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思路再放开一些,德国哲学不是在19世纪中叶才繁荣的。黑格尔之前有莱布尼兹（1646-1716），沃尔夫（1679-1754）、康德（1724-1804）、费希特（1762-1814）等大哲学家。即使德意志第一帝国一盘散沙长达千年，诸侯割据、社会动荡，内忧外侮，德国思想，特别是德国哲学都一直非常繁荣。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英法的崛起，特别是拿破仑的入侵，极大地冲击了德国思想界，出现了像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以及叔本华等这些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居然垄断了19世纪德国的思想界，历史哲学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进化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是个死循环的静态世界观。在经济学领域被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甚至熊彼特经济学所采购，使得德国经济学与关注交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同，更加关注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等因素。德国大学改革之后，正规的研发较之于英国产业工人自发研发更具有长期效率，德国也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追赶英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的积极干预，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如创立投资银行等，积极促进创新。

也不能光看哲学家，其实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政治倾向等都有一定的联系。

个人肤浅的认识，抛砖引玉。

受到楼上的启发，我想从地理因素上解释一下：在某种程度上，城邦格局和诸侯割据是有利于哲学繁荣的。

首先，地理因素之所以重要，我们可以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来考察，这些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都有两个共同特征：
1，靠近大江大河，并且这些江河定期泛滥。定期泛滥在提供肥沃土地的同时，也促使人类掌握泛滥的规律，思考自然界的规则，这就使得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类有了最原始的知识积累，从而在文明上领先于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人类。
2，气候属于温带气候。使得人类有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来繁衍，同时，也有利于最初的哲学家在较舒适的环境中观察和思考自然。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古希腊哲学繁荣的原因：

1，城邦文化为哲学家的自由思考及自由辩论提供了空间。
2，城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为哲学家提供了大量哲学思考的素材。
3，城邦之间的竞争，使各个城邦致力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其中教育与科技需要大量优秀人才，所以优秀人才在各城邦之间的自由流动，导致优秀的哲学家可以有充足的外部条件支持。

这种地理因素同样可以解释中国先秦时代的哲学繁荣和古印度哲学的繁荣。

在18世纪中叶，欧洲最大的帝国其实是奥匈帝国，普鲁士为了与奥匈帝国竞争德国的统治权而费尽心机。而奥匈帝国本身又是一个类似于城邦格局的松散联盟，某种程度上，普鲁士也是邦联的国家。这非常类似于希腊哲学繁荣时的外部条件。通过举出几个著名德国哲学家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哲学的繁荣，与其地理上邦联制大有关系：

1，康德居住在奥匈帝国最东部的一个小城镇，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
大部分时间。实际上，大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并不是出生在德国，而是出生在奥匈帝国境内邦国，但他们可以在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各邦国之间自由求学与辩论。
2，普鲁士为了吸引人才，有意将大学建设成自由学术中心，从而吸引了大量德语区的人才，最终也在与奥匈帝国的人才战中获胜。

如果要从中得出一个最重要的启示的话，我认为，正是我国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限制了哲学的繁荣。
作为反例，日本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并未出现所谓的哲学繁荣，原因也许在于其极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以上对德国的讨论相当松散，某种程度上讲，英法德三国何尝不是一种松散邦联。正如楼上所说，德国哲学的繁荣肯定与英国和法国前期所奠定的基础有关，这种基础一旦在德国的土壤中落根，便绽放了令世界惊艳的花朵。

德国经济的腾飞恰恰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初创时期,俾斯麦是个关键性的人物,难说当时的德国不是一个集权国家.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呀，究竟政权对国家控制到什么程度才算中央集权呢？

简单起见，不如看地方执政者是否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

19 世纪前半叶，德国实际上就是普鲁士、奥地利以及40多个小邦国组成的，各个邦国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所以只有松散的联盟形式。但就普鲁士自身来看，当时实行了君主立宪制，所以普鲁士的地方政府显然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并且 1806年败于法国后，普鲁士首相卡尔·施泰因开始推行改革，其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因此俾斯麦接手的普鲁士已经不是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国了，而是具有一定民主基础的君主立宪国。

然后，我们至少可以做个类比，拿 19 世纪的普鲁士和现在的中国比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中国还是中央集权制的典型，所以有理由相信，当时的普鲁士的自由学术气氛可能胜于现在的中国，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