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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

——中国与通往经济全球化之路
Dale Wen 博士 著

献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他们为了新中国“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不是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目 录

执行概要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改革政策及其结果
第一节 农村的困境及其形成
专栏A：糖的味道并不总是甜的
第二节 城市改革与血汗工厂的增加：中国崛起的明显矛盾
专栏B：中国视野中的纺织品贸易
第三章 对生活质量和环境的影响
第一节 贫困与不平等
第二节 健康与教育
专栏C：快餐业的入侵
第三节 环境
第四章 来自中国国内的不同声音与行动
第一节 中国的环保运动
第二节 新乡村建设运动
第三节 中国的新左派
第四节 最近政府所采取的进步措施
第五章 结束语：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附录Ａ：恢复草原——中国环境危机的一个案例
附录B：中国真的己经加入WTO了吗？

执行概要
(作者: Debi Barker 和 Dale Wen)


这份提要简要地描述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分析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程。

毛主义时期（1949—1978）

1949 —1978年之间推进的毛主义工业化远不完善，然而其中的一些成就还是非常惊人。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他的著作《毛的中国以及之后》中指出了其中的主要之点：中国的国民收入在25年里（1952—1978）增长了5倍；工业工人从 1952年的300万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其中包括在小规模乡村工业化政策之下的公社工业里劳动的2800万农民。此外，中国的工业产出1952—197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1.3%。

1978 年之前，中国的工业企业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1980年代后期改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村或公社所有）。人们常常用“铁饭碗”这个词来形容工业部门的就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福利。尽管工资很低，但是雇员享受终身就业，退休金、卫生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有保障，产妇有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这些创造了高水平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

除终身就业和物质福利外，中国许多工人还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参与决策和管理。1960年，鞍山钢铁公司的职工制定了《鞍山钢铁公司宪法》，规定了参与、改革和融合的原则。近来，许多管理方面的专家认为，《鞍钢宪法》同近年来日本、欧洲和美国采用的“新型管理”模式——诸如全面质量管理（TQM）以及其他的员工参与计划——有类似之处。
这种高水平的对管理过程的参与在各级员工当中培养了一种高度的主人公责任感，创造了中国独特的企业文化，下面这句话就是其反映：“爱厂如家”。
研究者迪克·罗（Dic Lo）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中的市场和制度管理》中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大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债权人、雇员——负责；与此相反，私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publicly traded enterprises）则只遵循股东（shareholders）利润最大化原则。

中国的改革时期——向市场经济转化（1978—1992）

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官方的“改革”时期。在开头10—15年，改革的一些突出特征包括：解散农村的公社；创立经济特区；把“市场机制”引入国有企业。工人的福利减少了，已经存在的社会保障网络逐被市场取向的改革侵蚀。
诸多原因促成了改革。党的高层领导人当中一直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邓小平，官方所称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1949—1976年间在多次内部争论和斗争中屡次被贴上“走资派”的标签。当邓1978年巩固了权力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准备把这个国家带向新的方向。此外，邓1979年1月成功访美，这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国事访问。这也邓上台的标志。1978年12月，华盛顿和北京宣布，两国已经同意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以及由此和整个西方）关系正常化准备已久，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就开始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由毛启动，但是邓有幸主持了这一外交进程的高潮时期，并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对美国的访问在两国都得到广泛宣传。据说，美国的物质财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以及随后的政策措施。诸如“致富光荣”、“发展是硬道理”等改革时期的口号也的确有这方面的痕迹。

西方的读者应当记住，在美国，罗纳德·里根1980—1988年是白宫的主人；在英国，马格丽特·撒切尔1979年上台。他们引导了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黄金时期”。现在来看，中国同西方的全面接触发生在这个独特的时期，真是相当不幸。市场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被作为成功密钥引入中国，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对之信服不已。此外，亚洲四小龙（即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和台湾）经历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魅力十足的榜样。沿海地带经济特区的建立当然是以这些地区为模型的。

