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最近状态不佳，思维混乱。花精力阅读了Zou和Gong等人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考虑为什么他们在将多级ZF引入内生增长模型时，并不建立一个更贴近于中国地方ZF行为特征的模型（微观基础）。一方面，大多数文献在建立多级ZF模型时，假设地方ZF的目标在于实现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最大化。这种假设对于西方国家的地方ZF而言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西方国家地方ZF基本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ZF迫于居民“用脚投票”的压力，其目标函数与辖区内消费者的目标函数是一致的。而与之相比，中国的地方ZF在行政上是集权的，这使得中国地方ZF与中央ZF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而地方ZF的行为也是迫于政绩考核机制所形成的，与当地居民的福利函数似乎并没有太多关系。另一方面，这些文献大多认为地方ZF的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一点也完全偏离了中国地方ZF的实际。因为相比较而言，在转型时期，中国地方ZF更多的被赋予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职能。在中央ZF的“目标考核”体系之下，中国地方ZF的其他经济职能，如提供公共产品，则被相对淡化。</P>
<P>于是，试图构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初步想法是这个模型“微观基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拓展：（1）对中国地方ZF行为特征予以准确描述；（2）考察地方ZF对于居民或企业等其他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但这里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地方ZF本身具有以增长为导向的行为特征，若以这种行为特征作为基础，来说明宏观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似乎是“以增长来说明增长”（一种“回馈机制”？若是的话，其中的数学模型要求太高了，远远超出我的能力），似乎在逻辑上非常粗糙。。。。于是困惑！</P>
<P>利用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地方ZF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种作法也许本身就不可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