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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与机制设计理论
迄今为止，田国强已经在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和数学杂志上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数量之多高居同代华人经济学家之首。他是一位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家，因而他的论文多发表在诸如《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Game and Economic Behavior》、《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等高度数学化的学术期刊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一个是一般均衡理论，这两个领域都可以用“高深”来形容，都需要用到诸如泛函、拓扑、集合论、测度论等高深的数学。别说对于普通的读者，就是对于一般的经济学家而言，要想读懂田国强的文章恐怕不是件容易事。首先看机制设计理论，这是一个国内的经济学家比较陌生的领域。1989年，田国强曾经在汤敏和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辑中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过机制设计理论，当时他的介绍主要是一些前人的成果，主要是他的导师赫维茨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国强论文集《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则是田国强十几年来在这一领域做出的第一流成果的集合。
简单的讲，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的理论。
直到最近，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做实证性分析时，都假定所考虑的经济制度或机制是给定的。比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主要把市场机制作为对象来进行研究。它讨论市场机制如何运转，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及局限性。对计划经济机制的讨论也是如此。但仅仅把一个个机制分开考虑是不够的。在一个经济制度出现问题时，人们总想知道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更好的经济制度。其次，在现实中，经济制度或各种经济机制总是在不断的发生演变，特别在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制度转型时期更是如此。比如中国经济机制转型期间的许多问题就不能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更一般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下，不必把经济机制看成是给定的，而是把它看成未知的、可设计的，并且在一定的标准下我们可以比较和研究各种经济机制的好坏。此外，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由于任何人特别是上级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在指导社会经济活动中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正是由于所有个人信息不可能完全被一个人掌握，人们才希望分散化决策。用激励机制或规则这种间接控制的分散化决策方式来激发人们做设计者（规章制订者）想做的事，或实现设计者想达到的目标。这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热门领域。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但不是简单的把它们放在一块。这种研究方法既抽象又一般，它可以把计划经济机制、市场机制，或它们的各种混合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也可以把无穷多种其他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大到对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对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这个理论模型是赫维茨等人在1960至1970年代创立的。概括的说，经济机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即制订什么样的法律、法则、政策条令、资源配置等规则）时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设计者可以大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设计者，他的目标是社会目标，小到只具有两个参与者的经济组织管理的委托人，他的目标是自己的最优利益，比如国内许多读者所熟悉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人问题就是经济激励机制的典型特例。
一般来说，机制设计需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信息效率问题，即所制定的机制是否只需较少的信息成本，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及其他经济参与者的信息，另一个是机制的激励相容问题，即在所制定的机制下，每个参与者即使制订个人目标，其客观效果是否也能正好达到设计者所要实现的目标。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已经知道，当经济信息不完全并且直接控制不可能或不恰当时，人们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的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或做出其他的社会经济决策。这样，在制度或规则的制订者不可能了解所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他所要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制定的机制能够给每个参与者一个激励，使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所制定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激励机制设计。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都可归结为激励机制设计。比如委托---代理问题、契约理论、规章或法规制订、公共财政理论、最优税制设计、行政管理、政治社会制度设计等。近年来，田国强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最前沿的贡献。
信息效率问题。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被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一个社会标准。我们知道竞争的市场机制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人们也许会问：对新古典经济环境类（即商品是完全可分的，消费者偏好是连续的、单调的及凸的，生产集是闭的，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是否还存在着其他信息分散机制（如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在信息方面比竞争市场机制更有效而实现了最优配置？赫维茨等人在1970年代证明，对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机制既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而又比竞争市场机制用到了更少的信息。美国经济学家乔邓在1982年进一步证明对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有效配置的机制。由于纯交换经济并没有考虑到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这显然离现实太远。因为人们如果想要论证市场机制的信息有效性，就必须证明即使在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情况下，人们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由于在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情况下证明类似的结果涉及到更多的复杂技术和更高深的数学，市场机制在一般的生产经济环境下是否也是信息最有效的问题，在过去20年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田国强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On Uniqueness of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 in Production Economies》中，应用微分拓扑和代数拓扑的数学工具，证明了对包括生产的一般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机制能够既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又比私有制下的竞争市场机制用了更少的信息，并且私有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的机制。对于有公共产品的情况，田国强在另一篇论文《A Unique Informational Efficient Allocation Mechanism in Economies with Public Goods》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从这些结果可以得出重要推论：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国有经济，还是混合的集体经济机制，它所实现的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市场机制所需要的要多，从而这些机制不是信息有效率的，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竞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来解决。只有在竞争市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设计其他一些机制来补充市场机制的失灵。这个结果可能对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激励兼容问题。对激励兼容问题的探讨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知道，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与代价。只要利益与代价不相等，就存在着激励问题。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激励问题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都会出现。由于一个人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在自利的动机下，他将做出合理的激励选择：利益大于代价，就做这件事，或把它做好，否则就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一个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某种制度或规则的安排来促使人们努力工作。激励机制能够把人们的自立和互利行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一个经济制度如果不能激发其成员的积极性，反而压制了其成员的创造力，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懒人、闲人，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什么是激励兼容问题呢？广义的说，假定机制设计者有一个经济目标，或社会目标，他认为这个目标是好的，是想要达到的。那么，是否能够激励每个参与者按照这个目标去做呢？换句话说，机制设计者应该制订什么样的规则才能是经济活动中每个成员的利己行为的实际结果与给定的目标一致呢？或者说，应制定什么样的机制时的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达到既定目标呢？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将回答这些问题。在这里，机制设计者可以是一个立法机构、经理厂长、部门主管、提出各种模型的经济学家，也可以是约定要遵守某些规则的所有参与者，或其他制定规则或法则的某种机构。赫未茨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证明了对于新古典的经济环境类，通过任何经济激励机制所产生的资源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都可以和通过竞争市场机制所实现的配置一样。但是所设计的激励机制都是以私有制经济环境为前提的。那么，能否为公有制设计出一些有效和个人理性的激励机制呢？