尽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是它的确在当时得到了相当的支持。中国公民中存在着某种普遍的不满——社会现实和毛许诺的乌托邦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为了追求平均主义的价值观，毛不断试图褫夺精英们（特别是党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通常享有的特权。例如，很多人被派到农村或者工厂去和工人和农民一起劳动，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很多人感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冤屈或者牺牲。由于为他们鸣不平，邓成功地从这一部分人当中赢得了对改革的同情和支持。尽管精英只占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这尤其还因为当时工人和农民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是沉默的。

电视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进入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家庭，它们同样也发挥了作用。香港、台湾和日本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大量涌入，它们常常展示了富足得多的生活。从1980年代中期和晚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影视节目被引进，从而引发了崇美文化。

·打破铁饭碗

上述所有的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加在一起，促使中国的经济政策转向新的方向。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引的城市改革的中心特征包括国有企业的市场改革（其特征是早年实行承包制，后来实行更为激进的私有化）、对国外资本和投资开放。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特区建立起来了。

1979年后期，政府选择了几千家国有企业，让它们以赚取利润为基础而运行。1980年前期，这个计划扩展到16%的国有企业。这个计划到1980年底中止了，因为它引发了大量未曾预料的财政和社会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爆发。然而到1984年，市场导向的改革重新开始。

改造的努力集中在“打破铁饭碗”上，这是当年的改革口号。其逻辑是：通过结束终身就业的保障，劳动生产率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提高。建立了某些奖金制度和利润分配计划，一方面是为了刺激生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雇员的反对。

然而反对还是强大而剧烈，改革者最终妥协：已经受雇于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将保留他们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但是新的工人将在合同基础上招聘。几年时间里，在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合同制，通常新的员工的福利都降低了。

中国的经济特区的运行方式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特别”区或者“自由”区例如墨西哥的两头在外来料加工出口保税区（maquiladoras）类似。经济特区给予外资和合资企业以税收上的优惠，以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包括：在它们赚取利润的头两年免税；减免雇员工资税；其他特权等等。血汗工厂的状况并没有马上出现。新的私有企业被迫保持较为体面的劳动条件，提供优厚的工资，以吸引中国工人。当年的国企雇员得到包括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在内的福利；养老金有保障；城市住房分配；还有其他的福利待遇。

1982年，中国政府悄悄地把授予罢工权利的条款从宪法中除掉了，这一权利是毛以前在1975年加上去的。那时候，这一变化也没有引起什么关注：毕竟，当人民把工厂当作他们自己的家的时候，谁会想到去罢工呢？但从事后发生的情况来看，这标志着滑向劳动力商品化的开始。

·农村社区的危机
农村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就是农业事实上的私有化：农村集体被解散。尽管土地产权继续属于村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承包给各个家庭。和西方流行的看法相反，集体体系并非完全是共产党的新发明，——几千年来，在中国不同形式的土地社区所有制和私人土地所有制共存，特别是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这一共享土地的体系使一些地区能够为社区提供足够的食物。毛领导下的集体体系并不完美，有些公社不是很成功。但是在那时，大部分农村人口过着安全的有尊严的生活：他们享有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社会福利。

现在看来,调整和改进公社体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当年颁行了激进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被实施了。随着私有化，政府减少了在农村投资上的开支。没有任何诸如供销合作社或合作医疗等集体制度被建立起来以提供此前由公社提供的功能。农村改革的头几年确实在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上取得巨大增长，主要是由于引进了化肥、农药和杂交种子。但是自从政府在1980年代中期放松了对农业投入品的价格控制后，这些产品的价格稳步上升，给农民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国家向来自工业化国家受到大量补贴的廉价农产品开放市场，这对已经困难的农业部门构成进一步的挑战。

单个农户（土地占有几乎都在1公顷以下）在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面前很脆弱。除了农村公共服务萎缩，收入也下降，例如，在2000和2002年间，42％的农村家庭的收入按绝对值来说下降了。结果是，成百上千万的人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和制造业中心迁移。

