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穷?中国为什么穷?
淮生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城市人吓唬孩子“不好好念书,长大送你去当农民”这种类似骂人话中的比喻体农民,但我认为,就我这单个的农民而言,我比多数政治家——案头堆满了决策参考资料的政治家更清楚今天的中国到底有多穷,我也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更能解释中国为什么这么穷。
我这么说,绝不是由于我拥有什么足以自信的资本,也不是我比这些处在中国顶尖级别的精英们更有智慧或更有学识——这方面恰恰相反。我这么说,是由于我比他们更清楚中国底层的实情。
说中国有多穷,当然首先是说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就程度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预计。国家领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无法摸底的。原因是,单个的农户在一年忙到头之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他们糊涂到了这个份上,而是他们要交的税、费、摊派及统筹款、付出义务劳动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显性的、隐性的付出)多得没法弄清,以至收支的帐目复杂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时,农民们才发现自己: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高层领导们案头成堆的材料里,已经由基层官员注进了数不清的水分,没有人知道注进来的水到底有多少。让人想挤出来都会很难。你让他们不去注水,也难。因此,可以说,国家统计局长期相关涉农数据的汇总,是建立在基层呈报的浮夸、不实的参数之上的。
2001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陈耀邦部长居然说:总体是,我国农民已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是不是建立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之上的。
如果领导、首长亲自去一线、去基层视察了,该眼见为实了吧?——要我回答的话,我会摇头。有时,事情有点像观赏魔术,凭自己的亲眼,也难保看到真实。
中国城市的主流阶层要想得到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我建议你们试着去做这么三点:
1 ,看一看:在全中国的铁路沿线搞调查,这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具体说,在你乘火车的旅程中,白天的话,看一看,看看车窗外,火车道旁,我们干农活的农民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判断一下操持这种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走向富裕?
2 ,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
3 ,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的难民比一比:相比而言,是我们农民的脸是显得更红晕、更丰满呢,还是一样的沧桑、一样的憔悴?
当然,也可以比比他们的衣装:是我们的农民光鲜一点呢,还是同样的衣衫褴褛?
如果有人图舒适,呆在城里不愿或无暇下乡,那有办法了解下情吗?有的。找些农民出来作为参照。怎么找、找那些呢?我有个主意:连续抽出若干期《焦点访谈》节目中(或其它媒体报道中的涉农新闻、比如毒酒毒猪油遇难事件中、矿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发生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的农民作为参照样本,这种方法相当于在全体中国农民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这样是符合统计学要求的,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说完了有多穷,再来说为什么穷。我的看法,简单的说,原因有四:
一、中国人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资源和资产,以及打发外国的乞讨;
二、中国人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钱袋子;
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钱袋子鼓囊起来;
四、即使知道,有权选择鼓囊方式的人坚决不采用。
这里,我只能简略扼要地说。
第一条,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国的援助给得太厉害,送人家东西太多。时间上,从建国初
的“一穷二白”(毛泽东语)一直到今天。送出去的东西,从天赐于我们民族子孙的矿藏资源,到全民劳动所创造的血汗钱。援所谓的“非洲兄弟”、援东欧“社会主义明灯”、援朝、援越、援柬埔寨的布尔波特“革命”等等,举不胜举,这儿不详细地说了。有宗援助物值得一提——一种世界援外史上罕见的物资——大批人的鲜血——在我们和越南处于“同志加兄弟”关系的时候,我们无偿援助越南总值200 多亿美元物资的清单中就包含着它。毛泽东一句“人命关天,拟援助200 万毫升”的批语,我们国家用火车皮——真的动用火车车厢,为处于战时的越南运去了他们伤员急需的、抽自瘦弱的中国人躯体的血液。
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均所得长期处于几十至几百美元、(且至今仍未达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国家,如此大规模、大额度、长时间乐此不疲地热衷于搞援外行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它相当于是在一尊极端衰竭、急需输进血液的躯体上,抽出血液——大剂量地抽出血液,去救济别人。
这是非常反常、不可理喻的政府决策。它发生在一个刚刚结束对日本、对八国联军巨额赔偿(合计超10亿两白银)、而后又不间歇地处在征战状态国家。我们从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开始,扳起自己的指头来数一数,我们度过了怎样的兵戎的、流血的经历:鸦片战争、葬送清王朝之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其实不止)、国共内战,粗略算来,苦难的中华民族征战了了几十年、流血了百余年。在这么一个刚刚结束战乱、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国家里,却实施着这样的决策。也就是:当一尊躯体处在迫切需要积存精力和元气的时刻,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举动,后果是严重的。它使中国这尊躯体更长时间处在贫血的、亏虚的、非健康的状态中折磨、受难。它使整体的中国人更深切、更长久地陷于贫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以后专文再述。)
现在,一些穷困小国还在打着如意算盘,还在指望能够每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一次“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把乞讨的手伸出一次,期待能得到中国政府在资金方面无偿的援助,或以前所借债务的豁免。
第二条。谈论这一条之前,我先来一个提问: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惑着我。我们可是一个拥有四大项发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呀!
