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罗格夫]　(2012-03-09)

林书豪是剑桥这几个星期最受注目的新闻人物。这名哈佛经济学毕业生震撼了美国国家篮球联盟（NBA），在一夜间从无名小卒崛起为耀眼的超级巨星，带领弱旅纽约尼克斯队取得一连串的胜利。

　　林书豪的成功之所以如此令人刮目相看，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打破了人们对亚裔美籍运动员的文化偏见。原本忽视林书豪，现在却目瞪口呆的专家们纷纷说“他看上去不像是能成为巨星的人。”而林书豪那种溢于言表的诚恳与谦和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赛场外的粉丝。当他连续两期登上《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的封面时，全世界为之瞩目。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品牌及兴趣的NBA也大喜过望。

体育与娱乐界外的高薪者受鄙视

　　坦白说，我也是林书豪的大粉丝。事实上，我十几岁的儿子早在林书豪为哈佛大学队打球的时候，就对他的球技和职业道德崇拜不已。但在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观察公众对那“1％的富人”或是收入极高者不断升温的愤怒时，我也看见了这个成功故事中不同及被忽略的层面。

　　令我吃惊的是公众对体育明星的高昂薪水有种司空见惯的认同，对商业或金融界翘楚的评价却很低。一半NBA篮球明星的年薪超过200万美元，比进入1％高收入群美国家庭的收入门槛高5倍。像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这样长期以来都是超级明星的球员每年有超过2500万美元进账。因此，NBA球员的平均年薪已超过500万美元。相比之下，林书豪的年薪只有80万美元，对于一个第二年打NBA的球员来说只是“最低工资”。不难想象，林书豪肯定会赚得更多，而粉丝们也会对此喝采。

　　但这些粉丝中的许多人，却肯定会认为薪酬中位数在1000万美元左右的《财富》500强企业（Fortune 500）总裁，获得的报酬是高得不合理。如果一名篮球运动员的动作比对手快那么零点几秒，没人会对他打一场球的收入比五名工厂工人的年薪还多有什么不满。但如果一名金融交易员或企业执行人员能令自己的企业比竞争者抢先一步，并因此获得公司的一大笔报酬，公众却会认为这不是他应得的，甚至会将他视为小偷。

　　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研究明星经济学。在某些领域中，一小批人的决策在一个企业里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让他们的特殊价值不同于即使是像传说中的伐木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这样的个体。但国家究竟可以容忍何种程度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却仍是未经探究的领域。

　　当然，公众对职业运动与娱乐界外高收入明星的鄙视也有一定的逻辑，尤其是在某些本质上是零和游戏的金融领域——一个人赚的钱必定是来自他人的损失。还有其他领域也是例外，比如科技，就像苹果公司已故创立者史蒂夫·乔布斯那样，能为公众带来货真价实的创新和高质量，而不是雇用一帮律师和说客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

“明星经济学”值得探讨

　　作为一个篮球迷，我不会将这项运动视为一种零和游戏，即便某一支队伍赢球必然意味着另一支输球。最顶尖的球员确实有具大的创造性天赋，但一些擅长扣篮表演的“街球”运动员也有类似天赋；或许是他们的身高无法与他人竞争，所以也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

　　粉丝是否因为球员所起的模范作用而觉得他们的巨额收入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有许多球员树立了好榜样，但不是所有高薪运动明星都是模范公民。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的明星四分卫迈克尔·维克（Michael Vick），就因为经营残忍的斗狗比赛而入狱。此外，一些球员因非法拥有毒品与武器或家庭暴力而被捕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严重犯规事件在运动场上也不时发生。2006年世界杯上齐达内（Zinedine Zidane）那一记众所周知的冲顶便是很好的例子。此外，NBA自己的明星球员罗恩·阿泰斯特（Ron Artest）曾于2004的一场比赛中冲上观众席与球迷扭打，而在之后的整个赛季被停赛。或许是为了表示已经改过自新，他如今已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慈世平”（Metta World Peace）。

　　此外，体育运动队伍对政府的游说肯定跟任何大企业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在大多数国家，职业运动都是合法的垄断行业，著名球队都能在主办赛事的城市免费使用运动场或享有其他优惠。而且，不要忘记，林书豪的成功故事是NBA亿万富翁球队老板和百万富翁球员之间，对如何分配每年40亿美元收入的巨大争端促成的——这笔钱比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还要高。

　　正如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所说，全球化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变革，令明星经济学在许多领域变得日益重要。这在体育和娱乐方面肯定是没错的，在商业和金融方面其实也是如此。

　　我希望林书豪能有持久而光辉的职业生涯，虽然即使他的成功像流星般短暂，也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我们可以预计，随着亚裔美国人继续在其他竞技场上突破重重障碍——只要他们在一些领域依然屈指可数，比如企业总裁——这些新崛起的超级巨星也将会得到同样的欢呼。

　　如果公众对超级明星的高收入感到不满，纠正问题的最明显方法就是改善税务制度，对象包括许多已经从自身的工作得到巨大税务减免的财鸿势大的球队老板。如果能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竞争环境，也许体育和娱乐界以外的明星会发现自己得到了更多的赞赏。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

英文原题：Jeremy Li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uperst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