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时节，火车票一票难求，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话了，这应该是个大好事，经济学家本来就应该为国计民生出谋献策。我当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因此帮忙说两句也是应该的。
　　茅先生说，火车票“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春运的难题就解决了，这太好了，这不太简单了，但不知这“涨一点”是涨多少，涨1块钱恐怕不行，涨10块钱也不见得管事，涨100块估计就能见效了，不过这好象不是一点，甚至也不是两点了。
　　不知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涨10%就能减少10%的客流，那就涨50%，客流减少一半，问题就解决了，不过50%也不是一点了。其实涨100%更好，火车就可以停开了。
　　茅先生还说，票价上涨以后，穷人可能会选择在票价比较低的时候回去。这话可就有点问题了，大家为什么非这个时候回家，还不就因为是春节，是要回家过年，难道都改成六月份回家？那还是过年吗？回家过年可不等于简单地回家探亲。票价上涨后，穷人回不起了，可见涨的不是一点，火车变成只有富人坐了，那不是把春节，把过年变成富人的节日了，难道经济学家就眼里只看见钱？谁有钱谁回家过年？经济学家就不知道穷人也要回家过年？用牺牲穷人回家过年，来保证富人回家过年，这似乎有一点城管的味道了。
　　再有，公安对春运加价倒票也是严历打击的，但倒票的还是不少，可见高价票也是有市场的，因为回家过年的意义不能简单地用钱来计算。既然有那么多人加价也还是愿意坐火车回家，那涨价减人的效果就很难说。要是价涨上去了，可人没减下来，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不知茅先生测算过这一点没有，这好象不是简单在家里计算的问题，不能用“一点”来概括。
　　春节，过年，这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有着复杂的人文背景，经济学家解决这个问题时，是不是能够不这么简单？如果春运问题真象经济学家茅先生这么一句话就解决了，那茅先生可能就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了。
　　而且，如果是让坐火车的人少了问题就解决了，那茅先生好象在基本命题上也搞错了，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春节期间让人们能都回家，而不是让火车上的人少，即，是要解决春运，而不是“消灭”春运，如果按茅先生的方法，那岂不成了是用让大家都不回家的方法，来解决大家都回家的问题。
　　另外，经济学家茅先生用不准确的“一点”这个词还是有一点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