但现在,我的回答是:谈不上。试找一个切入点,来谈这个问题。
当前的中国最缺什么?缺钱——从物质层面上讲。义务教育、医疗、科研、扶贫、养老、基建……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处处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涩,以及缺钱所带来的痛苦。
但是,如此穷困缺钱,按最简单的思维:该把血汗钱(来自民众的)保管好,对吧?但是,中国人管不好自己的钱袋!
为了了解有关中国贪污的情况,我上网搜索“巨贪”。键入这个词后,搜索结果真吓了我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网站,跳出了“巨贪”的相关信息有23700 条。我敢说:一个人若试图把它们看完(将信息重复的内容跳过),那么,可以断言,他会累晕倒在电脑前——在他看到第几百条的时候!
这仅是有关巨贪的信息。若搜寻中贪、小贪级别的资料,可以设想,耗尽你终生精力,你都无法完成这种浩繁庞大的阅读量。
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仅是输入电脑的、已经败露了的贪污材料的介绍,它应该只是社会实际发生过的贪污行为的一部分。
我随意地、跑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巨贪名录之后,不得不惊讶他们的气魄和胃口,也不得不惊讶贪污行为是如此容易得逞。请看:魏怀,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贪8000万;李乘龙,1600万;成克杰3000万;耿永祥,苏州海关关长,一个电话,国家损失2000万;慕绥新,1000万……
难怪有人认为,施行公有制的中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是千载难逢、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贪污良机。公有制运作的通常办法是,把人民血汗的劳动所得集中起来进行处置,人民却对此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那些公权人士(有时叫公仆)对公有财物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便利。他想捞的话,得手真是易于反掌。
看看民间是怎样评价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员长、胡省长他们若把捞钱目标不定得那么高,只定在三五百万的话,把各方关系打点好的话,他们应该可以作到不显山不露水,“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其微,不会有什么事。
看看报纸上是怎样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贪官们的丑行的:贪来的钱多得不得了,留着怕出事,于是使着劲狠命花。情妇十几个、几十个地包养,女人上百上百个地玩弄。作为配套,还为她们购置无数栋用来藏娇的金屋。
……
难道,号称“智慧的”中华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种根治的方法,保管好来自全民血汗的钱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绝硕鼠们肆意地、张狂地啃食?
这种可耻现象到底为什么长期能存在,并且还要存在多久?
我们国家的钱袋子里面尽管时常丢“西瓜”,但我们却有“智慧”用于:在最穷的人身上捞“芝麻”。
比如说北京市有20万外地务工者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新近公布出的调查结果。对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层的穷苦人,多年来,北京校方一直却要求他们缴纳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费用,才有资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园。设置如此高的准入门槛,把他们中的18万人逼进了条件恶劣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学。其实,简单地算算就会知道,不说多交,就是全免这些穷孩子们的学杂费,国家在财力上也是可以作到的。一个北京孩子一年杂费约为400 元人民币,按这个数值乘以20万,得出总额:8000万元。听起来像是吓人的数字,其实,它只相当于魏怀这个没有“知名度”的贪官一个人的贪污额,(他脏污的“成绩单”上创下的成绩得分远算不上是最高的)。如果我们多挖出一个这样的贪官以及他藏赃的窝巢,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么一个贪官的出现,这笔钱就出来了,根本犯不上往最穷、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时不时朝他们宰上一刀。
在我们这个2400年前就懂得“有教无类”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施教理念(这一理念今天也不落后,并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种问题:在教育设施(包括校舍)大量闲置的时候,有人宁可让教室空着,也不肯放本国的穷人进去?中国的未来,真不靠他们建设?未来的中国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战争,真不靠他们扛枪上前线?这难道是在一个“智慧”的民族里应该存在的事吗?这种事在世界上还能找得着第二起吗?——我们“智慧”的人民呀,你们为什么只热衷于扛着“户籍”的大旗搞隔离,从来都不愿去想一想、去干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干的事?
