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国央行的公开信》（即《你好，央行》）一文批判了经济学研究“重计量轻逻辑思辨”倾向，指出实证分析的结论往往不可靠。那么，经济研究如何得到可靠的结论？这涉及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发展方向的问题。张五常在这方面有不少论述。本文对张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简要点评，另外，承接《致中国央行的公开信》一文，继续讨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发展方向的问题。

一、张五常的学术思想

张五常几乎凭一己之力创立了合约理论，并发展出租值消散理论。合约理论改写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租值消散理论则是制度分析的强大工具，两者均是经济学的革命性发展。除此以外，张的学术主张还有“以一篮子商品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理论”，但遗憾的是，这两者都是错误的。

(1)合约理论

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是价格问题。传统经济学构建了供需模型，供需均衡决定了价格（即“均衡价格”），“均衡”因此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然而，在合约理论看来，价格仅仅是合约众多要素之一。价格与合约其它要素之间存在联动，当其它要素发生变化时，价格也随之变化。因此，均衡不仅是价格的均衡，而是整个合约（所有要素）的均衡。随着环境、行业特征等等约束条件的不同，合约的具体形式可以千变万化。张五常将“合约”概念推至广义，从法律、习俗、惯例乃至公司、国家等组织结构均可以视为“合约”加以分析。

当合约理论横空出世后，传统经济学的很多观念需要重新审视。典型的如“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在合约理论看来，“市场”与“企业”都是不同的合约形式，两者无所谓“边界”。再如“市场失灵”、“反垄断”等问题，以合约理论的视角会得出与传统经济分析截然不同的结论。

（2）租值消散理论

租值消散理论是基于合约理论发展出的制度分析工具，其基本思想如下：资源在不同的“合约形式”下的使用效率不同，因而其“租值”也不同。资源在某种理想情况下有最高租值，而实际租值相对于最高租值之差即为消散租值。给定环境约束，市场会选择租值消散最小的合约的形式。当改变合约形式（制度变革）的成本小于消散租值时，制度变革就会发生。

（3）“以一篮子商品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

张五常一直鼓吹其“以一篮子商品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但这主张没有可行性。货币供应与物价之间的传导机制受很多因素的干扰，至少在短期内，两者并不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因此，无法根据价格指数变化去调整货币供应。当前中国的情形就是明显的例子：M2已经是天量且增长率仍保持高位，但物价却呈现紧缩的趋势。从可操作性来说，锚定一篮子商品难度最大，锚定黄金（即金本位）次之，锚定美元（固定汇率制度）难度最小。以各国实践经验看，难度最小的固定汇率制度尚且问题频发，锚定一篮子商品当然更是绝无可能。张五常称，“下锚”为了让货币的职能“集中于维护物价平稳”。而“物价平稳”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货币的价值稳定性”，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可见，如果“下锚”是为了“物价平稳”的话，那么应当直接让人民币钩住美元，而不是锚定一篮子商品。正如港币钩住美元，港币由此获得近似于美元的价值稳定性。

根据笔者“货币价值基础论”，货币的价值稳定性决定了其竞争力，其主要取决一国的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前者与后者的平方根成正比。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因而价值稳定性远超其它货币。这是它作为世界价值尺度不可替代的根本原因。“货币价值基础论”包括了“汇率制度选择原理”，对照该原理可以发现张五常许多相关观点都是错误的，在此不再赘述。

（4）经济发展理论

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将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归功于县际竞争，显然是荒谬的。但重要的不是如何批驳张的观点，而是找到正确的答案。很早以前，笔者就开始了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最初的一个想法是：物质与能量都是守恒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来自于智力与思想。沿着这一方向的思考，最后形成了笔者的发展经济学，如下文所述。

二、新发展经济学：自由、制度与财富创造

古代社会，温饱问题一直是社会的头等大事。粮食生产依赖土地与劳动力，因而土地与劳动力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其中劳动力不可贮藏，于是土地便成为主要的财富贮藏仓库。工业革命以来，技术水平发展使得粮食生产效率突飞猛进。从整体上而言，人类社会早已彻底解决了温饱与生存问题。这一过程中，社会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粮食的相对价值日趋下降。与之相适应的是，土地与（体力）劳动的价值也日益下降。尤其是人工智能兴起以后，体力劳动完全可以被机器人替代，这种趋势进一步加速。当前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已经不再是土地与（体力）劳动力，而是“智力资源”。

