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回顾和展望 ---------------------------------------------

当前中国正处于第五个宏观调控周期，这个周期起始于2003年9月。就目前而言，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基调均已转为“稳健”，但调控尚无结束的征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25年以来，第一次宏观调控发生在1978年，第二次宏观调控发生在1984年，第三次宏观调控发生在1987年，第四次宏观调控发生在1993年。和前四次调控所不同的是，这轮宏观调控自始至终充满着曲折。对于2004年的宏观调控，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对2005年的中国经济，又有何蕴意？ 对2004年综合调控政策的简要回顾 早在2003年年初，国务院已经关注到了经济强劲增长背后的隐忧，但随之而来的“非典”灾难使得是否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控的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尔后是2003年下半年对中国经济“冷热”的广泛争论。国务院从4月份开始对宏观经济进行综合调控。 央行是这一轮宏观调控中采取措施最早和最为多样化的部门。其综合调控措施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准备金率方面的调整措施；二是利率方面的调整措施；三是窗口指导方面的调整措施。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近几年国内贷款增长率，分别是2000年的6%，2001年的13%，2002年16.9%，2003年的21.1%，2004年估计约为13.8%-14.5%。就此看来，央行货币政策的基调已经重新回复到稳健的轨道上来。 2004年本应是发改委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但目前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对宏观经济的综合调控方面来，其较为重要的调控措施包括4个最重要的文件，即《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暂停土地批转的文件》等。 2004年综合调控政策的短期效应 从2004年1-10月的情况来看，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可能在28%左右，而改革开放以来25年的平均趋势线是20％，因此中央政府可能仍然觉得上述投资增速偏快。应该说，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难度在上升之中，一是目前国内真实利率水平仍然偏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和出让方面都没有标本兼治的改革，因此投资冲动难以回避；二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几乎没有进展，核准制的推出在实际效果上强化了中央发改委的权力而削弱了地方发改委对地方经济的区域规划；三是根据发改委的数字，本轮宏观调控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清理共有7.6万个项目，总金额17.3万亿元，但其中停止建设、取消建设、限期整改的项目资金仅占4.9%，前两项资金额仅占总金额的1%。因此中央发改委继续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严格控制仍然是2005年的基本趋势。 同时，金融风险增加的迹象日益明显。周小川曾经指出，银行业所形成的不良资产，大约有30％来自于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大约有30％来自于为国有企业输血；大约有10％来自于地方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还有10％左右来自于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另约有20％左右来自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所处的关键时期和产业政策的变迁，使得未来3年中国金融体系可能承受新增不良资产问题。对此，乐观、保守和悲观的估计是：未来3年中国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将年均显性增加2000亿、2500亿和3500亿；隐性年均增加3200亿、4200亿和5200亿。可以预期的的是，近年来不良资产余额和比率双双下降的局面将扭转，金融风险将向中央政府集中。 从市场化和国际化视角观察“投资过热”现象 2004年被列入投资热的行业同时也是回报最高的行业。就2004年1-10月份而言，利润增长最为迅速的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化工、钢铁、电子通信、石油加工，其新增利润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2.7%。 投资过热行业的特征之一是国有垄断。对于国有垄断造成的投资热，抑制过热的治本之策，是对各种所有制的资本打开准入的大门，摊薄垄断利润、打破行业垄断。遗憾的是，至今政府在对某些行业投资热进行调控时，依然很少将抑制短期投资高企和打开行业准入结合起来。相反，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热衷于强化审批、限制供给、提高价格，这种措施只能治标，如果抑制投资热和强化国有垄断不幸结合，偏离了市场化的基本方向，那么在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这些目前被掩盖的弊病会被更充分地暴露出来。 投资过热行业的特征之二是资源短缺。一些被认定为投资热的行业，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均带有明显的资源短缺形态。以2003年为例，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全球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资本的25%。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规模和对外部资源依赖程度的与日俱增是同步的，中国经济增长再集约，也难以避免对外部资源的严重依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有利用外部资源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而不是画地为牢、自我克制、少用甚至不用外部资源。 