我的插话好像离题了。其实没有。上述现象,无论是“富贵”者,还是“卑贱”者的这种存在的态势得以继续的话,它只会导致中国与富强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
第三条,对尝够了缺钱滋味的中国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们的钱袋子尽早鼓起来的问题
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在这里,我的话题只围绕着说一条:我们国家经济层面呈现出的最大问题,大量闲置劳动力的问题。被闲置者,在经济上没有创利的机会,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购买能力。不管东西多便宜,不管东西多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们却买不起,只能望货兴叹。
而与此相对应,我们大量的制造企业(其实还有服务企业),只能惨淡地活着。
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却至今形成不了一个拥有像样规模的购买力的群体。如此,在一个一直企盼富裕的国家里,它百业兴旺的局面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因此,它总是达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强的金融学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三亿人里,真正拥有购买力的也就两三亿的样子。有一个来自权威统计部门两年前的数字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估测:城市的市民为拉动内需作出了“巨大贡献”:全国83% 的消费产生在城市居民。这个短短的数据反映的信息是异常残酷的:80% 的农民,总共合计的消费额仅占17% !智慧的同胞们想一想吧:这么多年,我们的农民是怎么熬过来的?!
(插句题外话,可以想见,城市居民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在短短的两年间,国家又为他们加了几次的薪水。)
另有一个事实,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场时发现:花在坐飞机上的消费额度,人口仅1900万、只占我国人口的1.46% 的澳大利亚与13亿人中国相比,两者数字居然不相上下!
我私下的估计,全体中国人每年用于图书、电影方面的消费额,也大致和澳大利亚差不多。作为电影人的冯小刚,他在评估中国的电影市场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只有二三亿人会常去看电影。作为农村出身的人,我清楚,总体上处于很贫苦的我国农民,他们基本上不会把极为有限的钱用于电影之类的开销上。说到这儿,我补充一句:当年上演电影《泰坦尼克》,北京的电影院卖六、七十元一张的票,观众场场爆满;而我的家乡,一个称作“鱼米之乡”的县城(绝非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县)的影院将该片的票价定为五元,却张罗不来观众。
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有中等的购买力,那么,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会兴旺起来。说具体一点:同样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它的作者收益会在现在的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几个倍数。
遗憾的是,从建国至今,我们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让国民的主体——让农民穷困、让农民丧失购买力的政策。把农民捆绑在永无富裕希望的一亩三分地里。
如果农民永远这么穷困,那么中国永无富强之日。
我的看法很简单:立即放开政策,让我们的农民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拥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经济权利。比方说,一个农民即使希望在城市拥有一个擦皮鞋的摊位,或修皮鞋的摊位,你也应尊重他本应具有的这个经济权利。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农民即使采取这样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来谋生,他也会比在
老家弄几亩地的生活强上好多倍。
可是,一直以来,没有人尊重、(执法者也不愿保护)我们的农民作为人、作为公民所天生该有的“免于匮乏”的权利。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权利是“民享”里最根本的、是“天赋”的;在国际上,这一权利是联合国重要文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着重强调予以保护的。另外,中国已加入该条约、我国的立法机构、人大常委会已审议通过。应该说,公民可以视它为生效的国内法律,要求政府履行和遵守它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几亿的人民长期处在“免于匮乏”这一的权利的缺失状态里,所以他们也只能处在无边无际的匮乏状态之中,处在与穷困为伴的痛苦深渊之中,直至等到生命的终结。
中国的统计局从来不愿正视、不愿承认农民有失业,依据是农民每人拥有一亩多田地。他们在计算失业时总会采取一个常用的、可笑的公式:中国城市的失业率= 全中国的失业率。但是请注意,国际上却不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谢国忠按照经济学方法和国际通行惯例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失业率不低于20% ,失业人数达到3 亿。(这一数字远比我国统计局的结论接近事实,但我感觉,它仍是比较保守、仍是低估了我国就业的严重态势。)