至少对于公共商品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田国强一直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六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他通过设计具体的机制证明了即使国营企业在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只要把生产公共商品的成本让消费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来分担，在适当的成本分担机制下，所设计的机制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这样，这些机制解决了市场机制不能很好解决的公共商品问题。如果把这些机制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即使在具有公共商品的情况下，也能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是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部分。自从1954年阿罗(Arrow ) 和德布卢(Debreu)用拓扑和集合论等高深的数学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以来，到了1970年代，一般均衡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玛斯科莱尔(Mas-Collel)等人的杰出贡献，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来，研究纯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一般均衡的研究越来越难了，这方面的成果该做出来的都已经做出来了，剩下的都是太难的、没办法做的；另一方面是微观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来研究经济行为，相对而言一般均衡不再象原来那么重要了。田国强是为数不多的还在进行一般均衡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一方面对于一些与一般均衡有关的数学定理给出了证明或者重新证明，另一方面，他研究了具有非连续的、非准凸支付函数的博弈游戏的纳什均衡存在性问题；研究当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非连续和选择集非凸时，一般竞争均衡或者更一般的，广义对策博弈——抽象经济——均衡的存在性；发展出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并给出了国内外各种经济环境或政策的变化对进出口贸易、国民消费和储蓄等经济变量的比较静态分析；对具有公共商品的公有和混合所有经济环境，分别引进了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的一般均衡解；探讨了约束的瓦尔拉斯配置以及林道配置（Lindahl allocation）与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国强的论文集《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在这些文章所给出的证明方法被许多数学家在引用。
经济转轨与中国经济改革
田国强不仅在做纯经济理论研究，而且也应用他的理论分析经济转轨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A Theory of Ownership Arrangements and Smooth Transition To A Free Market Economy》这篇文章，在发表于2001年的《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之前，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曾经以《内部产权的所有权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变》为名发表在1996年的《经济研究》上，并被收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经济学——1996》。随后在2001年，这篇文章的中文版又被刊登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学季刊》第一期上。另外还有《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发表在2000年的《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上。这两篇论文为研究转轨经济中企业产权安排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且可以用来解释转轨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现象。在理论上论证了田国强在1994年的《经济研究》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 的合理性。它给出了一个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将依赖于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它将根据经济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给出不同的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它表明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的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这两篇文章提供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转轨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西方学术界持有的一种观点是，迅速的私有化，即休克疗法是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型的首要步骤。而这两篇文章的理论却显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於支撑市场体系各种相关制度不是能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首先应当进行的是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
此外，田国强还在国内的一些杂志上以及海外的中文杂志上发表论文表达他对于中国问题的见解，这些文章包括：《产权结构和中国的乡镇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5）；《中央地方关系与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分权化决策制定》（《现代中国研究》，1996）；《要客观准确地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学消息报》，1997）；《一个转轨经济的所有权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换》（《现代中国研究》，1997）；《退休社会保障模式的比较与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选择》（《经济研究资料》，1998)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中国研究》，1998）；《为什么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国际经济评论》，1999）等等，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改革是个系统工程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田国强：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问题。我觉得国家应该对所面临的问题和将要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前瞻性的综合、全盘的考虑。将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企业问题、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另外一类是长远、重大的战略性问题，这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及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基础性、制度性等问题。无论是长期问题，短期热点问题都要弄清现状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应集思广议，对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比如说如要制定重大的经济法规或政策时，应派官员、学者、政策研究人员等先下基层单位，到农村、工厂、各个行业去了解情况，把数据、基本情况摸清楚以后，知道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哪些是最需要解决的。然后反复讨论、分析，形成建议或议案，再制定政策。对问题的研究也应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证性方法，搜集相关资料。只要需要和可能，对每一问题的研究都要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详尽了解相关情况，平实地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以操作的对策。考虑问题既要有前瞻性，又不脱离实际; 既要有对问题的分析，又要有建设性。中国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都属於此类问题。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比如5年、10年、50年、100年，都应想到，要有长远规划。否则的话，作出的决策可能是短视的，可能不是一个动态最优决策。长期最优决策和短期最优决策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建议即使由於受条件所限，暂时不能用，能不能先做出来，给领导人作为一个建议和参考？不要等问题出现了，才想到去研究、解决，就未免太迟了。我觉得对长远问题的考虑比较欠缺，应要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来研究一些问题，因为社会系统工程不是那么简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内在联系。
记者：目前您最关注中国的什么问题？
田国强：我现在最关注的有三个问题：三农问题、贫富差别悬殊问题及如何让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发展问题。首先是三农 (即农村、农民和农业) 问题，从99年以来我就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这些年我跑了一些国内内地省份的农村，不少当地干部和农民在谈到农村前景时忧心重重。从那时起，我便在不同场合谈及三农问题，希望人们注意到三农问题。我认为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需要尽快解决，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制度转型。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农民负担太重，生活困难。现在各种苛捐杂税太多，除了交田亩国税外，还要交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计划生育费、水利费、教育费、养路费等各种费用。尽管中央政府规定农民缴纳农业税的最高额，但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向农民纳税时常常超出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现在不少农村地方，每人每亩负担３００元以上。加上前几年政府大幅度降低粮棉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大下降。不少内地农民的种田收益，即使将劳动投入的成本不计，扣除各种税费、提留及农药、化肥、种子、和水电等生产费用后，几乎所剩无几，结果造成农民生活贫穷，大量农村小孩失学。由于中国有八亿农村人口，且大多数农民处于非常低的收入水平，农民收入的减少就直接减少了对各种商品，包括对农药化肥、日常用品,及农村小孩教育的需求，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内需不足。现在正在推行的“费改税” 改革，会有一定的效果，会缓解三农问题几年，但不是长远之计，许多基层干部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已经有些地方费改税后农民得到好处的程度又开始降低了。
二，农民不愿种地，造成大量土地废耕。由于中国的农民负担太重，几乎到了种地不如不种的地步。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包田到户和生产责任制及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地热情,农民收入曾大大提高，其收入与城镇人口的收入的差别一度从4倍多减少为2.2倍左右。但近几年来，由于政府对农产品价格(主要是粮棉价格)的巨幅度降价和乱收费的现象日益增加，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其结果造成了现在工农业人口收入的差别比改革开放前还扩大了，使得许多农民现在都不愿意种田,造成不少耕地荒废。在过去，农民千方百计想多承包几亩责任田，常有当兵的转业回来，或新娶的媳妇，新生的小孩，为包不到责任田和干部闹矛盾，而现在由于种地几乎无利可图，没人要耕地，许多人被迫外出打工，任田地荒废。尽管经过当地干部反复做工作活采取强制性手段，但不少耕地仍被荒废。
