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学习经济好比一座围城,没学的人想进来,学了的人想出去,那么这想出去的人当中多半应该是学经济学的人了。
刚进校门,老师就点拨我们: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选择的学问。我豁然开朗,终于明白自己选择经济学原来就是选择上出了问题。我需要学会选择,而经济学却在第一时间内满足了我的需求。从此,我再也不敢怀疑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这一说法了。
人是理性,而且是自利的,这是经济学开宗明义界定人的两个特质。为了不枉经济学人这一光荣学术称号,一向被朋友哧之为幼稚的我不得不怀揣治学上的那份严谨来偷窥周围的这个世界了。
谈经济离不开说企业,这就好比谈恋爱离不开说情话一样。当然,我们办企业得有资本,有人才,还要技术,就像男女结婚,不但要准备嫁妆,更需要具备两情相悦这样的“软件系统”。有时我们会发现企业的经营者并非企业的所有者,这如同我们有时看到新郎新娘虽然是婚姻的当事人,但倘若这嫁妆是由父母置办,那么这婚姻多少会存在被父母控股的风险,如果是靠小两口自力更生,用科斯定理来解释,他们便对自己的婚姻拥有了明确的所有权。
企业注册后我们就必须考虑她的规模问题了:是小的理想还是大的美好?伯仲之间,如何取舍?经济学告诉我们:要看她所属的产业类型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这就好比女人挑选内衣,对传统的女人来说,覆盖面越大固然越好;而在时尚女性看来,“浓缩的都是精华”才是真理!
我们已经知道,由于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发生作用,企业选取的规模应该适中。因为在男人看来,穿着一丝不挂或密不透风的女人是远远没有那些“点到为止”的时髦女郎富有吸引力的。
如果一个企业初具规模之后没有相应的软件与之配套,这种企业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在这里,我就谈谈我对个性和企业文化的理解吧。
个性其实很难说有什么好坏之分,谨慎的人可能胆小,坚强的人可能固执,热情的人可能轻信,而自信的人可能自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的悲剧就是个性的悲剧。企业也是如此,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并以此形成企业文化的重要特质,而企业家的个性在决定企业所选择行业的同时也便锁定了企业的文化特性。我们知道德国及一些北欧国家的精密制造业相当发达,这跟日耳曼民族刻板、严肃的民族习惯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别人很难做到的他们却很容易,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相对于制度成本来说,习惯的成本是最低的。
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练瑜珈功的情景,不禁想到了我们友好的印度朋友,他们崇尚瑜珈功,喜欢穿花短裤,打赤脚,我曾经练过几次瑜珈功,不提心不静、气不定啦,还差点把自己拉伤。心中惊叹:印度人能够凭借有限的身材修炼无限飘渺的瑜珈实在不亚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依靠非凡的智慧铺设出来的万里长城啊。印度人的这种民族习性使其在虚拟空间的感应能力超强,这便使得印度的软件行业能与美国媲美变得有点理所当然了。
当企业软硬兼备,她就会步入市场经济这个大舞台展露头脚了。企业进行投资,有利润,更有风险。前不久听说舍友跟一个女生吃饭,也许为了向她证明那个不需证明的公理:这是一个男权社会。于是,两个人的一顿午餐便让他两个星期的伙食费提前透支。回到宿舍向我们苦笑道:这是在替别人养老婆。要是在以前。我们会这样安慰他:要知道,在你为他人养老婆的同时也有人在为你养老婆,这用我们微观经济的话来说可谓是达到了市场上的供需均衡,只不过这时的市场乃情场罢了。现如今,我们会用风险投资这一经济术语向他解释:在没有接到那个女孩结婚请柬之前,这笔投资还不至于沦为沉没成本。朋友无言的笑了
说到沉没成本,我想到了周华健的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第一句歌词就是“爱到尽头,覆水难收”。是啊,覆水难收,何必强求!为什么不带着微笑,向往事轻轻招手,然后告别西天的云彩呢。生活中或许有人有时会对你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今想来,这话是含有理性决策的深刻道理的。我有一个同学,她网名就叫历史,看来她已经理解沉没成本的“无所作为”了,生活中我们需要的也许就是这份“让一切成为历史”的洒脱!
通过完善的管理运作,企业取得合法收入,获得利润,并为社会创造财富,从她自身的性质来讲,她便完成了社会赋予的使命。但是,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是理性,是自私的。正因为如此,社会才变得如此复杂,也就需要法律的规范,这很好的解释了经济生活中的等价交换引致了法律上的公平,毕竟,在这个信息社会里,富兰克林小时候犯的那个错误已经很少见了。
所以,人们对企业作了重新定位,特别是在一个政府职能亟待完善的国家,企业的使命似乎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近一段时间来,任志强成了媒体和网络的聚焦人物。身为地产界大佬的他,到底是那个说真话的“指出皇帝没穿新衣的小孩”,还是拥有话语权的傲慢资本的化身?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一次感冒,迷迷糊糊感觉到自己屁股上一阵胀痛,朦胧中母亲微笑着轻轻对我说:不要动,刚才是蚊子咬了一下。从旁边哥哥姐姐们的偷笑声中,我隐约意识到这又是母亲趁我睡着时叫医生来扎针头了。从任先生的角度来讲,说真话就是直接说“你被针扎了” ———我只为富人造房子。而当你要委屈得流泪时,他又会反问你:谁让你生病?谁叫你是弱者?也许国人更愿意接受地产商们那句给全国老百姓造房子的“美丽”谎言吧,于是任的“说真话”便引起了民众的非议,质疑,甚至是仇恨,但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来,任的观点无疑有其正确之处。不管如何评判,逐渐拉开的鸿沟,孕育着危险。
或许,一个优秀的企业,会给国人带来福利,一个有着良知的企业家,将为人民创造幸福。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寄希望于政府,能够做出有效选择,整合各种利益团体,从而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和谐,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