大家也许还记得,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访美时用英文背诵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精彩一幕。可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一点:产生这个著名演说的那段历史,它给后来的美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后废除了对美国最底层的劳动力的束缚,允许其自由流动,促使为奴的黑人从种植园流动到工厂,流动到城市,美国才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才出现了持久的发展与繁荣,才逐渐凝聚成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力。
今天,当欧盟、俄罗斯、日本为出生人口萎缩、为劳动力紧缺拉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一筹莫展、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国家却在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为累赘,而任由其闲置、浪费。
在推动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设置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大力倡导、大声疾呼过,可惜没有得到我们决策层的理睬。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下矿藏资源闲置,留给我们的子孙开发,却不能让我们的劳动力白白浪费,让他们在贫困中衰老而死。因为,劳动力是活的、不可储存的资源。
从人道与民权的角度和理由讲:毕竟,人来世上走一遭,不是为受穷受苦而来。政府呀,请用行动来告诉国民:你们是有奔头、是可以期待幸福的。这不过分,是吧?
让国民去做真正有价值、能创造财富的事情吧!这样,他们的钱袋子、国家的钱袋子才会同时鼓囊起来。
第四条,我就不多说了,它涉及到一个既得利益者对公私利益的选择、取舍的问题:
有的人,他们不是完全不懂国家怎样做才能富强的道理。但是,在面临复杂的、多重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国家的富强,也要首先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保住自己的富贵,保住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及享受在奴役“人下人”的过程中而萌生的快感。
请别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一个残酷的规律在运行着、从来没有失效过: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贫困者注定要遭受羞辱和蔑视,直至你摆脱了贫困。——没有办法,人类天性使然。在中国的城市,农民是这样,你看看农民工的遭遇;在外国的城市,中国人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留学生的遭遇。
今天,我们各网站的论坛上涂满了讨伐日本人的言辞,和“为什么日本是劣等民族”的“论证”。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车厢的材料论证了你的论点,也不能改变多数日本人对我们的轻蔑。(提醒同胞:请习惯去听自己不爱听的话。今天,一个日本人的年人均所得,抵得上五六十个中国人年收入的总和。并且,实质上日本网民也在干同样的“论证工作”。)
曾受够了羞辱与刺激的中国呀,什么时候,你能真正地奋发图强?什么时候,你能让每个中华同胞有尊严地、扬眉吐气地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本文作者看到了许多社会现象,但并没有分析出最根本性的原因。
不合理的社会分配方式是目前真正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不公正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是农民穷的最根本原因。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先后有过:按地域分配、按武力分配、按权力分配(封建社会是典型的按武力和权力来分配土地资源)、按生产能力分配;生活物品的分配方式则有过:平均分配、按劳分配、按武力分配和按权力分配。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
生产资料主要是按地域分配和按权力分配:9亿农民分配到农村的土地,其它的资源没份;权力部门垄断了各种矿产资源,并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由此而得的税收收入也主要是本着“优先发展城市以期带动农村”的政策大部分投入城市建设。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所无,集体所有等于集体所无。腐败则是按权力分配。
建立在不合理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基础上的生活物品的分配方式本身就是不够合理的。目前主要是按劳分配,加上部分按权力分配和局部的社会保障。当社会保障全面普及的时候就是一种平均分配。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生产资料按生产能力分配(为了效率);生活物品则以平均分配(社会保障)为基础的按劳分配方式(为了公平)。理由:国家是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的,税收也是全民所有的;人类社会需要整体向前发展而不是部分精英向前发展,只有极端的纳粹分子才反对全人类共同发展;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不是为了来作贡献更不是来赎罪的,国家可以拒绝懒人出世,但不能不让懒人生存。
生产资料按生产能力分配?这等同于财富的重新分配,等同了均贫富。这个看法很有正义感,但是不对的。我以前也这样想过,但现在看法已经不同,因为如果均贫富的话那也就失去了进取的功力,失去了积极性,那么一切进步都会停止。即使大家生活一时之间是提高了,但没有了将来,一时的繁荣又有什么用呢?