三，乡村大量负债，危及乡村级组织的生存。现在绝大分部的村亏空严重。由于村级组织要完成上级政府的各种摊派和杂税任务，历届村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实行拆借，所付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使得村平均负债在六、七十万元以上。由于新村长一上任，就被人讨债、催债，其结果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此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看乡长也很难当下去了，其结果将会造成乡村级政权的危机。
以上问题不解决，将会造成农民不能从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改革中得到好处，从而会造成中国农村、农业和社会的危机，其影响是长远和严重的。它不但会对当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也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农民种田的热情，中国政府应出台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比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农业即使在许多发达中国家也是一个被保护的行业。另外，也可以考虑削减农业税，以期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种田的热情。中央现在的财政收入大概是一万六千亿左右, 农业税收只占很少的部份，大概一千两百亿左右。即使将全部的农业税免除后，也不会对中央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减免农民赋税在中国历史上就不时被封建皇帝所运用。现在农民急需花钱, 但又没有钱花。从短期讲, 这一千多个亿一旦变为农民的收入后，马上就会被消费掉，根据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这一千多个亿就会变成好几千个亿，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拉动中国的内需。从中长期讲，这也会提高农民的种地热情。现在由于种田对许多农民来说不划算, 甚至是亏本，使得农民不愿意种地，造成不少农田荒废，也造成了农田不能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其结果不能形成规模经济，这同时也会妨碍和缓慢中国经济现代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并且，由于农民没有什么收入，已造成了大量农村小孩的失学，如果占大多数的农村小孩得不到基本的国民教育，这些小孩长大后将成为文盲或半文盲，这将会对中国若干年后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造成巨大障碍。从根本上讲，我认为农村最后不得不实行永佃制或土地私有化，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大批农村劳动人口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是必然趋势。总之，无论从短、中、长期，解决三农问题显得尤其重要，领导人一定要有大的气魄和眼光来面对和解决三农问题。
另外一个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贫富差别问题，一个是农村和城市间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城市人口间的贫富差别悬殊问题。农村的问题上面已经谈了，这里主要谈城市贫困问题。中国20多年的改革以来，在城镇已出现了财富与贫困同步增长的现像。根据统计，中国城市目前有两、三千万左右的城市贫困人口。造成贫富差别悬殊的原因有许多。一个原因是我在99年成都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提交的论文中谈到过的，就是国有企业不仅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而且也导致了人为的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这种社会不公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后一直都存在着。差别只是程度和幅度。经济改革前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国有经济创造的财富主要只是被城市居民分享，占80％左右的农村人口没有享受到什么好处。经济改革后国有经济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程度和幅度在城镇中大大增加，主要表现在城镇职工与掌握各种权力官员之间的收入巨大差别和机会不平等。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市场和政府有序的调控与规范，贫富差别也越来越大，权力的市场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了收入巨大的不平等。国有资产的流失及国企干部们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使得职工与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日益扩大。现在国企工人生活水平下降，许多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工人已生活在贫困线下,收入很低,只能拿基本工资,有些企业甚至连基本工资都不能开出来。对于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许多工人的日子更是十分难过。现在,经过三年国企脱困的努力后，仍然有不少企业处於亏损的状态，日子还很不好过。目前中国民间10万亿左右人民币的存款中，有高达80％以上是掌握在10％的少数人手中。当然除了国有经济产权不清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外，还有税收体制不完善和政策上偏向性的原因。据报道，中国的许多巨富，偷税、逃税，或政策偏向只交很少的税，比如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所生产的猪饲料由于政策性保护就只交很少的税。现在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许多西方国家。
最近，洪朝辉教授从非经济更高层次上给出了一个有新意的说法，他认为经济贫困是社会权利贫困的折射和表现，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的不足，经济层面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包括与社会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贫困等原因所造成的。因此，他提出治理与消除经济贫困的治本之道是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他发现美国的经验表明，城市贫困的发展阶段、表现方式和基本原因一般有四种，一是物质不足；二是能力不足；三是权利不足；四是动机不足。目前，中国治理贫困的重点还只局限于解决贫民的物质不足，兼顾贫民的能力不足。他以为，如果目前中国关注贫困动机不足的时机还不成熟的话，中国已经具备了关注和解决城市贫民社会权利不足的必要条件和可能条件。我对他的分析深有同感，也认为应该从非经济层次上来解决或减缓贫富差别的程度。
第三个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人们需要从经济制度建设和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软件部分着手。对于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大量减少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要大力提倡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有企业，这才是经济长久发展的根本出路。但至今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许多地方，私人企业如不行贿就有可能遭到地方官员查封的威胁。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和真正地做到富民强国，首先就要彻底地解放思想，彻底和尽快地放弃国营企业能搞好的幻想，让国有企业从竞争行业中退出，明确和果断地表明市场化与民营化应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只有迅速地发展非国有经济，当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大提升后，才能提供广大的空间来吸收国企的下岗、失业人员。如果不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行为观念，不放弃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长久、持续性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在95年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讨论过中国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所要采用的改革基本步骤应分别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这是由于不同经济环境将影响不同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最优选择。国有、集体，民有产权所有制在不同经济环境下都有相对优势。我在另外一篇关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文章中证明了当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时，国有企业将比民有和集体合作企业更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有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因此，只要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要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地高速增长，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国有经济民营化将会是最佳选择和唯一根本的出路。事实上，在中国过去20多年中出现了许多经济改革模式：有“江苏苏南模式”，“广东珠江金三角模式”，“浙江温州私营模式” 等。从现有的改革实践结果来看，温州私营经济模式似乎最具活力。
其次，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基础软件部分的落后问题及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应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特别要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真正实行中小学免费教育，而不是看到近期教育消费比例增大，就认为找到了拉动内需的突破口，麻木不仁的坐看各类学校滥收费。
再次，要保持政策和规章制度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和法规的权威性。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起码要管一、二十年。如果一年，甚至几个月就换一种方案，只会造成混乱。人类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进步这么大，即使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但由人类所创造的一些基本经济制度如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华人居住的地区和国家取得成功，凭着中国老百姓的聪明才智，它也应该能应用于中国大陆，而不需要总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改变政策和采用新机制。
记者：站到一个比较超脱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有没有比较大的失误？
田国强：我觉得整个方向应该是好的，没有非常大的失误。因为经济成就摆在那儿。首先，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经济年增长在9.4%左右。这种速度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未有的。第二，人民生活整体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可以看得到。虽然有很多不公平，贫富悬殊巨大，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从改革中获得利益了。第三，中国的国际威望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当然，有些具体方面还应该更快一些，有些地方应该更旗帜鲜明一点，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中国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首先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自由，然后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经济自由是搞好经济最重要的先提条件，更符合人性的客观规律。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基本上都是政府管的比较少。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比较成功，就是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这是主要成就，不能否定。
