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以董仲舒为分野，之前，是儒学的“古典”时期，以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纲；之后，被各代儒家知识分子根据需要进行增减注释，特别是经过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大儒”之手后，整个儒家理论与其古典原型渐行渐远。而经过朱熹注解的儒家理论后来更被政府指定为科举必须依照的标准，使谬误流传至今。
现在看来，古典儒家教义是通过建构个人与家庭伦理为基础，通过鼓励个人修身养性，提高自我道德修养，更将其推而广之到治理国家的圣贤之道。而中国社会政治形态则从秦开始，进入封建皇帝制度时期。国家变成一人之财货、一姓之天下。皇帝通过天授神权而获得将国家据为私有的合法性，作为天之娇子代天行道。统治者欢迎儒家理论这样的道德说教来要求其子民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为社会做贡献，也就是为皇帝献身，从而变成封建统治者的忠实的卫道士。
其实，儒家经典教义是要求最高统治者与所有平常人一样像圣贤看齐，而历史上的开明皇帝至少在表面上都还比较留意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这样的“好”皇帝毕竟太少了。皇帝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努力向圣贤看齐”总是大力弘扬和支持儒家学说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并且通过科举考试将其巩固下来。儒家学说的最高理想，最终还是“治国平天下”，这是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的。因此，信奉儒学，必然要走做官之路，而选拔官员的途径只有科举考试，所以，知识分子从心底里是拥护和维护儒学、科举和做官这个制度，而统治者正好借儒家知识分子的自觉提高个人修养的行动-学习和传播、身体力行圣贤之道，来为自己的统治物色理想的执行者-官吏。这就使儒学不断进化成封建统治的工具，奠定了超稳定的政治伦理。
由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改朝换代并不能改变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这是因为，每个新皇帝都得重视儒家学说和自觉维护科举制度，保持社会等级升迁的通道和机制-官本位不变，就能稳定住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这在中国经历的几个特殊统治时期也如此，比如元朝和清朝，一改汉族自治而将其置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民族服饰，知识分子都能顺应变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也在于这些异族统治者也尊崇儒学和奉行科举制度，使得知识分子能够“相忍为国”，认为“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官本位”流毒
儒学既然为统治阶级唯一支持的御用学说，为统治服务，那么统治阶级也必然要干涉其理论发展。儒学是官学，自从政府将其作为国家的统一思想后，各家学说之间就再也不能平等争鸣，学霸之风的根源在此。即使在儒家内部，出现重大学术观点分歧时，也往往由官家出面进行干预。如西汉时学者们聚在石渠阁讨论儒家经义时，皇帝就曾亲自参加，当场裁决，这就出现了政治干预学术的局面；白虎观会议上，儒家学者之间的争论也由皇帝裁决，皇帝令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予以颁布，作为统一经义的样板。学霸的最初表现就是以政治为纲。
中国古代思想的统一，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政治压制文化自由的途径得到的，这使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跟政治权威的认定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古以来，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就盛行着将对圣人经典的崇拜和对政治权威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传统。这种传统，对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把一些有主动性和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整个知识界很难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学术界里死气沉沉，使学术变成了政治的奴婢。
学术思想界的这种政治化倾向为害深远，使那些凡是有利于直接促进社会政治目标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也使得凡是政府囿于时代或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暂时认识不到的科学技术就得不到发展，甚至会受到压制。以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而一直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与官本位下的学术有很大关系。
同时，官本位还使的中国社会深陷制度路径锁定状态，中国曾经意识到落后，但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使得政府仍以政治标准去指导科技研究，严格地将引进限制在不触犯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的范围内，从根本上限制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和学习。所谓的中学，就是纲常伦理这个封建统治的根本，而西学，则局限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用以巩固封建统治。这一主张就是要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帮助巩固中国的封建制度。
但是，官主导的向西方技术学习的效率极低，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科技问题上习惯性地从政治角度的思考，贻误了迅速与西方发达国家缩短差距的时机。而且，由于无法摆脱儒学中的“述而不作”、“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的思维模式，对自然现象不做具体化研究和分门别类的剖析，难以取得有效的进展。
官本位的另一个主要危害是阻碍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 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文明中，决不可能出现一个商业占优势的社会秩序”，因为官吏体制的基本观念是与商品经济的价值体系相对立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有限的生产资源条件下，将发展农业和发展工商业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过去工商业的不发达有其历史根源。“重农抑商”一直是基本国策。官本位的思想和学术不仅仅为统治服务，而且没有孕育出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经济时代。落后的生产力又进一步使统治者必须将资源的绝大部分投入农业生产，而为了避免商业对老百姓的诱惑，政府的办法就是对工商业实行专营，收工商业之利于国家财政。
工商业的不发达又进一步强化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的地位，对中国古代的农业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而国有经济因自身的制约性也无法从市场和商品贸易中取得活力，这样的生产力状况维持了很久。
中国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将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并经过统治阶级的干涉不断强化其“官本位”特征，阻碍了思想和学术的发展，维护了适应落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其超稳定性反过来又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的经济形态。这种制度锁定的程度之深，即使中国近代率遭列强凌辱欺压和封锁制裁都没有产生根本的触动，直到改革开放至今，虽然已取得史无前例的长足进步，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一些痼疾仍未完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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