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近比较忙，上节写了些什么都忘记了，只是记得那测地球周长的文字出来后，某网友作了质疑，我答复的口气大概尖锐了些，很可能打击了该同志参加讨论的积极性。苟如此，还请原谅。老芦脾气虽然梗直，却也不是别人说的那么凶恶。一般只骂我讨厌的人。

这些屁事不说也罢。还是说国人的思维吧。

记得某位网友批评我嘲笑僧一行等人测量天高的话，说那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连亚里士多德都作过错误的假设。如果假设天空是一个蒙古包，当然还是有高度的，计算又有什么不可以？

我当时匆匆答了一帖，却忘了告诉他，如果天空真是古人说的覆盖在大地上的球体，则测量“天高”就绝对只能是测量半径，否则毫无意义，因为你可以说天高等于半径和零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值，请问那又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测量必要？而且，错误的假说当然应该推翻。否则托勒密的地心说不也可以让希腊人歌颂到如今么？

我家有本中国百科全书的天文分册，记得那上面就详细说了一行的测量，只是不知道那书收到哪儿去了，找了半天也没找见。在中文网上古狗了一把，找到的文字都很简单，只有一段模糊地说了他们测的是北极高度。看来就是想测量天球半径，以北极为天球上的一点，以宇宙中心（洛阳？）为另一点，测出两点间的距离来。可为什么测日影能达到这个目的？真是死也想不通。

查询的结果，是发现我的记忆错误。一行原名张遂，是唐高宗时人，我错误地记成了南北朝人了。另外还发现，咱们其实是胡乱吹嘘老祖宗。所有的记录都说他是世界史上实测子午线长度的第一人，其实测地球周长的老Ｅ才是第一人，人家可是在公元前两三世纪就干了这事了。

其实老Ｅ也算不了什么。提出大地是球体的第一人乃是古希腊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毕的最伟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提出数学定理必须证明。他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提出“证明”这个概念的，这概念咱们到现在都还没普及。到某垃圾论坛去看一眼，您就能发现这一点。当初我在《中国人会思维吗》中指出，传统和现代中国人拿手的就是不证而论，某教授对此说极为佩服。后来他不知天高地厚要来和我较劲，写出来的“论证”可入《笑林广记》（请参考拙着《疗愚篇之“不证而论”与伪论证）。由此可见，哪怕是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人至今还没到公元前５、６世纪的老毕的水平。

老毕还发现了勾股定理。这发现权也让咱们无耻地盗窃了。所有的中国教科书上都说那是中国人发现的勾股定理，说是早在毕之前的《周髀算经》上就有。但那其实不过是“勾三股四弦五”那么一句话，给出的只是一个特殊的经验解来。而老 毕给出的可是标准公式Ｘ2 ＋Ｙ2＝Ｚ2。其实国际上公认，最先发现这规律的是老毕之前两千年（？）的巴比伦人，但只是到了老毕手上，才首次得到标准的数学归纳。

通过运用毕氏定律，又发现了无理数的存在。据说那是老毕弟子做出的发现。他试图求解直角边均为１的斜边，发现２的平方根无法用分数表达，由此产生了“实数”的概念。那都是人家公元前５、６世纪的发现。可怜咱们的老祖宗连起码概念都没有，大概连开平方都不知道怎么开，这才弄得那些基本术语都得翻译过来。“实数”、“虚数”、“有理数”、“无理数”统统是译名。

这里顺便给诸位传授个秘诀：您也用不着去读中国古代科学史，只需看哪个术语是翻译过来的，就一定知道古代中国人根本没有该概念。例如数学里的“实数、有（无）理数，数轴、平方根”统是译名，而“方程、平方、立方、一元、二元”等则是国货；化学里的金银铜铁锡铅是国货，其他的化学元素统统是译名；全部物理概念都是洋货，只有“力”这类词从俗话中借用；医学只有心肝脾肺肾，连“血管”都是翻译的；生物学中俗名倒不少，为学生记忆拉丁双名人为制造了麻烦。总而言之，契诃夫早说了，中国没有科学。请大家注意，不是古代中国科学不发达，是压根没有科学。理由我早说过了，一般人不承认，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科学”和“技术”的差别，错把技术当成了科学。

(三)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我已经在旧作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原因很复杂。这里不想重复说过的话，只想讲点现象学，也就是症状。

和古希腊文明比起来，传统中国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和对“真”的好奇心，这个传统至今还表现在咱们身上，由此派生了中国人不懂逻辑思维的症状。