从成本推进和国际输入视角观察“通货膨胀”现象 CPI（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是以食品价格上涨为核心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自1998年6月以来，CPI的走势和食品价格走势高度相关，而2003年第四季度以来，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交织着短期和中长期因素。短期因素是：截止到2003年，中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减产。考虑到2004年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增加并且迄今风调雨顺，因此夏粮和秋粮的丰收已是定局，因此2004年10月份之后，粮价的相对平稳可能使CPI短期内走平。 从中长期看，中国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似乎是变幻莫测的事情，中国作为人多地少的国家，产粮不是比较优势。如何遏制CPI中长期内的快速上升？这需要我们确立新型的粮食安全观念，在粮食安全方面，关键是保护耕地不被蚕食而不是耕地上种植什么，即“藏粮于地”，而进口粮食，对中国而言，几乎等同于进口土地资源和水资源。 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升是通过外贸途径传导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目前PPI的上涨，并不是产能不足造成的，而是由更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原材料价格和土地等价格上涨共同推动的。理论上讲，PPI的上涨趋势有可能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措施来缓解，但在维持汇率稳定的背景下，PPI的上涨就只能伴随中国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仅以中日贸易而言，1990－2002年间，日本输华产品价格上涨了3％，而中国输日产品价格下跌了19％，中国每年损失的外汇高达1.9万亿日元，是2002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10倍！因此可以说，PPI对中国宏观政策而言，基本丧失了自主调控的能力。 央行对通货膨胀的调控存在现实和理论缺陷。就我们观察，这种缺陷体现在以下多方面：一是央行多次表示，如果CPI突破5％，就有必要加息，就经济指标而言，存在领先、同步和滞后三大类，而CPI是典型的滞后指标，央行和格林斯潘所称的“货币政策应该走在物价曲线的前头”背道而驰；二是央行多次表示，应该关注上游物价指数向下游物价指数的传导，在2004年前10个月上游物价一直较之下游物价指数高出3个百分点，但在上游产品已经涨价的前提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央行并不存在阻止这种价格传导的政策工具；三是就核心通货膨胀的测定看，央行货币政策能够奏效的物价，应该是从综合物价中剔除了油价和粮价的核心通货膨胀，而至今，中国并未建立核心通货膨胀的监测和发布体系。 2005年综合调控中应予关注的政策趋势 第一，警惕中国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鉴于过去25年中国的CPI简单算术平均值为5.8%，因此我们并不认为目前通货膨胀的局势特别令人悲观，我们担忧的是，这轮经济波动明显是通过廉价资金、政府土地征用和出让的寻租行为，以及企业无节制套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来推动的，如果今后以强化行政权力为特征的调控，取代了弱化行政权力的体制改革，如果资金、土地和要素价格不能市场化，那么宏观调控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第二，目前应研究综合调控的平稳退出机制。调控永远不得取代改革，调控平稳退出的关键，就在于启动市场化的土地制度改革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我们认为，在2005年宏观调控是否有可能适当退出，可以观察三大指标，一是GDP增长是否已经回落到8％－9％的区间，二是CPI是否保持在5％以下乃至4％以下，三是固定生产投资增速是否回落到25％左右。如果三大指标同时达成，那么调控就基本具备了退出的可能，这一点要延迟到2005年第二季度才能逐渐清晰。 第三，探循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关系的可能途径。从这一轮综合调控的复杂性、争议性来看，中国经济运行的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如何既保护地方的经济建设热情又兼顾全局的统筹，是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可能途径的。 第四，关注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防止重蹈覆辙。一年来的综合调控绝非一帆风顺，有的职能部门间出台的政策相互抵销，有的职能部门公布的宏观数据南辕北辙，有的职能部门内部意见纷呈，这种情况说明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尚未充分确立，执政能力尚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五，通过增强汇率弹性寻求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2005年的重要工作在于外汇交易市场的改革，目前中国每天的外汇交易额不到7亿美元，而泰国、印度每日外汇交易额都在几十亿美元，因此当前外汇市场的效率，和1万亿美元的外贸规模不相称，这也使得人民币汇率弹性缺乏基础。 第六，警惕“国进民退”的蜕变，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为民营企业的升级转型提供适当的政府服务。对中国而言，调控永远不能取代改革，而改革的对象主要应该是政府自身，这是我们对作为“改革年”的2005年的期待。

-------------------------------------------------------------------------------- 作者：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改革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