假设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天赋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有音乐天赋的人成为音乐家、有绘画天赋的人成为画家、有逻辑思辨天赋的人成为学者和科学家等等。这样的社会必定是富足的社会。反之，当一个社会有才华的人都去扫厕所或送外卖时，这样的社会一定是贫穷落后的。因此，社会“智力资源”开发程度越高，民众的潜能释放越充分，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越大，反之越小。此外，当一个国家能吸引人才流入，则意味着其智力资源的增加，其财富创造能力也因而更强；反之，当一个国家人才不断流失，则其财富创造能力也就随之削弱。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一国“智力资源”开发程度高低，以及人才流入或流出？答案是：制度环境。其中，决定人才流入或流出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规模，规模越大，对精英人物的吸引力越大。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制度环境比大多数国家更为优胜，且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因此，自十八世纪迄今，全世界的人才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这是美国崛起的奥秘所在。

任何一项制度，必定是对“某种自由”进行限制，以保障“另一种自由”；或者对“某些人的某种自由”进行限制，以保障“另一些人的某种自由”。以禁止酒驾的制度为例。有很多人喝点酒确实不影响驾驶安全，但是为了保障人们“免于醉驾威胁的自由”，就不得不剥夺“酒后开车的自由”。再比如，美国民主党的DEI政策，给予了特定少数群体（如同性恋者）更多自由，但是过度的保护却损害（减少）了持传统价值观的民众的自由。因此，制度的功能是对“自由”的取舍与分配。

“自由的取舍与分配”应当基于何种原则，即是社会制度的设计理念，它取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大致有二种制度设计理念：一种是基于“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自由的取舍与分配”的宗旨是落实和实现人的平等；另一种则是基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维稳）”的理念。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我们执着于如下不言自明的真理：人生而平等，上天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是美国社会制度的设计理念。现代文明最本质的特征即是，社会制度基于“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而设计。相反，在传统时代，社会制度均是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理念而设计。

比较两种设计理念。基于“人生而平等”理念而设计的社会制度，社会总体自由度更大，社会制度运行成本更低。社会自由度越大，则民众的天赋与潜能得以更大程度的兑现，即“智力资源”开发程度越高；同时由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它能吸引更多人才流入，两方面的因素均导致其财富创造能力更强。反观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宗旨而设计的社会制度，为了降低制度成本，往往会进行思想控制，这会进一步抑制“智力资源”开发，并导致人才流出，从而削弱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因此，当今世界，专制国家均是贫穷落后之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自由度的上升使得“智力资源”开发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吸引了大批人才流入，由此导致社会财富创造力的巨大提升。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将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归功于县际竞争，显然是荒谬的。张先生将土地视为财富的仓库，这种观点仍然停留在传统时代。现代社会，土地升值或贬值的直接原因是人才流入或流失。此外，张五常对中国传统礼教持肯定态度。传统礼教是思想控制工具，有助于降低统治成本。——从这一点上看，礼教可以降低制度成本在逻辑上没错。但是从长期看，传统礼教降低了社会自由度，抑制民众创造力，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三、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

合约理论与租值消散理论重构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的巨大的进步。如果这两者推广开来，成为主流的经济研究工具，将大大提升张五常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但令人费解的是，自合约理论诞生以来，包括租值消散理论，两者并未成为主流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这一现象究其原因在于现行的学术评价制度的弊端。

早期的学术研究属于贵族的业余爱好，其目的出于人类求知（“求真”）天性，与名利无关。后来参与者多了，形成学术圈子，也有了期刊，但期刊只是信息发布交流的工具，与学术评价无关。学术评价是圈子内同行的自发行为，这种同行评价比较公允：评价者往往在圈子里有较高的声誉，出于珍惜自身声誉的考虑，他们不会胡乱评价别人。这就是声誉约束机制。

二战以后，经济日趋繁荣，伴随大量财力的投入，学术研究也空前繁荣。由于大量新人涌入，原有学术圈生态被破坏，声誉约束机制弱化，同行评价制度便不再适用。于是，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考核其业绩的指标。这样一来，期刊就变成了学术界的指挥棒。如果说学术界是条狗，期刊是狗尾巴；那么以前是狗摇尾巴，现在则是尾巴摇狗。在这一过程，学术研究的目的也从最初的“求真”变为功利性目标，学术界逐步丧失了求真的精神。一般来说，自然科学领域情况稍好一点，因为错误观点会在实践中被证伪而受到惩罚。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这种惩罚机制，或者惩罚要很长时间后才能兑现。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求真精神的缺失更严重。

期刊对学术论文有形式上的要求，那些有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的论文有着更规范漂亮的形式，因而更容易发表。合约理论与租值消散理论适用于现实中经济现象（案例）的分析，恰恰不便于（或不需要）用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处理。因此，由于期刊的导向问题，合约理论与租值消散理论直接被广大经济学人无视了。