在本讨论会上，有位哲人居然把公孙龙那种诡辩家当成逻辑大师，还把墨子（他倒是有点零星概念）那些零碎当作了不起的玩意，其实云儿早说了，所有先秦诸子中，只有韩非子本能地知道运用逻辑思维，但他从没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作过系统总结。如果有谁硬要坚持中国古人懂逻辑，请他（她）指出有哪本古籍不是编得错乱重复，又有哪位圣贤编出过老亚留下来的一系列教科书。其实也不用提这么高的要求，只需给出一个写在古书中的逻辑定义来就行了。我还真没见过哪个古人有那本事对概念作一个周密准确清晰的定义出来。

据那位哲人说，中国人不懂逻辑思维，是因为咱们没有法庭辩论习惯。这话貌似有理，其实不然。

古希腊的逻辑研究发达，其实基本上是数学研究推动的。前文已经说过，在老毕手上就提出了证明的必要性。此前的数学定理都是一堆没有证明的经验规则。等到欧几里得集大成的《几何原本》出来，形式逻辑就已经发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再不需要增加什么东西了。

有了那个基础之后，亚里斯多德总结出逻辑学的基本体系，并提出著名的三段论，说起来就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学过初中几何的人都知道，证明的每一步都是三段论，只是写的顺序和标准形式不同。几何证题是把小前提写在∵之后，结论写在∴之后，而大前提写在结论之后的括号里，例如：

∵角Ａ和角Ｂ是对顶角（小前提）

∴角Ａ＝角Ｂ（结论）（对顶角相等【大前提】）

这和法庭辩论有什么相干？有什么法庭辩论能够作到如此之严谨？苏格拉底不是败诉给诡辩派，服毒而死了么？要打赢官司，靠的不是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而是你巧妙煽动说服法官（古代）或陪审团（现代）的能力。而要作到这点，理性远没有煽情能力重要。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罗素都发现，群众只会被感性刺激煽动起来，而不会被理性思辩说服。要做一个成功的演说家，靠的不是你的钢铁一般的逻辑思维能力，而是煽情能力。

哪怕到了现代也如此。记不得是哪本书上看来的了。某名律师受命为谁谁辩护，发言之先，他先请法庭一致为许久以前的同一天该国发生的重大灾难默哀，等到默哀完毕后。无论是观众还是陪审团都沉浸在对那重大事件的回忆里，下意识里觉得眼下辩论的案子真是琐碎之至，于是那律师便轻易胜诉。这和逻辑思维有何关系？

扯远了，索性再往远处扯一下。几年前回国，我和老友欢聚，该同志现在是名律师，日进斗金，我羡慕极了，说如果我来干你这行，以我的口才、急智和严谨的思维习惯，一定比你还成功。该同志大笑，说芦笛你完全错了。我当然知道你聪明，但正因如此，你就绝不能来当律师。你太露锋芒，咄咄逼人，反而会引起他人反感，丧失同情。而且，中国的官司完全是靠关系，你小子会搞这套么？你要来干我这行，准保没生意！

还是来比较中外古人吧。我对古希腊学者最佩服的一点，是他们那种不倦求“真”的好奇心。这“真”、“假”是如此重要，以致影响到今天，所有的逻辑书和哲学书都使用“真（true），假（false）”来判断某个命题或假设。

例如我翻译的那段关于芝诺悖论的文字，里面多次出现“假设是假的”“前提是假的”，我都把它改成了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错误”，而变成了“假设错误”，“前提错误”。其实严格地说，“真假”和“正误”并非一回事，前者是客观的，后者则有主观成份，应该说是一种价值判断。

最令人纳闷的是，中国人似乎根本没有这种求真传统，所以才会闹出教授那种“伪善亦善”的笑话来。而且，据老金考证说，１３经里居然没有“真”字，说明古人根本没有这种观念。连这最起码的观念都没有，还谈什么逻辑思考！整个逻辑思考的目的，不就是判别或证明某个命题的“真”与“非真”么？

更可笑的是，古人连因果关系都不知道，要等印度佛经传进来，才知道世上有原因和结果这档子事！连因果的基本概念都没有，还谈什么科学研究？整个科研的目的，不就是求真求知，求出现象背后的原因来么？

这其实也不算荒唐，最奇怪的还是古人毫无形而上的抽象思维能力，从来不会出自单纯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去苦苦追寻世界的本质，偶尔想到某个说法，也只会不证而论地强加于人，还专门使用千疮百孔、无比含混的概念。更滑稽的是这些概念竟然为针锋相对的论敌共用，谁也想不到对方说的“道”和自己的“道”有和差别。这传统一直发扬光大到文革，对立两派据说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不知道他们为何打得死去活来。