非集体化也带来重要的社会影响。妇女以前在集体权利下取得的权利被瓦解了，因为家庭的男主人被指定为承包所有人。公社过去给那些没有家庭支持的老人提供扶助。这些福利的恶化或全部消失强烈地推动人们要生更多的孩子。农村社区的分裂导致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激增。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可能算不上物质商品上的乌托邦，但是很多人回头看那有尊严的生活和相对和谐的社区时，把它看作一种乌托邦，它在改革之下迅速消失了。

·经济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以GDP数据来看，它在减少极端贫困上取得的进步让人印象深刻。1999年，世界银行基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将中国从 “低收入国家”一类提高到“中低收入国家”一类。1970年代晚期的配给体系覆盖了像谷物、食用油、糖、鸡蛋、肉类和衣服等基本项目，现在这消失了，而很多现代的奢侈消费品如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现在走入成百上千万家庭，特别是在城市地区。拥有小汽车在2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但是今天在首都北京小汽车拥有量急剧上升：100位城市永久居民中有11辆小汽车。

西方很多人欢呼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采用了自由市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改革的最初10－15年中，中央计划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沿袭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做法，用多种方式严格规制国内工业和外国贸易和投资。中央政府也保持对公共部门保持控制。中国由国家指导的发展和东欧以及苏联实施的休克疗法形成强烈反差，这些国家的外国资本和公司疯狂涌入，而政府没有什么干涉或调节。

然而，改革的不稳定效果（腐败、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等等）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被感受到，导致日益增加的不满。
以下略去若干字（何浩之注）。。。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25％的高度（在整个毛时代，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低于1－2％的水平），这为后来的抗议铺平了道路，邓小平，中国改革的设计师意识到“中国不能容许。。。太轻易发生，……否则外国投资将停止进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86页）

进一步的改革——迅速采纳全球化（1992至2003年）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市场导向的改革第一次被停下来。但是在1992年，邓小平访问深圳——第一个对外开放特区，这一所谓的“南巡”又一次启动了市场导向的改革。自那以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拥抱经济全球化教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增加了。很多人相信这一时期触发了强烈的“向底线竞跑”过程。

经济特区的数量爆炸式增加，外资企业进一步增多。除了它们已经享有的大量税收优惠，外资企业经常能够成功地在中国掩盖利润并避免纳税。例如，耐克在苏州的一家分厂在2001年营业额为8500万美元，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然而它几年中报告的是亏损。事实上，在2003年51－55％的在华外资企业宣称亏损。

根据1995年的工业调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税率是外资和私企税率的2到3倍。这一趋势在继续。而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教育、医疗保健和员工的其他福利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不被要求这样做。

·血汗工厂的诞生

由于不能和外资企业享有的优惠竞争，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解雇了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并减少了社会福利。千万甚至上亿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加入到劳动后备军中，原因是农村改革方案使农民丧失了生计并使社区衰败。新的农民工潮水般涌入沿海地区，绝望地寻找工作机会。由于工人过剩，以及缺少来自正在减少的国有企业的竞争，企业开始加强对工人的控制，血汗工厂开始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沿海经济特区——外国公司在那里做生意——和十年前相比，中国工人现在工资更低，福利更少，工作时间更长，工伤以及相关问题增加。

·加入WTO

邓小平设计的一揽子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对国内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第二步是进一步和国际市场接轨。2001年加入WTO表示往改革的完成迈进了一大步。

按照WTO加入条款，中国被迫在2006年以前去掉一切进口配额并大幅减少对工业品进口的保护关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大大地扩大了权利，外国企业和投资者能够在诸如电信和保险等行业拥有50％以上的股权（在此以前，有些外资所有权比例受到监督和限制）。

还有很多别的中国现在不得不屈从的贸易规则，包括范围广泛的WTO“国民待遇”条款，它规定外国投资者必须给予像本国企业一样的待遇。 当然，这极大地损害中国指导经济的能力，并给全球市场和投资者更多的权利。