对于当前期刊主导的学术评价制度的弊端，张五常有着清醒认知。张认为经济学人的职责应是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呼吁经济研究回归现实。——这种主张可称之“经济解释之路”*。在方法论上，张批评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数学模型和计量模型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笔者认为，“经济解释之路”是正确的方向，张的批评意见中肯。但是，张对于科学的规则有认知偏差，也没有考虑为“经济解释之路”建立必要的规则或规范。讨论“经济解释之路”需要怎样的规则，应先了解“模型化思维”。（注：类似主张并非张五常独有，甚至也不是其首次提出。但因张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因此姑且称之为“经济解释之路”。）

四、“模型化思维”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从已有的共识出发建立新的共识。“建立共识”最有效的途径是数学模型方法。数学模型的结论具有“排它性”。也就是说，在模型的已知条件下，它必然得出该结论，排除了其它可能性。只要承认模型的概念和前提条件（“已有共识”）；就必须承认其结论（“新的共识”）。这就是从“已有共识”建立“新的共识”。如果对模型的结论有异议，检查模型的概念与前提条件，就可以找到产生争议的源头所在。因此，数学模型方法是最有效率的排除争议、建立共识的方法。

“模型化思维”是按数学建模的方式进行思考，即对现象或因素进行抽象与量化，从而可以更清楚地分析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结构。人类发明“数”的概念，本身就是“数学建模”（模型化思维）的结果。古希腊人“万物皆数”的观念，实际是说模型化思维有着普适性。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天然就是模型化思维的。而社会科学中许多研究对象都是非量化的，因而较少应用模型化思维，但经济学是特例。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思想都是用数学模型推导得来，数学模型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诸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纳什均衡”、“柠檬市场”等已成为经济学的经典模型。正是由于广泛使用数学模型，使得经济学相较于其它社会科学更严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

在经济学历史上，原创性的理论模型并不算多，因而，经济学界存在着对数学模型的崇拜情结。很多经济学人迷信数学模型，认为自然语言论述不如数学模型可靠。也因此，学术期刊普遍存在对自然语言论述方式的歧视。但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基于“模型化思维”的自然语言可以与数学模型一样的精确与严谨。所以，重要的不是表达方式，而是思维方式。基于“模型化思维”的研究，在发表的论文时不一定要构建数学模型，也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论述，——两者只是表达形式不同，本质上是等价的。采用何种表达形式取决于哪种方式更简洁有效。

以上文的“新发展经济学”为例。“制度的功能是对‘自由’的取舍与分配”是抽象，概括了“自由”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基于‘平等’理念而设计的社会制度，社会总体自由度更大”——则是量化和比较。通过抽象与量化，非常清晰地揭示了主流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财富创造力（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典型的模型化思维，但并不真的要构建数学模型，因为这里语言表达更有效率。再举二例：笔者的“国际货币竞争的理论模型”，是一个简洁、优美、结论深刻的数字模型，与经济学历史上的那些经典模型相比毫不逊色。用语言也可以表达出该模型的完整含义，但会冗长不可读。事实上，而笔者的“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当然也可以构建数学模型。但模型会显得臃肿繁琐，因此用自然语言效率更高。

在模型化思维的前提下，自然语言与数学模型是等价的；这就意味着，自然语言论述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排它性。同样地，在模型化思维下，理论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争议：因为总可以找到争议的源头，看看是否可就此达成共识；如果不能，则继续找新争议的源头，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必定能达成共识。

五、经济解释之路

“经济解释之路”的实践，代表性的作品有周其仁先生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朱锡庆先生的《有场景的经济学》等，当然也包括张先生本人的一些著作。笔者拜读过一些，认为（部分作品）存在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没有遵循“模型化思维”，因而结论不具备“排它性”。“排它性”可以是理论性排它，也可以是“概率性排它”。前者是指结论以外的情形不可能出现或成立；后者是指结论以外的情形可能出现，但概率极小。没有“排它性”意味着结论是随意的、武断的。

模型化思维才能实现结论的排它性。考虑文章的可读性，排它的逻辑论证不需全部写出来，但思辨的过程不应缺少。所以，论文的逻辑思辨过程如同冰山，形诸文字的仅是其露出水面的部分。

张五常本人也不具备“模型化思维”。如上文所述，模型化思维下，所有争议都可以解决，即给出无可辩驳的定论。张先生曾有几场著名的笔墨官司，但均未能给出定论。笔者以“需求曲线之争”和“格雷欣法则之争”为例说明之。