生产资料按生产能力分配?这等同于财富的重新分配,等同了均贫富。这个看法很有正义感,但是不对的。我以前也这样想过,但现在看法已经不同,因为如果均贫富的话那也就失去了进取的功力,失去了积极性,那么一切进步都会停止。即使大家生活一时之间是提高了,但没有了将来,一时的繁荣又有什么用呢?
按生产能力分配是说:生产技术高的,生产水平高的多分配生产资料,正所谓优化资源配置。
之所以要按劳分配,正是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资料要按生产能力分配,所以没有分配到生产资料的人就没有参与按劳分配,但是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的,人人平等有份,所以有必要从生产成果中提取一部分作平均分配,用以保障没有能力参与社会产品生产的人的生存。这就是所谓平均分配基础上的按劳分配。
想要“富国富民”,首先得明确什么是国家财富。经济学家的财富概念是垃圾。我告诉你,真正的国家财富是”国家民众“,是人而不是物。哪个国家的”国民“和”团结的国民精神“最强大,哪个国家就是最强大的。而我们国家现在的国民和国民精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6 22:05:41编辑过]
生产技术高,生产水平高的就多分配生产资料?
假如现在有你和我两家企业,又假如我的是大企业,你的是小企业,我企业的生产技术稍高一些,与此同时,大家正在购买同一块地,你说国家会怎做分配这块地的资源呢?是不是认为我的企业大,生产技术高就低价卖给我?难道你的企业小就不具备购买的能力的?难道你的企业小就决定了你的生产效率低了?这就是准备的“优化资源配置”?
如果所有的资源都是这样配置的话,我大胆猜想,这样配置是最低优化的配置方案,因为如果以生产能力来作标准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做同一种行为,就是做假,随意虚报自己的企业能力,说得有多大多高,说自己的企业生产技术如何好,生产能力如何高,为的是增大得到资源的概率。这样下去,不但土地资源、水资源、能量资源、人才资源都会被滥用。都会被一些所谓的“生产能力高”的无实际能力的人拥有,同时淘汰了小企业,淘汰了暂时生产能力低的但有潜力发展的企业。也因为这样的标准因此会导致社会上的造假风气太多,辨别真伪的成本提高,实在是浪费资源也。。
以在下的愚见,资源的分配是多种多样的,以往是高官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双轨制就是这样的一个资源分配制度。
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分配,最佳的只会得一种,就是以金钱也衡量,以刚才的例子来说,无论你的企业多么少,生产能力多少低,但只要你的金钱,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土地,而政府也因为你付出了最高的价格而将土地卖给你,对他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以金钱来衡量不但没有了双方作假造假的可能,也节省了去辨别真伪的成本,最主要还是卖出了一个好价格。同理,不但是土地资源,任何资源都通过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不但收益是最佳的,而且也往往产出是最佳的。
现在的一些资源配置流行用金钱公开招投标,招投标过程也是问题多多,不过总比9亿农民平分农村耕地要强得多。农业总得想办法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
我跟贴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说明:少量的平均分配(全民社保)也是必要的,只有在全面社会保障基础下,不怕失业率高,专业化、高效率的社会分工生产才能够顺利开展。
解决农业的唯一,,,,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转为为工。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无疑是提升产量的的一种办法,也是提高收成的办法,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所在。只有转农为工才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现在半农半工的农村家庭越来越多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工业的劳动力需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但国家不肯放下农业这个最基本的行业,说会危害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就单单只是农业这一关了?因为所以资源都是稀缺的,所以我们不但只缺少粮食,更缺少水资源,缺乏能源,缺乏高科技技术,缺乏外资,缺乏人才。需要的东西太多了,缺乏任何一样都会危害国家安全,因此我们与别人竟争时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但我们没可能任何物质都可以生产的。粮食也是。因此我们要选择一种最值钱的来生产——“工业”,而不是最不值钱的——“农业”,只要我们手中有钱,心中才不慌,而不是以往所讲的手中有粮才不慌。张五常说得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让别人有钱可赚的供应是最可靠的供应”只有我们心中有钱了,最算没粮食,可以买,没能源,可以买,没人才,也可以买。日本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如果日本全民去耕田,可说肯定的是现在穷得像第四国家。
