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曾流传过“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故事。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做过一个实验：让空心与实心的两个铁球同时从塔顶落下，两者同时落地，从此证明了“重物下坠速度比轻物快”是错误的。这个故事是拙劣的杜撰，伽利略用逻辑推理证明了该观点的错误，并没有做实验。但是，假如伽利略真的去做这个实验的话，他会得到一个尴尬的结果：实心铁球的确先于空心铁球落地*。这个例子说明，逻辑思辨比实验更可靠，缺乏逻辑思辨而盲信实验数据是危险的，因为实验数据可能“支持”或“印证”一个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逻辑思辨是不可或缺的、主导性的工具；实验则作为辅助手段，用以验证逻辑思辨的结论；而且，实验的设计与数据解读也必须以充分的逻辑思辨为基础。（*考虑空气阻力主要取决于铁球的体积与下落速度，两个铁球所受的空气阻力相差不大；而实心铁球质量远大于空心铁球，则其阻力加速度远小于空心铁球，因此实心铁球会先落地。）

在经济科学领域，计量经济学是一个重要的工具。类似于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计量经济学可以从经济理论中导出验证条件并验证理论的结论。大约是2012年，当时央行领导曾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计量经济学理论已经发展很完善了，以后经济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合适的数据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处理*。该领导将计量经济学视为经济研究的主导工具，数据处理则是经济研究的主要任务。这就好比在自然科学中，认为实验比逻辑思辨更重要，这显然是本末倒置。（*因为已经找不到该文献，无法引用原文。相信有不少人曾看过该文，此处所述大意与原文本意应无偏差。）

不幸的是，这类观点是主流认知。当前经济学界的现实就是：计量经济学已成为主导性的研究工具，而逻辑思辨的重要性被忽视*。经济类学术期刊的稿件录用首先看有没有计量模型与数据。尤其是所谓的“权威期刊”，对于普通作者而言，没有计量模型的文章绝无可能被录用。而在金融学领域，由于所有权威期刊均为银行主办，这种倾向则更为明显。一篇典型的学术论文，前面所谓的“理论分析”部分基本属于滥竽充数，真正重要的是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即所谓的“实证分析”部分——这才是决定论文是否被录用的关键。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工资奖金、学位、职称、课题、奖项申报等统统与论文发表挂钩。因此，学术期刊是指挥棒，其导向塑造了整个学术界的生态。长期以来，这种“重计量轻逻辑思辨”的导向已然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其实，全世界经济学研究均有这种倾向，只不过在国内程度更严重。）

1.逆向淘汰效应

计量经济学的应用有前提条件。首先，计量模型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之上。犹如一座冰山，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仅是在水面之上的部分，而基础的逻辑思辨才是隐藏于水下的主体部分。基础理论分析包括概念定义是否清楚与准确、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明晰，是否遗漏重大影响因素等等。以前文的例子来说，遗漏了“空气阻力”这一影响变量，因而实验结果给出了错误结论。其次，要有合格的数据。包括数据的代表性*、数据采集的质量、数据本身是否受额外因素影响等等。（*数据代表性是指，数据是否准确反映对应变量的变化与影响。例如模型变量是需求量，对应数据可能采用销售量，但“销售量”能否代表“需求量”就是需要考虑的。）

计量模型是否有充分而严谨的理论分析，这一点并没有量化标准可以衡量。因此，大多数审稿人主要看后面的数据处理是否规范。如此一来，学术竞争比拼的不是逻辑思辨能力，而是谁能占有数据并熟练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在这种导向之下，经济学人逻辑思辨能力被大大弱化。另一方面，那些具有创造性逻辑思辨能力的经济学人则很难按自己的风格发表论文。在学术界，不能发论文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空间。由此产生逆向淘汰效应。

2.学术伦理问题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写了一句话：“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这话大错。学术的目的当然是求真（“求对”）。“可能被事实推翻”（即“可证伪”）是科学的规则，而不是目的；张五常把规则与目的混为一谈了*。学术的种种准则与规范都是因“求真”的目的而设立，是为之服务的。例如逻辑的规则就是为了甄别“对”与“错”，而“可证伪”也是为了逼近“真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求真”的目的被取消时，学术规则就失去了意义。（*有人说，既然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科学也不可能“求真”。这说法也是错误的：正如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甚至什么是“善”也有争议，但这不妨碍人应该向善而行，努力做个好人。）

学术界丧失“求真”精神，是令人悲哀的现实，也是导致普遍性学术伦理问题的根源。笔者早年曾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后来再也不去了。所谓的学术交流，就是讨论如何发表文章、申报课题，至于学术观点的与对错，没人在乎也没人关心。如果试图跟人讨论对错问题，会被人当精神病一样看待。今天高校所谓的学术讲座，绝大部分也是如何发论文、报课题的经验分享，跟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关系。