如果说比较大的失误，我认为改革对于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考虑不够，让人不是非常乐观。经济改革只是整个制度转型的一个方面，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他方面的改革要跟上才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方面的要求将会越来越迫切。此外，我认为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对基本国民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得不够。首先说教育，义务教育还做的远远不够，现在农村小孩失学严重。要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政府要大力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但每届政府往往没有激励这样去做。想一想，一届政府只干5年，干两届才10年，但中华民族是百年、千年、万年还要生存的，由于教育的成果和领导人在教育方面的业绩几十年后才现实出来，每届政府都没有激励真正下大决心对教育加大投资。但这么多儿童失学就会影响到今后的发展。中国要走向世界，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的话，没有一点决心去做的话，长远会出问题。看一看那些经济发展很快的东南亚国家，哪个对教育不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谈到，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什么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力资本，只有教育才能增加人力资本，这样，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了，那么怎么让教育受到重视？这需要制度或法规来迫使或规范每届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资。
其次再说环保问题。中国的环保问题非常严重，空气、河流严重污染，许多地方领导、企业和老百姓对这问题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有人说，这是改革的成本，经济发展的成本。我不这么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现在需要大力改善。你可以说西方的河流以前也污染，但是当时人们不知道污染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危害和后果，后来发现了却要用非常大的代价才能清除污染。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它的后果，为什么还不加大采取措施的力度呢？环保问题是经济学中所谓的外边效应问题，一般来说，市场机制是不太可能很好地解决环保问题，需要政府在这方面发挥大的作用，政府应该加大管理的力度，让人们知道污染的严重后果，使得人人都关心环保问题，具有环保意识。
另外，要想让经济发展，就应该用公平的政策对待所有的企业，不要区分什么国有、集体和民营。因为钱都是中国人赚的，都要纳税，最后都会促进经济发展。应该让所有的企业都公平竞争，把对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全部取消掉。
这些问题只能说是一些失误，希望在今后有较大的突破。
记者：您对教育那么关注，是什么触动了您？
田国强：中国经济要市场化，首先要城镇化，农民将大量涌入城镇。同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就要人人懂法，这需要有基本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理论以及各国经济发展好坏的实践告诉我们，长久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提高主要是靠生产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的关键是以注重教育、保护知识产权、明晰所有产权、允许自由竞争等软件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根本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因素中，72％依赖于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只有28％依靠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国技术工人占工人总人数的比例只有3％，而德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都在25％。现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一种在低层次上的增长，处于生产链的末端，主要是靠拼劳力而不是靠拼脑力实现的。中国的外贸增长也主要是靠出口加工而实现的，制造出口产品的设备和原料许多都是从国外进口，干死干活，付出的是人家的百倍，赚了只能拿小头。当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了积累资本，我们不得不如此这样做。但是，只要想有长远的持续性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靠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本生产率及掌握和开发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如果科学技术不能迎头赶上，哪能谈得上在本世纪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美国最近一次持续近十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科技。当然，不少人认为它是一个泡沫，但我并不认为完全是如此。一旦一个新产品开发出来，以微小的边际成本，创造出千百倍的利润。比如，象微软的计算机窗式操作系统，它的生产边际成本几乎接近零，这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首富的原因。
现在农民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经常看到农村儿童失学率高的报导，其实这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许多在农村的小学生、中学生在求学中就退学了。没有费用，有些乡村的初中都关闭了，高中关闭的就更多。现在的初等教育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中普及，那时候小孩子基本都有学上，现在许多小孩念不起书，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倒退。现在许多农民家庭连几十块钱的学杂费都交不起。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中国的长远发展。要解决问题，就应该真正实行免费教育。农村的教育应该由政府财政出钱管。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全部应该由政府来管，真正免费。在美国，初等教育是真正的免费，即使书本费也不需自己出，家庭收入低的孩子甚至吃午饭都是免费的。这些钱从那里来？是从地方财政开支，收入的主要来源于个人财产税收，如房产税。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这么大了，从报道中经常看得中国的许多大富翁都不交什么税。为了减小贫富差别，应加快实行交个人财产税，象房产税，甚至是个人消费税。
记者：您的研究除了用高深两个字以外，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那么，您的研究，主要是激励机制设计理论，能否应用于中国经济改革？
田国强：当然可以应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励人们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就是专门研究如何激励人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理论。几乎各行各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需要激励机制，只是不是所有的人意识到它的存在。比如，如何引进激励机制来增加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如何激励一个厂长、经理管理好企业，最大可能地创造利润，如何制定干部的任免制度使得干部真正地为老百姓服务，而又廉洁，等等。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哪些社会目标是好的，值得达到的。例如，资源有效配置、公平分配、减少企业亏损这些目标都是好的。经济学家或者改革者们的任务则是具体制定一定的制度或规则来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往往一些很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都是以一些抽象的经济模型为背景的。当我们认为某种方案不能实施时，我们应该要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它的实施。当然，一个明显的限制就是物质和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激励兼容问题。中国过去一直未重视激励兼容问题，以至许多人的个人行为和改革者所要达到目标是不协调的。离开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改革的目标自然无法实现，至少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为什么个人或企业的行为与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不一致呢？因为在旧的经济体制下，个人或企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行事可以得到好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机制使得每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目标一致呢？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当事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非对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害，一般不对他们实行法律制裁。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对许多人无效，或者政治工作者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暂时有效，成本大收益小。中国转向市场机制这一事实证明了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通过市场的方法，使得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社会目标也同时实现了，这样使得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达到了激励兼容。
中国应该尽快全球化
记者：前两年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尽快加入WTO有很多辩论，您一直强烈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入世，出于什么考虑？