美国的社会保险,是一套下一代人供养上一代人的制度。它首要的困难,是随着医学发达和出生率下降,“供养比率”直线下降。1950年,平均每16个缴付所得税的人供养一个老人;到1997年,减少到每3.3个劳动者供养一个老人;这个“供养比率”预计到202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二比一。
此外,这个制度的缺陷还在于,领取福利的人难免得寸进尺,政府的负担会与日俱增,而由官僚强行集中营运全民养老金,不仅回报极低,而且埋没了私人投资和创业的巨大潜能。
更可怕的是,这个制度可发不可收,虽然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它的致命缺陷,但要中途作废这个设计成代代相传的制度,就阻力重重。
要维持这个制度,通常可行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向劳动人口和企业加税,但这肯定挫伤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二是削减养老金额,但老人们肯定会抗议。政府不能等人家老了,就背信弃义。要不是当初政府许诺了退休保障,美国人怎会及时行乐,高枕无忧,任凭储蓄率下降到零?
其实中国现在也在走美国的老路,因为现在正在搞“计划生育”随着人口的减少、出生率的下降、医序的发达。中国再过二十年后就会像现在的美国一样,“供应比率”变了,到时如果还是不改变制度的话中国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在我看来,“计划生育”不是不好,不好的是福利制度,这种制度很可怕,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别人钱包里面的钱,而又想不干活。现在行乐,老了就等着别人来养。在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喊全民社保多好啊,。我不是说临崖吹风!但我总是时时提高警惕,别让这些错误的理论害了咱们,害了中国。在我看来即使是少量的社保也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损害。也很难实现。
呵呵,首先声明一下:本人不敢跟老马比肩!
先不要批判,听我说几句。
1、我所说的平均分配很容易操作:每年把国家税收的30%按人头照着身份证平均分发。
2、农业人口很多(巨量),没有做好保障就想转化成工业人口,可行性在哪?
3、社会进步靠的是所有人的无限生理需求来驱动的。有几个人会仅仅满足于一点点仅供糊口的社保?
4、按劳分配有没有考虑到没有分配到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人?有没有考虑到生产资料分配的合理性?
很多人反对我的想法,看来我的想法还需要改进。
也许把名称改成“国民分红”会更好理解一点。
我的思想一直在围绕着“全民所有”这个词在转。
呵呵,首先声明一下:本人不敢跟老马比肩!
先不要批判,听我说几句。
1、我所说的平均分配很容易操作:每年把国家税收的30%按人头照着身份证平均分发。
2、农业人口很多(巨量),没有做好保障就想转化成工业人口,可行性在哪?
3、社会进步靠的是所有人的无限生理需求来驱动的。有几个人会仅仅满足于一点点仅供糊口的社保?
4、按劳分配有没有考虑到没有分配到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人?有没有考虑到生产资料分配的合理性?
2是可行的,转农为工非转不可,初步估计在中国务农的人口占了69%,这当然不是我算出来的,这是官方的数值,估计这个值不会错太大吧,如果说少了那是没可能的,说多了反而对。呵呵~~但半农半工的人口多得很,而不在市区的工厂越来越多。以全职农业算(例如两个半农算一个),农民的人口百分率应该低于69%。不这样,直觉的判断是中国不会见到有骄人的工业发展。纵观外国经验,要成为经济强国,中国的全职农民要下降至人口的25%左右。这含意着中国的粮食要大量进口了。
3如果有人在社保上得到了一些小甜头,他还不接着想拥有更多吗?即使他未必得到,但每个人都给一些小甜头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4、资源未必能做到百分百合理,但基本上都是最优的。假如你有一头牛,那么你是想让它帮你耕田还是让他在家睡懒觉。因此在大部分程度上大家的行为是理智的,都是为着创造更多更高的利润。而我们不必按实际能力来分配这些资源,只需要按一个标准来发放。就是价高者得。就这么简单。
显然你没弄明白我的真实意思,那就是:
没有分配到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人如何获得生活物品?显然他们没权力参与按劳分配,因为他们没有争得生产资料也就没有参与劳动。天生低智能者、失业下岗者、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者等等……
当然了,如果把世人划分成自己、家人和别人,那就不用理会别人如何生存了。
思维已倦。
我反对完全的平均分配,也反对完全的按劳分配。
凡事都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关键要看正作用是否高于负作用。
若能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全民社保,对社会中层的消费心理、对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对市场需求的拉动和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等等都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或许它的负面作用也不小,尤其是许多生活还过得去的人觉得心理上很难接受。
我无法量化比较正反两种作用,谁能告诉我如何虚拟一个试验环境?