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就最能说明老祖宗缺乏追根究底的抽象思维能力。我在前文说过，古人一直以为“天圆地方”。所谓“天空”，就是一个空心的“天球”。诸天体就嵌在这球面上，大地则跟个方方的棋盘似的。天球转动，于是咱们便有晨昏。这就是所谓“浑天说”。国内小册子吹到天上去的张衡制作出来的“浑天仪”就是根据这一“基本理论”造出来的。

少年时代我可是看饱了这些小册子，真的以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例如一本书上说，老张造出来的浑天仪用水力驱动，做得如此准确，晚上出去看看星象，天体的运行竟然和球面上显示的一模一样。

后来我到故宫去，总算看见了这混帐天仪。那玩意外表作得跟地球仪差不多，不过那是天球而不是地球，球面上果然嵌满了日月星辰，只不过是和实际看的反过来（请设想您是外星人，站在“天球”外面，看到的日月星辰必然是在地面上看到的镜象，而这就是混帐天仪的外观）。那天球可以转动，于是便能重现天空的“运行”。

我当时看了，只觉得这真是说不出的蠢。任何人都会想到，如果天空真的是个包着方方的“地盘”的空心球，那“地盘”就必然是悬浮在空中的，毫无任何支柱，否则那“天球”就绝不会转动。这可能么？老祖宗怎么就想不到这是人都会想到的破绽上去？这种谬说，居然也就一直沿用到晚清（我在故宫看见的那混帐天仪是清朝制造的），连利马窦等传教士都无法颠覆之！

那位朋友说话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笑的，这无非是一种假设而已。错误假设多的是，古希腊人不也有过什么“燃素”说么？

这话很对，但假设有各种各样的。《西游记》的世界观也是一种假设，同样需要想象力，但那与科学假设没什么相干。古希腊的传统是通过求证的方式求真，在这里，“求证”至为重要，就是它决定了一种假设是否是科学假设。例如托勒密提出地心说，是基于“常识”对世界本质的一种解释，在当时的观测条件下，它的确能圆满解释自然现象，因此被证明是“真”的。

又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假设，也是基于“常识”，可以圆满解释当时观察到的现象的科学假设，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它当然是“真”的。

但咱们的混帐天仪根本就不能解释并预言任何天象。靠它根本就无法定出良好的历法来。古希腊人用的历法是太阳历，非常精确，这跟他们的宇宙观基本理论正确分不开，而根据“混帐天说”根本就不可能定出太阳历来，只能订出所谓“阴历”，也就是月亮历那种原始历法。２４节气还要专门测定是哪一天后再写在“皇历”里，对中国那种农业国来说简直是罪过。

至于混帐天仪的运行能和实际天体视动吻合更是海外奇谈。不需要专业知识就能看出，即使它真的能吻合，也就只能是一年内的某几天。随着地球在“黄道”（绕日公转的轨道）位置上的变化，它就必然严重失真。

就是这里最看得出中外的差别来。我常想，如这混帐天仪以及“混帐天说”落在希腊人手上，人家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用纯粹思辩来搜剔它的逻辑破绽，立刻便能看出上面说过的“棋盘”悬在半空中的荒唐。接下来就会想到，如果大地真是方棋盘，则咱们看到的地平线也就不会是个圆。光这两点，人家不要一秒钟就会确定那不过是原始人的梦话。

接下来人家还会去跟实际的天象验证，立刻就发现它不但只能适用于特定纬度，而且只能在一年的几天内起作用。到此地步，人家就会把它融化了，拿去卖废金属。

就是这种不倦探索、求证求真求知的精神，最终导致了那些“科学假设”被一一推翻。到今天也是这样，一部科学史，就是不断证明、修改、扬弃各种科学假设的历史。

然而这一切就是没有发生在老祖宗头上。不仅如此，明朝初年传教士们试图向中国天文学家们介绍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时，惊奇地发现他们毫无兴趣。人家感兴趣的只是天文历算的实际功用。所谓天文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准确地预言日蚀月蚀，确定２４节气是下个阴历年的哪几天就行了。

我上次说到古希腊人天才地猜测出大地是球形的，强调指出了它是认识论上的一个极大突破，而中国人直到近代都没完成这个突破。之所以如此，最根本原因，还是咱们鼠目寸光，对基本理论毫无兴趣，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咱们对抽象问题毫无兴趣，也没有什么抽象思维能力。庄子在世时大概被人家“您这学问究竟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弄怕了，以致他那《南华经》花了无数篇幅，反来复去“论证”他的学问于无用中有大用焉。

但这只是症状，您说，导致这种“思维贫血症”的原因是什么？

(全文完)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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