田国强：参加WTO，到底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论从经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经济自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都论证了这一观点。让我们看实践，你能指出世界上有哪一个封闭国家是富裕的? 没有。我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一定要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差别。尽管经济自由化不能充分地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它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不能找到一个封闭的国家是富裕的例子。对外开放可能不能导致富裕，但这是必要条件。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除了依赖于经济自由外，当然还依赖于许多其他因素，象政治、社会、文化、风俗、宗教等方面的约束。经常会听到一些学者总是用印度的例子来反驳或置疑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能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差别。中国25年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光只推行了经济改革，还有对外开放。如果没有对外开放，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就不能达到今天的水平。所以具有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对经济上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全球化和加入WTO，无非就是实行国际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当然有弊病，但总的来说它的利大于弊。你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什么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幼稚企业，最后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各国的发展机会最终要靠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靠保护落后来争得。对外开放，让自己的经济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也是提高本国经济效率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手段。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不少人对金融全球化产生疑问，好象全球化代表金融危机。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表面现象。有人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会导致中国的金融危机发生。为什么金融危机在美国和西方等国家近些年没有发生？从实证的方法来考查那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你会发现这些国家往往并不只是它的外债太多了，而是主要有它内在的原因，那就是金融体系和法规体系不够完善。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痛苦的，减少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健全完善的开放金融体系及改善经济制度环境。具有不健全的金融结构的经济由于不支持长期债券，从而在抵制经济危机方面是比较脆弱的。与世界隔离的金融市场即使能解决资金流动的巨大波动，但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不见得有利。资金大量的流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当然是非常不利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种大量资金流动的经济是更加繁荣的(可以思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以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封闭的国家能把经济搞上去这么一个事实)。从长远看，资本的流动所带来的利益会超出所付出的代价。我认为一个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最佳地限制资金的流动，而是让资本流动能更好的运行，尽量的减少发生资金大量出逃的机会和减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带来的代价。
有人说中国加入WTO后要代表亚洲和第三世界说话。我认为这不现实也不合理，谁也不应该代表谁，中国只应代表自己。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每个经济单位都是利己的。作为一个国家，首先要为本国利益着想，所以我认为要中国代表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利益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客观现实是，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国家，首先主要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作为一个集体，首先主要考虑的是本集体的利益，作为一个家庭，首先主要考虑的是本家庭利益；作为个体，首先主要考虑的是个人利益。你如果不相信此点的话，你是否会更爱别人的孩子，把自己的钱都基本上捐出来？当然有这种人，但毕竟是少数，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解决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学科。那么怎样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呢？那就需要指定规则，制定激励兼容机制使得人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达到某种均衡，都得到了好处。参加WTO就是一个互利，所以我觉得中国 如果不加入WTO经济不会得到长久发展，中国加入WTO也有利于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
记者：您认为中国加入WTO需要面对哪些问题？
田国强：中国加入WTO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法规如何和国际法规接轨的问题。在加入WTO的初期，中国贸易法规与国际接轨将会遇到重重阻力，至少有一个相当困难的适应期和过渡期。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中央政府虽然从整体上规划实施世贸协议的条款和新规章，但难以在地方上严格执行，很难排除国内各社会职能部门的自卫性反应。不管国有企业也好，私营部门也好，甚至法律仲裁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都可能因无法适应日益增多的法规而出现反弹。二是国际竞争将促使中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定会导致更多的外国产品和企业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从而会冲击中国的部份行业。特别是金融的自由化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从而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不仅面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挑战，更严峻的是中国经济体制自身的结构性弱点将暴露出来。
记者：您认为入世给中国哪些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田国强：如果对每个行业逐个考查，你就会发现中国参加WTO实际上对中国行业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首先，作为最大层面，消费者没有得到任何坏处，至少不会比以前坏，因为有更多的商品供消费者选择。所以只需要考查生产行业。至于对那些有利于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比如说纺织行业和机电行业，是有利的。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纺织品有配额，参加WTO之后，中国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可以基本不受限制进入他国，所以有利于这些行业。当然对某些幼稚行业来说会有一些影响，象汽车工业、高科技行业。实际上从长远看也不见得是件坏事。配额许可证虽说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一个国家的工业，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源，因为配额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真正的办法在于改善竞争，只有竞争才提高了效率。
即使那些可能受影响的行业，影响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比如高科技产业，加入世贸后，将实行零关税，取消外资高科技企业为获取国内市场份额而必须向我方转让技术和出口配额的做法，这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不完全是坏事。高科技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环境更加宽松，将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来华投资和生产，从而带来资金、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这将有利于高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及让消费者受惠。例如，目前中国的电话费约为美国的7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是因为垄断和低效率。一旦有竞争以后，我想效益会很快提高。另外，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汽车行业。汽车行业也没有人们 想象的问题那么大。中国大概有100多家汽车企业，但实际 上中国汽车行业有13家企业的产量已经占到中国汽车总产量的91％。中国国内的汽车价格已经比国际上高20～30％。现在的 关税是80～100％。参加WTO以后，关税下降到25％左右，那么价格基本上已经同国际市场差不多，但由于中国的汽车行业几乎每个企业都已经跟外国企业合资。实际上影响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事实上，中国参加WTO的这两年已经证明了这点。许多担心都是不必要的。比如，汽车工业，在此之前，许多人都担心中国的汽车工业会受到打击，而一蹶不振，结果怎样呢？事实上是恰恰相反。许多汽车企业都早已与国外大汽车公司联合经营了。由於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中国巨大的潜在汽车市场，外国大汽车公司都急于要和国内的汽车厂家联合。我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汽车在贸易出口中将会占越来越大的份额。大量中国造的各种汽车将会出口到世界各地。
再看农产品，中国加入WTO之前的农产品关税高达45%。加入世贸组织后，要在4年内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降到14%─17％。但是，关税配额粮食配额只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5%，这样的压力我们承受得起。不过，对油、棉的压力比较大。对于中国来说，土地密集型产品(如粮、棉、油)不是优势，劳动密集型农业(养殖、水产、园艺)才是优势。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的产业转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及中国城镇化转型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大概是７０％。中国经济要想现代化，农业人口一定要大量减少。美国农业人口大概是5％，他们除了供应自己外，还有很多出口。台湾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将人口从８０％减到了１５％。所以中国农业人口一定要减少，转向工业部门。当然建工厂就要占农地。这样一来农产品靠自给自足一定不行，假如我们需要工厂的话，农产品只好靠外面进口，这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用担心没人卖给我们，外国的农场主要赚我们的钱，他们就会卖。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我们可以向欧洲买，欧洲不卖，向越南买、泰国买，中国怎么可能倒霉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卖农产品给我们呢？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真正受到影响的那些行业可能是那些模仿外国技术作为技术进步手段的企业。加入世贸组织，这些企业的技术进步能力会受到考验。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必须扩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医药行业，加入世贸后，医药产品的进口关税降至5．5％─6．5％的水平，进口药品会大量增加。许多医药类企业缺乏开发新药的能力，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扩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国内医药企业有可能不得不向国外医药公司支付巨额的专利费来获取技术，这对我国医药企业是个挑战。此外，对银行业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加入WTO后中国要允许外商独资银行经营银行零售业全方位服务业务，并且允许外国银行在2005年后开办人民币业务，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拥有50％的股权，并增加设立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城市。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的是，一个行业如果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经营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们中国人自己经营呢? 总之，我觉得WTO对中国行业的影响和冲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从长远来说，利益大大超出了它所带来的成本。
记者：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将它的代价减少到最小呢?
