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十一长假,从北京一路向西直到大散关,沿途随想不少。大散关还属于我国的三线地带,没有飞机,行车也路途遥远,因此此行从买火车票开始,在漫长的各种抢票和排队的等待中,无聊的时光就促使人思考。
火车运力有限,车票紧张,因此也孕育了长盛不衰的黄牛党这一很有前途的社会寄生虫职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普通人的福祉,市场派经济学家和铁道部都有不同的主张,而且基本上朝着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走。市场派经济学家主张尽可能的开放,铁道部则采取土办法和老传统尽可能的限制。
市场派
市场派经济学家一般都主张要尽可能的放开车票的买卖和价格,让市场和价格来自动调节。因为一张车票对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和支付能力,而现实票价基本上是大大低于人们的极限心理价格的,这个就形成一个巨大的获利空间。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市场事实上是无处不在的,正是因为铁道部对于价格的管制和售票渠道的限制,导致了一些人会有巨大的获利动机去占据买票渠道,再用大大低于人们心理价格的价钱购得车票,最后以接近人们心理价格的价钱卖出获取利润。再多的管制,面对巨大的利润空间都没有实际用处,因为人们会采取各种方式去获取有价值的商品,而管制只会使得交易成本升高,阻碍完全市场。一度经济学家认为,与其让黄牛党赚取这个利润,不如任由车票价格自然涨跌,真实反映市场需求,而由此带来的巨额利润如果进了铁路运营方的口袋,假设这是个正常资本主义公司的话,就会刺激铁路的投资,促进最需要铁路的地方修建更多的铁路,最终缓解运力短缺。
对于这种学术看法,一般也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其揭示了一些人类社会的实质,也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尽可能的市场化;另外一种认为其太过理想化学术化,脱离了社会现实,必然会失败——例如铁道部真不比赚了钱去吃喝的黄牛好多少,他们不是资本主义公司,他们是捞了钱就去嫖赌的封建官僚。
铁道部
这个轰轰烈烈的十一长假中,面对着一个个售票点前的二三十米长队,给我身体和心理上都给予极大考验的,则是铁道部的方法——实名制购票。要说在这个问题上,市场派和铁道部官僚们的初衷还是名义上基本一致的,即确保大部分普通人的坐车福祉。完全相反于市场派的观点,车票买卖的渠道在这里用一种最严格和最有选择性歧视的方式来管制起来,如果抛开我们从学生时代一直被灌输的一堆经济学“伦理”(其实最基本的经济学伦理应该是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用一种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这种选择性歧视的购票限制的话,其实际效果却也有不错的地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渠道,不同的证件类型,不同的购票方式,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运气,不同的人际关系,都会让你得到票的机会如坐过山车般的上下浮动,但是有一点是一定的,一个真实的身份证件和一个确定的时段对应一张不重复的票。在这里,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彻底的被抛到了脑后,因为在铁道部眼里,车票压根就不是一个商品,而是一个被分配的“头衔”。与经济学逻辑中去寻找社会总体使用价值最大化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个人的使用价值,而只有总体的人头数——富人穷人都只算一个头。
因此,在市场经济寻求让交易手段尽可能自由化,以便使得各种交易元素的组合趋向于价值最大化的时候,铁道部官僚寻求让交易手段尽可能单一化,非自由化,以便保证每个人头都准准的对到一个特定的坑里面,没有任何进一步交易的可能性,尽最大可能的去掉车票的商品性,而仅仅完成其将有限社会福利分配完的使命——事实上,这些年,他们越来越成功的完成了这一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使命。
对于这个现实,也有两种声音,一说赞成,因为保护了普通人不至于为庞大金钱和市场势力夺取回家的权利,以次优的方式在庞大繁杂社会中分配了有限的运输福利;一说反对,因为铁道部的计划经济思想,是市场经济思想无法理解,也无法包容的,自然也有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是效率无法最优化,投资缺乏明确的导向,长期看是导致运力不足和服务落后的原因。
总结
市场派和铁道部长久以来的争论,与其说是逻辑的交锋,不如说是铁路使命的定义和对车票性质的定义的不同。市场派将铁路看作一个行业市场,将车票看作一种商品,铁路的终极目的是让社会效率和使用价值最大化。铁道部将铁路看作是一个社会福利,将车票看作是一个“头衔”或证件,铁路的终极目的是更加公平的将现有社会福利分配完。
目的都完全不一样,世界观都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争论也完全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无法用别人不懂的语言沟通,跳远的也无法跟跑50米的来争谁才是第一。
ps
市场化一般分两步,先拆分垄断企业,再设立浮动价格,或先设立浮动价格,再拆分垄断企业。英国铁路就已经把两步都做完了,价格浮动,而且有大小很多火车公司。法国就只走了一步,浮动价格,但是受一定的价格管制。中国的情况,有不少建议是先拆分,价格调整才有意义也才有推动力。不过现实中太难,要是能拆分铁道系统,那么什么国家电网,两桶油,三个电信,航空,粮油什么的
短期中国也只能这样,在确保公平上,管制比市场还要有效,比较铁路作为必需品,又同时比较稀缺。于是太稀缺加重市场低效,而更加依赖和促进管制;管制又从长期上局限了投资效率和服务质量——部分加重稀缺。于是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因为稀缺而管制,因为管制而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