根据斯勒茨基方程，商品A价格的边际变化对其需求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替代效应，一个是收入效应；当前者大于后者时，需求曲线向下，反之向上。争议的问题是，现实中需求曲线有没有可能向上，也即收入效应有没有可能大于替代效应。假设除A以外有n种商品。那么，n种商品均可能对商品A产生替代，n种商品的替代效应集中作用于A的需求，可知替代效应较大。而收入效应则是由A与n种商品共同分担，可知（A所承担的）收入效应较小。现实中n显然是非常大的数字，因此收入效应不可能大于替代效应，即需求曲线不能向上。

关于格雷欣法则的争论，争论双方关于良币与劣币的定义都错了。张的逻辑是：假如劣币只有90%的含金量（良币是100%），那么劣币按九折价格计算，对于收付双方均可接受，因而劣币与良币均可以流通，谁也不会驱逐谁。问题是，如果劣币按九折价格计算，那么它与“良币”就没有本质区别了，它还是“劣币”吗？比如说，如果“九毛”相对于“一块”是“劣币”，那么拿二个“九毛”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一块”是“劣币”呢？争论的另一方则把有破损的一百元作为“劣币”。破损的一百元仍然能用，即它价值仍然是一百元。那么它本质也不是“劣币”，因为少一块钱买它你都不会同意。货币本来就是价值符号，只要不影响使用价值，现实中可能大把的人根本不在意货币的破损。关于“格雷欣法则之争”的定论，参见笔者《国际货币竞争的一个理论模型及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一文。

第二，“经济学的宏观框架”存在问题。笔者斟酌许久，用了“经济学的宏观框架”这个说法，是指一个人对经济学基础概念的理解与看法，例如社会财富创造的来源、货币的本质、制度成本等等，它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一部分。“经济学的宏观框架”是经济学者逻辑思辨的前提条件。显然，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温铁军、卢麒元等网红经济学家，其“经济学的宏观框架”存在严重缺陷，无论他们讲什么大概率都是错的。反之，如果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的宏观框架”，无论如何结论都不会差太多。国内的“经济学宏观框架”很好的学者有张维迎老师、周其仁老师等人。

总结下来，“经济解释之路”应当遵循如下规则：

1. 以“求真”为目的，寻求现实经济问题或现象的原因或解释；

2. 遵循“模型化思维”，结论应具备排它性；

3. 以合约理论和租值消散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

4. 应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的宏观框架”。

六、未来与期待

针对上述规则，笔者计划编写一本书，书名为“经济解释之路：规则与观念”*。该书的主要内容拟包括：1.系统性地介绍“模型化思维”，以及如何培养建立“模型化思维”；2.合约理论和租值消散理论及其应用；3.货币价值基础论；4.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5.中国金融市场与生态；6.思想的竞争；7.道德与制度：社会熵理论；8.新发展经济学：自由、制度与财富创造。本书旨在帮助读者培养建立“模型化思维”，以及建立良好的“经济学的宏观框架”。假如张五常先生愿意授权的话，我计划精选《经济解释》的部分内容纳入本书。（注：计划一年内完成，有意愿购买本书版权的朋友可与本人联系。）

经济学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当然希望是“经济解释之路”，也应当是“经济解释之路”。然而现实坚硬如铁，谈“理想”会被嘲笑，也应当被嘲笑。虽然如此，生活就是于绝望中抱着希望，苟延残喘。丘之祷久矣，现实也许“无所祷也”。笔者仍然在此罗列一下对未来的期待或者说呼吁：

1. 倡导学术研究的求真精神，引导、鼓励年轻经济学人走“经济解释之路”，但前提是改革期刊制度，纠正其不良导向，为“经济解释之路”留下生存空间。建议主办一个新的经济学期刊，按上文所述的规则遴选稿件。

2. 完整的“货币价值基础论”应有三篇文章，但迄今只发表了二篇。剩下一篇几年前就已经完成，因为投稿被拒，至今没有发表。希望中国央行组织专家对笔者的“货币价值基础论，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等成果进行评估。并评估讨论最后的一篇是否有发表价值。

3. 建议中国央行组织团队开展“货币数量方程的重建”课题研究。货币数量方程诞生于1911。迄今为止，货币形态、制度等各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建货币数量方程势在必行。而且这将是诺奖级别的成果。

主要文献如下：

《人民币国际化新思路》（《国际金融研究》2012.12）；

《国际货币竞争的一个理论模型及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7.1）

《货币的价值基础与中国汇率制度选择》（《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20.2）

《借贷行业的商业逻辑及金融监管思考》（《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报》2021.2）

《二十年前的公案：需求曲线的争议与争议的终结》（人大经济论坛，2023）

《你好，央行》（人大经济论坛，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