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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STRONG>中国经济学缺少了什么？ </STRONG></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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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STRONG><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2>东流水</FONT></STRONG></DIV></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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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多马将经济学家分为三类：伟大的先哲；理论家；统计学家。理论家、统计学家对于那些称得上伟大的“先哲”犹如太阳照耀下的晨星，只有在阿波罗神的背影下人们才可看清楚那些繁星点点。马克思足可称作“伟大的先哲”，他思想的足音穿透一个半世纪仍然回响在我们的耳畔，但以多马的眼光看来马克思却是个贫乏的理论家——或许在现代看来果真如此，就像今天仅仅懂得乘法只能算作具有贫乏的数学一样。熊彼特想同时成就为伟大的先哲、理论家和统计学家，但终其一生仅可以被称作“先哲”。凯恩斯构建了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作为理论家似乎超越了马克思和熊彼特，但他却又是一个伟大的决策者，由于致力于解决当时各种急切而具体的经济问题，以致冲淡了他作为先哲的形象。凯恩斯的嫡传弟子、1984年因为对国民账户体系所做出的基本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斯通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学家。循此轨迹发现，在日月更替中“经济学家部落”的代际繁衍的趋势似乎日益由思想家——即“先哲”向一般理论家——学者、统计学家——或计量学家进化。<BR>        这好比艺术领域中为数不多的绘画艺术家日益被众多的画坊中的工匠所替代，有更多的幼小生命希冀成为艺术家，抑或是他们的家人对于子孙生存状态希望的寄托，但这个时代不是艺术家辈出的时代。缘何如此？有更多的社会角落需要经济学家给以终极关怀，社会日渐由一条百米跑道变成一座迷宫，经济学家生命的有效期不足趟一次迷宫——即使他不迷路，在不同角落构造出的巢穴也同样使经济学本身成为迷宫。世界的脚步加快，人类在冲突中出现前所未有的融合趋势，一味地热衷谈论什么“主义”可能不合时宜。人们对经济学的需求推动着经济学知识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各种学术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家生产线”，产品在线的成长期受到铸造他的模具的塑形，待到学术生命的灵性尚存，想独立闯荡时却痛感变身乏术，灵魂能够飞出躯壳？或许，学院中培养经济学精英的机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紧的是在于塑造文化背景同时宣示一种精神力量的感染，体现一种充满活力的思维训练过程，孕育一种从方法论（不是方法）角度判断事物的习惯。 <BR>        笔者在某些场合讲过“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繁荣的世纪”，这并非是一个经过严格论证的命题，且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我们所论是一个未来时而不是现在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曾经是经济学的故乡，既是滋养古典经济学的沃土，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策源地。二战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学的“世界家园”，这一过程从二战以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时的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之争就已经开始，结果实际上是老国王向他的流放者朝拜，连凯恩斯也不得不屈从于奉行他的主义的美国学生（不是怀特）。经济学繁荣和经济发达程度以及经济体系的成熟似乎都有关联，当然，关联是由于过程而不是由于结果。全球都在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在21世纪下个十年会超过日本，四十、五十年以后人均水平会接近发达国家，所以，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世界经济学”完全有可能到中国安家落户。但经济学家不能消费掉“画饼”，当一部分人有剩余而另一部分人负债时可以使社会剩余增加，当整个社会没有剩余时大家都对银行负债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就像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我们韬光养晦一样，中国经济学进步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与操守。中国当今有多少经济理论家，统计学家？又有多少伟大的先哲？顾准、孙冶方都具备了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智慧以及真诚、炽热的灵魂，但他们生不逢时，他们比之马克思毋宁说是不自由的，他们也没有如凯恩斯一般的教育背景和历练，更没有凯恩斯那样优哉游哉、徜徉于文化沙龙中追逐芭蕾舞星的绅士生活。顾准、孙冶方时代所缺失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他们所具有的我们却或许在日渐失去！<BR><STRONG><BR>（《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史研究》一书序言，有删节。该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STRONG></P></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