田国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深入地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逐步地完善和建立适合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市场化经济制度的转型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获得最大收益，同时让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波动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放开价格，开放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给予人们自由就可以了。它是由一系列经济制度环境组成的。这包括市场价格机制、自由流通的生产要素市场、各种经济法规、明晰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系统、税收体系、反垄断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为保证基础，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就不能产生人们所希望的结果。这是由于价格机制能有效、迅速地传递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信息，明晰的产权制度能激励投资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最有效地生产，竞争的市场使得消费者能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满意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竞争，企业也没有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需要反垄断法来保证竞争。这样，产权明晰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使得人们在自由选择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交换产品和生产要素，从而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市场能正常运转和公平竞争需要有规范的法律和法规作为保证，保证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不受侵犯，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这点对吸引外资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法律体系和法规，企业合同、契约就不能严格被执行，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从而增大外国投资者利益被损害的风险。在这样一个不健全的经济制度环境下，外国投资者一般是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的，从而在抵制经济危机方面显得很脆弱。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能否取得经济平稳健康高速地发展将取决于中国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市场化的改革能否更深入地进行，经济制度环境最终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和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
记者：您是否能给出具体建议？
田国强：首先，要健全完善的开放金融体系以及相关配套法律和法规。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损害是巨大的，减少经济的波动和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最根本办法就是要健全完善的开放金融体系以及相关配套法律和法规。由于不健全的金融体系和不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将增大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使得他们不愿意投资或不愿意作长期投资，从而在抵制经济危机方面是比较脆弱的。
其次，大张旗鼓的进行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清，因为用别人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由于国企的厂长经理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他们大多没有什么开拓、创新精神，其资产的经营风险、盈利也就无人真正负责，而大量的国有资产又是这样被少数特权者占有、调动、支配，其结果是破坏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整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国有企业的问题一定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提下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企业的日子将会更难过，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将会更为迫切。应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
第三，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作，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发挥作用。许多人对市场的功能仍然认识不够。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传递信息的机制，它能够提供人们需要什么商品，从而生产什么商品的信息。当经济运作不好的时候，政府不需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要提供一个环境，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如制定规范的股票市场及产权交易市场规则，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能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等。
第四，注重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制定更开放的人才使用政策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或创业。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被引入到中国。入世之后，由于国外的知识产权将会得到更严格的保护，中国获得新技术转让的成本将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应充份利用现有的人才资源及注重人才的培养。如不解决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的问题，中国在经济世界化潮流中将难以依靠本国智力资源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在中国，许多人才被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本身所窒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20年前派出留学生以来，不断放宽留学政策，使得大批的学子得以出国留学，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学到和掌握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滞留在海外。如果中国政府能制定出更宽松的吸引留学生回国服务和创业的政策，这将是一大批可利用的宝贵人力资源。
最后，制定出更宽松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不要怕让外国人赚钱。为了想通过外资创汇或赚钱，你就需要让外国投资者能赚到钱，否则他们就不会来投资。中国古人说的好：要得之，先予之。你如果想要赚别人的钱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你就要让别人也能赚到钱或得到好处，也就是互利，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互利和双赢。世界上最可靠的赚钱方法就是让人家也赚到钱。参加世贸组织就是让人家赚我们的钱，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人家也让我们赚他们的钱。实际上，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做生意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只要有好项目和能保证契约条款得到落实的法律、法规的话，根本就不怕别人不借给我们钱，他们反而会求我们借他们的钱。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
田国强：我相信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将是长远的，而它所带来的问题只是短期的，可解决的。减少经济全球化所导致问题的最佳办法是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改进经济制度环境，而不是采取更多政府干预和控制的办法来减少经济波动的发生。尽管这种经济制度环境的改进不能完全地避免这些弊病，但它能够减轻和缓和危害经济发展的程度。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之所以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两条基本国策：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对内“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及引入竞争市场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大量外资、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涌入中国，外贸大幅度地增长，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增长迅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相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还将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当今的世界处在高科技与信息时代，中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搞好市场经济，必须更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与交流。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不仅可以与外国进行优势互补，而且还可以引入国际规则，完善市场体系，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一个艰巨的历程。在千年之始、世纪之交之初，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生物技术工程革命化的大潮中。这次浪潮来势凶猛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个千年不遇的历史机遇，不要错过。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迫使中国面对适应现代知识经济的挑战。现在有一种观点，说中国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一旦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就会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这种观点是太看不起中国人了。其实，中国人的竞争力不比任何人差，只要给人们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中国人就一定能赢，海外华人在经济、科学等领域的杰出表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刻苦耐劳，聪明能干，怎么可能输给外国人？只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发挥人民才干的经济制度环境，不愁中国的经济搞不上去。当然，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化过程在短期内可能是痛苦的，将会给许多企业、行业和个人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痛苦，但没有退路，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向前走，继续进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否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停滞和落后，中华民族又将失掉一次重新崛起的良机。