熟悉统计科学的人都知道，用数据能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你的目的。如果你的目的是“求真”，那么你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也许没有，——但无论有或没有，这个结果都是可信的。假如你很幸运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大多情况下，远远不够写一篇漂亮的论文。但是你确实很需要发表论文，这时候就有很多选择，比如换一批数据、选择性删除一些数据，甚至直接篡改数据。总之，可以得到你需要的结果并写出一篇漂亮的论文，——但是这论文的结论是不可信的。  

学术界的主要产出就是期刊论文，各类研究课题多以发表论文为最终研究成果。国内期刊每年发表成千上万篇实证分析的论文，而现实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合格的数据。又何况，即使有高质量的数据，还需要有足够的逻辑思辨能力。因此，很多实证分析论文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3.学术研究脱离现实。

在“重计量轻逻辑思辨”的导向之下，学术研究的选题就是追逐数据而动，而不是关注现实问题。细数近些年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爆雷、P2P爆雷、村镇银行爆雷、房地产爆雷等等，种种爆雷事件经济学界几乎从未事前预警、也绝少事后总结。一是，因为现实问题缺乏足够多的现成数据，无法用计量经济学处理，因此也很难发表论文；二是现实问题的分析需要较强的逻辑思辨能力。

4.经济学教育的隐忧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计量经济学的应用这类技术性工作将完全被AI取代。这不仅是因为AI有能力胜任，更重要的是，使用AI可以避免相应的学术伦理问题，因而其结果更可靠。但是创造性的逻辑思辨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永远不可能被AI取代。然而，在“重计量轻逻辑思辨”导向之下，中国经济学教育还在源源不断地培养工具性的技术人才：大量经济学人缺乏系统的逻辑思辨训练，却仅凭掌握某技术手段（计量经济学）就可以拿到各种学位。这些人将来何去何从值得深思。

笔者由于自身研究风格不合时宜，发论文一直是老大难的问题。大概十年前，笔者曾跟余永定老师说，我打算用排队论重建货币数量方程。货币数量方程是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此后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在今天看来它已经过于陈旧了。笔者思考了几年，后来放弃了，因为发不了（高等级期刊）论文，就没有收入来源。作为高校教师已经二十多年，笔者从未发过权威期刊论文，也从未成功申报过课题，当然也就评不了高级职称。

然而，这些年来，笔者的不少政策建议被中国央行采纳，当然还有本应采纳而实际未采纳（或打折采纳）的情况。试列举如下（具体文献见附录）：

①在2013年以前，中国央行几乎每个月都会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但是自2013年起，央行不再频繁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为每年1.33次。这种转变，显然是因为笔者在2012年12月发表的论文《人民币国际化新思路》中，强烈反对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原文说“频繁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绝非明智”）。（*除2009年以外，因为这一年货币政策极度宽松，存款准备金率降无可降。）

②笔者在2012年论文中强烈建议中国央行“应当增持黄金”。但是中国央行直到2022年才开始大规模增持，此前仅有小幅增持黄金。

③2020年3月发表的《货币的价值基础与中国汇率制度选择》一文，对当时央行“汇率保7”政策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当让人民币汇率自主浮动。此后，中国央行的确减少了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政策动向是倾向于让人民币汇率的自主浮动。

④《货币的价值基础与中国汇率制度选择》（2020年）预测了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该预测在此后迄今得到了验证。

⑤在2021年2月发表的《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及金融监管思考》一文中，总结了线下借贷中介的三种模式，并明确指出这三种模式均“不可持续”（即会爆雷）。其中“原始模式”主要是指“中亿佰联”；当时已经爆雷。而“最终模式”主要是指“盛大金禧”（论文中不能直接点名，但监管部门应该很容易看出来）。“盛大金禧”在2022年11月终于爆雷，老板出逃境外（后被逮回）。

⑥《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及金融监管思考》（2021）文中认为，平安集团旗下的“陆金所”是一个好的模式，可持续（不会爆雷）。但当局还是关掉了“陆金所”。

⑦《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及金融监管思考》（2021年2月）文中建议在A股市场引进实施做市商制度， 2021年7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提出，“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

⑧除了以上7点之外，笔者的“货币价值基础论”、“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以及“对中国金融问题的总结”等理论或观点，对中国央行政策和金融监管应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其影响无从考证。

至此可以确认两个事实：一是笔者写这些论文后并未获得任何报酬（未能获得科研奖励、未能评职称、未能申报课题）；二是，中国央行大量采纳了的笔者论文中的政策建议。与中国央行相比，笔者太过渺小，两者极不对等。在此呼吁中国央行给予一次性补贴，以便笔者可以安度晚年。

主要文献如下：

《人民币国际化新思路》（《国际金融研究》2012.12）；

《国际货币竞争的一个理论模型及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7.1）

《货币的价值基础与中国汇率制度选择》（《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20.2）

《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及金融监管思考》（《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报》2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