胡适讲得透。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单位、一个人，总是希望把人家的优长“学”来，而且永不满足，学到“熟能生巧”的地步，那么我们将迎来我们自己的创造的时代。若果过多讲自己的特殊情况，说这不能“学”，那不能“学”，以模仿为耻，以固守为荣，那么我们的希望将很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