田国强教授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然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孜孜学子，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转机：几乎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读研究生和出国几经波折、身无分文去美国读书、听不懂英语授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田国强经过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年来最好的学生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John S. Chipman教授的评语)。随后，获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的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来。田国强教授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广学博识的才华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通过对此文的阅读，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的奋斗经历，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以了解到他们那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第一部分：口述实录
生于忧患 认识社会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县。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以文为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更穷了。所以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很小就给别人帮工去了。父亲是家中长子，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十年后讲给我们子女们听时，人名和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京山县是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父亲为报父仇于1939年参加了李先念的新四军，解放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湖北省公安县。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体弱多病, 不太讲卫生, 干净衣服穿一天就变得脏兮兮，也不太爱讲话，喜欢想着各种办法自己玩。我6岁开始上小学，那时成绩不好，总在及格线上不远，因而不大讨家里人喜欢。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喜欢教训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我因为调皮经常挨他的揍。他对子女的学习非常看重，他觉得我学习差，身体不好，人又木讷，曾在教训我时说我今后不会有出息，结果，却我在快满27岁时，离别父母，远度重洋，来到美国留学。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课程断断续续。由于父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我们家开始受人歧视，我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得懂事起来。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课程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什么东西一学就懂，特别是数理化。从初二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能读高中。当时我三叔在河北省冀县，他1949年参加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建国后被保送上大学，是河北大学毕业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劳动几年后不能回原单位林业部，被分到河北省冀县中学教书，是一个好书如命、一天到晚书不离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还准许三叔教书。当时我不能读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读了半年书，然后通过转学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县读高中。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赶上71年至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们那一届的高中生学到了一些东西。77年高考恢复后，77至78届大学生中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于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由于自己小时候老实，受人欺负，文革中又遭受歧视，在学习成绩变好的同时，人也开始变得调皮和活跃起来，很快在同学中有了威信，也常爱作些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的事情。
1974年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工厂，但不可能进大学，另外一种是下乡，然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当时的愿望是进大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拆修机电一类的东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所以我选择了下乡，总共在农村呆了近三年。我是1974年7月下乡的，头几个月我感觉日子很难过。由于父亲被打倒，对今后能否上大学完全没有底，感觉前途非常渺茫。刚下乡时我最怕一个人在夕阳下度过，阳光斜射下来，给人一种惨兮兮的样子。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在乡下的近三年中，我当过知青队长，工作组成员。我干活很卖力，好胜心强，不太会偷懒。我们知青队的一个知青可以将锄头拿在手中几个小时不挖一下，我是怎么也没有这个耐心，在这点上，我真是佩服他。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几乎没有休假的时间，我们知青由于有国家补贴，还吃得饱饭，但许多农民却吃不饱，很贫穷。由于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结果，我所下乡的地方一天的报酬只有三、四毛钱，有的地方甚至更穷，一天的报酬只有几分钱，一年下来几乎家家超支。每天劳动的时间也特别长，一天至少十二小时以上，赶上农忙、赶插稻谷时，有时一天甚至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平时也没有肉吃，我曾经半年没有吃过肉。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时我用小时候练出来的弹弓手艺，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打斑鸠，一晚能打到好几只斑鸠和知青战友们分享。干体力活，饭量变得很大，每餐八两，一天要吃两斤四两米。不过，我的体质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壮，一般农民也没有我的力气大。我记得在为我们知青队建房时，曾一次挑起近5斤一块的红砖70多块走百米左右，没有这么结实的扁担，只能用胳膊粗般的树棒当扁担。我还学会了干许多农活，比如割稻谷和挑担子。那时为了图表现，其中一年春节都没有回家，尽管我下乡地方离县城不到100里。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我学会了抽烟，练出了酒量，直到上大学二年级，才戒掉吸烟。也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国当教授以后，直到现在, 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到我下乡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下乡的经历还让我学会了一种本事：我现在作调查的时候，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同陌生的农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谈的非常融洽。总的来说，在乡下的这一段知青岁月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自己的体质，也使得我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穷。由此增强了我们这一代对社会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责任感。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
求学路上 历经坎坷
当时我虽然有读大学的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困难很大。1976年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取决于你是否根正苗红。那时已经有了不正之风，看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领导的子女。刚打倒“四人帮”后不久院校开始招生，但极左的风气还很浓，正处在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峰。对所招工农兵大学生今后出路的政策是“队来队去，社来社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人如果是从生产队(或公社)进大学的话，最后还是要回到生产队(或公社)去。结果，很多有关系的、父母亲有权势的就没有报名上大学，这却增加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我当时想：即使上大学后让我回农村，我也愿意。我觉得即使种田也需要科学知识，知识一旦掌握之后，就是自己的了，况且说不定今后形势还会发生变化呢。父亲那时还没有解放，对我能上大学的事不看好，但母亲对我想上大学的愿望非常支持。母亲为我的事上下奔走，向人求情，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但让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是很难实现的事。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父亲原来的下级、母亲的同事，加上我下乡的表现也很不错，于是大队、公社同意推荐我上大学，没有想到最后批下来的却是中专-----湖北水利电力学校。后来那个学校不知怎么回事却又不招生了，连中专也上不成了。这次招生事件对我打击较大，知青队的人都被招生或招工走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平时热闹非凡的知青队那时显得异常的冷落，使人感到非常寂寞和心情低沉。
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我对上大学的事已不抱希望、心灰意冷。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三个月以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决定招师资班。朱校长是武汉大学英语系大学生，抗战时奔赴延安，是延安抗大出身的老干部。朱九思老校长是一位非常有眼光，有气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直到现在我还这么认为，如果由他当中国的教育部长，中国现在的教育可能更上一层楼。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他就洞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在中国出现，认识到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要性，致力于将华中工学院办成中国，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他求才若渴，大量收揽人才和培养师资。华中科技大学现在许多教学和科研骨干都是文革后在朱校长亲自过问下一个个调进学校的。招师资班就是他当时的一个举措。当年华中工学院特招了数学、物理、机械、电力和政治五个师资班。并且不象73年以后招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在全国恢复高考之前，朱校长又首先想到让华中工学院出试卷对推荐进师资班的知青进行数学和语文两门考试。在此之前母亲带着我去见县教育局的一位潘局长，他很同情我没有入学的处境。正好有这个机会，潘局长便向华中工学院招生的人推荐了我。时间很紧迫，我接到通知后，只复习了一天就参加了考试，结果数学考了满分，语文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是由于我父亲的原因，华中工学院去招生的老师开始不想要我，潘局长对他说，就只有他了，我们不推荐其他人选。于是招生老师将情况上报学校，经学院党委集体讨论同意后，我终于被招进了华中工学院物理师资班。接到入学录取通知的那天，正好是我21岁的生日，这是我在求学路上，历经坎坷所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天，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苦下功夫 打好基础