·环境后果

环境状况将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最严峻的因素之一。应该承认，当年有些国有企业并不是完美的环保实践者。毛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关注创造一个社会平等的体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福利之间的联系,那时人们的理解很有限。然而，尽管那时有些工业实践在环保方面是不足的，但是中国向出口导向的市场体系的转换将它的自然环境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它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自然资源也被迅速采用化学农业所滥用。例如，在1978到1984年间，化学肥料的使用翻了一倍，而对绿色肥料的使用大大地减少了。和其他因素相结合，化肥和农药严重地污染了水系统，导致高度的土壤侵蚀和盐碱化，损害野生生物，并危及中国公民的健康。据估计，中国大约40％的可耕地退化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可耕地被重金属（镉砷铅等）污染。农业废水，和倾入河流的城市废水以及工业废水一起导致中国七大河流体系的60％的水不适宜于人类接触。

在和德国杂志《Der Spiegel》的一次坦诚对话中，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达了中国的环境危机：“我们的原材料很稀少，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而我们的人口在持续增长。……城市在发展，但是沙漠地区也在同时扩大；可居住和可用土地在过去的50年中已经减少了一半，……（中国的GDP奇迹）将迅速结束，因为环境将不再能跟上。”

糟糕的状况并不仅限于中国。气候变化，水污染和短缺，酸雨，野生生物灭绝和其他很多环境事项影响到整个地球的健康。

·继续滥用劳动力

西方公司骄傲地指出它们对于创造舒适的工作场所所做的贡献——引入清洁技术，工人安全措施，等等。虽然有些工厂引入了高的环境和劳动标准，但是它们只是例外。很多公司很愿意展示这些“门面”工厂，然而，它们不揭示：大多数制造活动是由转包工厂承担的，那里远离西方消费者，股东和媒体，对工人和环境的滥用在继续。

全球贸易政策像WTO中的协定很有效地设置了关于劳动，环境和公共安全的标准的上限，但是关于下限没有要求。结果导致这样的趋势：大公司在全球搜寻工人和环境要求最低的地方。今天对市场竞争力的界定是：国家降低劳动和环境标准以吸引外资。工业迁至能提供最低劳动和环境要求的国家和地区。今天的市场竞争将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置于互相对立之中，—— 当他们想力争保住工作和生计时。

今天，中国是大公司的低劳动和环境要求的天堂，正是外国企业和西方消费者从这种安排中获利最大。2003年，外国投资的企业占到中国出口的55％。而且，研究显示，大多数外资收益流出中国。

2003年至今：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往何处去？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这主要是因为它做出了打开国门和采用“自由”市场体制的政治决策。其人口中处于最上层的15—20%的人正在加入到全球消费者的队伍中来——在西方媒体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产阶级”的先驱，但事实上，这些财富精英除了正在模仿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外，不具备任何“中产” 的性质。

与传播中的全球化模式相一致，中国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急剧拉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不到全国收入的20%。到了2005年，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赚取了全部收入中的45%，而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只赚取了其中的1.4%。对于成千上万的人而言，许多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或是停滞不前或是下降。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正在面临着显而易见的全球化的矛盾——经济指数也许增长了，但是，伴随着“成功”的经济指数的往往是贫困增加、失业和社会不公。

由于愈演愈烈的农村危机、虐待劳工、环境恶化、收入差距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存在，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成千上万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正在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不满。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社会群体事件从1993年的1万件上升至2004年的7.4万件。出现了毛泽东主义的强大复苏，尤其在贫穷的工人和农民当中。
自2003 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执政以来，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的迹象。边缘化群体的困境越来越为媒体所关注，而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他们的不满。不再说 “发展是硬道理”，新一届政府现在提倡“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的调整还没有击中最近二十年来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要害。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其面向市场的改革之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能否像改革者们所承诺的那样为大众所实现？或者现在到了重新审视这一过程并思考其他选择的时候了？这些是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民众现在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