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明白了，谢谢楼上两位哦！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重庆最牛的钉子户案例中，商家和钉子户在产权交易过程中无法达成协定，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于是通过法律重新界定权利，要求钉子户强拆，这样的做法似乎和科斯定理描述的一致，但是和物权法的精神一致吗？如果这个判决有道理，那么虽然总的利益得到了增加，但在利益的分配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因为科斯只说了分配取决于当事双方的谈判能力，那么很可能双方的谈判能力很不对等，这样岂不是穷人的利益就得不到维护了吗？

呵呵，先做这样一个假定：在这次搬迁中，政府、商家、法院之间不存在勾结。换言之，假定这是一次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

然后，回想这样一个画面，你应该在很多电影里见过：警察追犯人，犯人开车逃跑。警察“抢”行人车辆。理由：现在代表政府征用你的车。你认为警察的行为违背了《物权法》吗？回答就在其中了。

科斯在社会成本中传递了这样一个思想：侵害是相互的。（是说外部性的侵害，不是抢劫之类的侵害）侵害固然造成了损失。制止侵害同样造成损失。产权界定实际上是在寻找最小成本的规避者。也就是说，准许侵害，或者制止侵害，那种规定更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谁更能以最小的成本承担这种被规约的责任。

仍坚持上面的假定。

钉子户与商家的谈判难以达成在于土地的未来收益。该赔偿给住家户的钱数究竟应该包括什么。当前这块地的价值，房屋的价值，未来购买房屋的差价补偿，还是需要包括未来这块土地的增值。显然，作为住家户，土地的价值会低于商业价值。那么关于未来土地的价值双方分配的原则应该是什么，才能被双方、观者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考虑未来土地价值的分配，要不要考虑未来土地开发的风险分担？钉子户也许只看到未来土地的价值。而商家需要考虑开发成本和风险。

商家究竟是在购买当前这块地的产权价值，还是在购买未来这块地的产权价值。住家户出售的究竟又是什么，是当前土地的产权价值，还是未来的。我不是站在任何一方去讨论，尤其不是站在商家，只是想说，契约难以达成，也许在于土地征用的赔偿金额本身应该包括，这个内容本身也许就是不明确的。而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也许才能说交易价格是否合理。利益分配是否公平。至少我这样认为。

不知道你所说的谈判，这个案例中的谈判是指谁和谁之间。如果是住家户和商家之间，坚持前面的假定，他们是平等的。价格不合意，住家户可以选择作钉子户，商家选择诉诸法院。无所谓谁持有强势谈判权。

如果是政府、住家户、商家三者之间。也许不能被定义为完全意义上的谈判。政府被赋予单方产权界定权，有权要求住家户接受赔款，强制其搬迁。或者有权要求商家增加赔偿金额，否则住家户可以不搬迁。这是裁决。因为，任何被裁决的一方都可以不满，可以继续上诉，但必然有最后裁决，并被强制执行。当然，仍然可以认为这是谈判。政府与社会个体的谈判，社会个体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呵，不去论及了。

回到案例本身，如果说政府裁决是否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违反了物权法的精神，前面说过我个人的看法了。

如果放弃所做假定，则是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了。

呵呵，谢谢叮当的精彩解释

我想可以这么说，科斯定理关于产权界定的原则就是社会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具体的分配取决与当事人之间的谈判能力。

如果按叮当的假设，个人、商家和政府间不存在串通，商家用地应该不涉及公共利益，那么理论上个人和商家在谈判过程中应该是平等的地位，但实际中却存在着不平等，大概是因为在现实中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29 8:25:26编辑过]

呵，个人陋见而已。

个人、商家、政府之间不存在串通，与商家用地不应该涉及公共利益，相关吗？我的意思是，1、此处的串通含义是什么？2、一片土地，如果商业价值更大，将其用于商业开发，是否会带来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3、政府根据这个原则将土地判给商家，难道不公平、不公正吗？

我言及那个假设可能没有说清楚其作用所在。强制搬迁也许最终是要被选择的，因为那块地也许用于商业的确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但赔偿金额的判决则取决于法院对土地产权交易的赔款内容的确定，这一确定的公平性可能存在，也可能商家贿赂了法院，从而法院没有让住家户得到合理合意赔偿。而法院是否会被贿赂则是另一个制度问题。在商家贿赂法院之前，商家和住家户是平等的谈判地位，这不是什么假设。在商家贿赂法院，且能够成功贿赂的前提下，这个才是假设。

关于这件案例的判决是否公平，个人认为取决于我前面提及的土地征用也好，交易也好，其赔偿金额和交易金额究竟应该包括什么内容。确定了这个内容，我们才能根据现在的赔偿金额或交易价格判断裁决是否公平。而不是取决于法院裁决了住家户必须搬迁或可以不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