我们师资班的同学是77年5月进校的，比同级学生晚了大半年。我在华中工学院的物理师资班呆了两三个月，由于一次数学考试，成绩还不错，于是将我换到数学师资班，当时我非常地不情愿，因为我从小的愿望是当科学家。我感觉人的命运有时真的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事件都是巧遇或历史误会，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都很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所变更，都不会是今天的我，瞑暝天意中，似乎总有人在指引我的人生道路。比如差一点上不成大学，比如专业的转换。最后的转换专业造就了今天的我。如果当时我学物理，将来可能有机会做一名物理科学家，但我便不会有机会师从林少宫教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也说不定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刚进大学的时候，头一年我不是非常用功，在班上成绩也只能算中上。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古典小说，可下面县城这样的小说不多，所以刚上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从校图书馆借的各种世界名著。到了1978年，我们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觉得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只有那些已做了许多研究的人才能有资格当研究生，才考得上，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考研究生的打算。后来，我们班上两位同学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别人能考上，我也能考上。当时我们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教的东西相对简单。于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改邪归正”，不再整天看小说，并制定了自学计划，规定自己每周自学60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学习计划。相当于上午上完课后，每天要自学8个半小时以上。在随后的一年中，我没有了节假日和周末，也取消了睡午觉的时间，为了不影响同寝室同学的睡眠，有时我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那年春节也没有回家，人一下瘦了很多。我自学了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许多数学教材，象菲赫金哥尔茨八卷的微积分教程和复旦大学文革前出版的数学分析我就至少看了十遍以上，吉米多维茨5000道数学分析习题集也做了几遍，并且把文革前各个大学历年数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题弄来反复做。这段学习经历，为我的数学基础、逻辑分析能力及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记得数学分析中几乎所有定理的证明。
一年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我当时的理想是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当时是一个人才空档，非常优秀的人已经在78年考上研究生了，77级大学生才进校一年多，我认为自己考上的机会还是较大的。可是朱九思校长非常爱才，当知道我班上两个同学78年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后，批评系领导不该批准他们考外校研究生。结果华工就卡着不放他们走，直到他们在武大读完研究生后，粮食、人事关系也没有转到武汉大学去。由于这个事件，朱九思校长就给全校下了一个规定：优秀学生不让考外校，只能考本校的研究生。我就这样被朱校长留在华中工学院。当时华中工学院数学系有几个专业招收研究生，其中一个是林少宫教授的数量经济学。林老师1950年代初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专业是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大师、现代经济学主要推动人之一郝太林（Hotelling）很欣赏他，邀请林老师去他那里工作，但是林老师还是回国了。当时计量经济学才起步，林老师如果那时不回国，现在一定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世界著名教授。回国后，由于不让教西方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林老师就改行教数理统计，结果林老师成为国内应用数理统计方面的权威。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78年三中全会实行经济改革后，我感觉到经济学研究将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领域，所以就报考了林老师的数量经济研究生。当时林老师准备招收四个研究生，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成绩是全校第二名。
我从小就比较自由散漫，说话直爽，不喜欢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那一套，欣赏道家无为而治的处世态度。道家的无为并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指要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取得成功，一切要顺其自然 (“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 ) 。当时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还不是系，只是教研室，统属华中工学院基础课部。我当时不被基础课部领导喜欢，一个原因是认为我政治上不求上进，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我讲穿着。由于我穿解放鞋出脚汗，喜欢穿皮鞋，于是他们就说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另外，由于我忙于准备研究生考试，从早到晚在学习，对其他的事情不太关心，所以他们认为我在走白专道路。参加完研究生考试后，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刚好我祖母病了，我向寝室长请了假，没有参加期末考试就回家去了。寝室长也没有把我请假的事汇报给系领导。当时基础课部领导认为我刚考上研究生就骄傲了，居然不参加期末考试，再加上数量经济专业原打算招四名研究生，却只有我一人够分数线，最终把我的研究生资格取消了。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沮丧。记得我独自在县城的长江边上静坐了4个小时，心乱如麻，不过还要强制自己理顺思路，自我检讨，如何汲取教训和制定今后的打算。那时，文革后恢复高考已经使我认识到：自己头上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一定要摘掉，否则就像右派的帽子，如泰山压顶，让你今后抬不起头。我自己对自己说，哪里倒下去，就要在哪里站起来，一定不要泄气。然后，立即赶回学校，那时暑假才刚刚开始，准备下一年的研究生考试。在随后一年，我处处注意，力争有一个好的表现，参加所有班、部活动，结果被评为学校优秀共青团员，基础课部三好学生。由于表现和成绩都不错，在80年5月毕业时我被留校当老师。随后我报考了80级研究生，又以高分考上了。我终于在1980年9月成为林少宫老师的首届研究生，成为林老师的首席大弟子。这是我苦下功夫的结果，为我今后的经济学研究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协助带我们研究生的，还有李楚霖教授。在这些恩师的悉心指引和传授下，我从此走向了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不归路。
出国留学 几经周折
我成为研究生之后，学校不久就开始推荐研究生出国留学，我也被列为公派出国留学人选之一。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也是一件大难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出国留学。从父亲对出国留洋及对钱学森、华罗庚等人高度推崇的言语中，我从小就认为出国留洋对自己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对英语口语根本不感兴趣，我觉得能看懂英文文章就可以了。当时我只掌握了不到一千个英语单词，我对在大学时学英语从来不开口的短视行为感到非常后悔，自责自己太没有眼光，但这并没有减低我出国的热忱，只是下定决心恶补英语。朱九思校长办学的干劲非常大，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对出国留学非常重视，想尽可能多地派人出去留学，但那时每个学校的出国留学名额有限，怎么办呢？朱校长刚好那年秋季到美国考察。在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访问中，朱校长知道了在国外读书可以拿奖学金，而不须国家花费的好事。他一回国，就让我们这些已推荐出国的人自己申请奖学金，一旦申请成功后，就把公派出国名额让给其他人，这样就可以多派人出国。朱校长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是一大创举，那时许多学校和学生根本都还不知道可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这么一回事。由于朱校长的这一举动及采用其它种种措施，在我出国时，华中工学院已派出200多人留学，在当时所有的大专院校出国人员为第二多。朱校长对出国人员非常重视，无论怎么繁忙，也要挤出时间接见每一个即将出国的留学人员。我在申请出国留学和奖学金的时候，也规划好自己要干的事。我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也刻苦学习英语，并开始做硕士论文。我的论文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是关于经济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我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做出来了。在攻读硕士期间，我发表了三篇英文及一篇中文专业论文。我的硕士论文后来寄给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费雪(Franklin Fisher) 教授，获得他的好评。我一边做论文，一边申请外国的学校。把写好的论文寄到所申请的学校。在林少宫和李楚霖两位老师的建议下，当时我申请了四所学校，张培刚教授、林少宫教授及李楚霖教授写了推荐信，最后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奇普曼教授 (John S. Chipman) 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他就给了我研究助理奖学金。
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英语口语几乎等于零，不会说，但是已经能写了。明尼苏达大学曾经专门安排一位在北京大学访问的教授，带来当时流行的国际学生英语水平测试Michigan英语试卷单独让我考，我没有通过。但奇普曼教授对我很有兴趣，他是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讲座教授，在学校很有地位，由於他坚持要我，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通过特赦的方式把我的英语免了，并给我了奖学金。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次寄给我的是标准的I-20入学通知表，要我1981年秋季入学。但学校希望我学成后回国，把我作为公派留学的形式出国，因而要求我用访问学者所用的J-1签证出国留学。在我拿到IAP-66入学通知表后，很不幸那年夏天教育部有了新的规定，在校研究生不能出国，只能毕业以后再出国。这样，我就决定加快学习进程，尽快早毕业。结果只用了半年的时间，1982年元月的时候，我就通过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明尼苏达大学又给我寄来了82年元月入学的表格，但国内办出国手续特别复杂，来不及，推迟到1982年9月入学，结果又错过了。这样明尼苏达大学前前后后给我寄了五张入学表格，直到1983年1月底我才终于成行。我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博士生。到美后，系里秘书告诉我，在我之前，经济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象我这么费周折才能入学的学生，明尼苏达经济系主管研究生的主任布朗利(Oz Brownlee)教授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在美国政界有不少关系，怕我申请美国签证时被拒签，特别通过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中国使馆打招呼，为我的签证申请放行。这样，出国留学的愿望经过几经周折终于实现了。
总结自己求学的经历，我发现只要你敢想，然后去努力，你的理想多半会实现，就怕你没有想法。我追求的目标，比如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出国，当教授，目前基本都如愿以偿。当然，你对自己要有一个大致的定位，不能空想，一旦目标明确后，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要想办法实现目标，也就是军事上所谓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百分之一的希望，按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执行。没有前面‘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哪有后面‘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前景，没有前面‘踏破铁鞋无处寻’不折不挠的千辛万苦，哪有后面‘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喜人成果。事在人为，即使你没有成功，只要你努力了，就不会遗憾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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