引用你说的“没有分配到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人如何获得生活物品?显然他们没权力参与按劳分配,因为他们没有争得生产资料也就没有参与劳动。天生低智能者、失业下岗者、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者等等……”
的确存在这样一些人,我说的是天生低智能者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老人,他们因为没有拥有生产资料,而且也没有拥有生产工具甚至于生产的劳动力,因此没权力参与劳动,没权力参与捞劳分配,最终没办法得到基本的生活资料,没办法拥有粮食、水、衣服、住房。这些人我想应该是最困难的了,对于这样一群最需要帮助的人,政府可以资助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包括粮食和环境,但对于失业者或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人,政府就不能全部照顾了,因为这一群体比较广,比较多。是的,现在是残酷的,世人都是把旁人分门别类,分成了自己与别人,但主要他们没有危险到别人了那还想怎样,总不能伸手到别人的钱包拿取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吧,即使只是杯水车薪也是不行的。
如果要说福利是不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福利只能是部分特殊人的权利,但不是全部。临崖吹风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愿望归愿望,如果人人都是福利主义者那么这个社会将很可怕。我们没法平均分配生活资料,因此只能按劳分配了。这虽然是迫不得已的,但却是最佳的方案。
同时请你看一篇有关福利与人权的文章,弗里德曼写的。
福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吗?
[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新闻周刊》最近关于贫困问题的一个专栏中,沙那·亚历山大写道:“得到食物、衣服、住处及医疗,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我们的心赞同亚历山大女士的人道主义考虑,但我的头脑却发出警告说:她的表述兼容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个与自由杜会相一致,而另一个却不相一致。
工作的权利
一种含义是:通过直接的生产或者与他人的自愿合作,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地使用其人力资源来获得食物”衣服、住处及医疗。这一含义是通过自愿合作而组织起来的自由社会的本质所在。
这一含义决非平常,的确,我认为:今天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口艰难与困苦,绝大部分反映了政府对这一权利的干涉。除非你事先得到了政府的职业许可,否则的话,你无法通过当一名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业者、律师、医生、牙医来养家糊口,也无法通过进入一系列别种行业来养家糊口。而职业许可证的发放,通常掌握在你希望进入的那一行业的开业者们手中,他们知道限制对本行业的进入将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除非你能够说服工会吸收你——而如果你的兄弟、或父亲、或伯父不是该工会的会员的话,要想让工会吸收你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则,你很难得到一份薪酬优厚的工作,如木匠、泥瓦工、电工等。如果你是一个黑人或穷人——一不论你多么能干——那么情况会尤其困难。如美国医疗协会一样,惟有借助于政府的支持这些工会才能够实行严密的垄断。
如果你是一名黑人少年,而且你的劳务目前仅值每小时1.5美元,那么,即使你愿意接受某项工作,但对于大多数雇主来说,雇用你将是违法的。按照你的意愿来使用你的能力——唯一的限制是你没有于预别人这样做——是你的基本权利。我所触及的仅是对这一基本权利的现存的种种限制之毛皮。
但这并不是亚历山大女士的含义,她的下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立法者试图将福利转化为工作福利时……与对这一基本思想的滥用相比,这是一种程度较轻的转变。”
亚历山大女士明显地相信:我与你们都拥有无偿地获得食物、衣服、住房、医疗的“基本人权”。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拥有这一意义上的获得食物的“权利”,那么必须有人承担提供食物的义务。那么他是谁呢?如果是亚历山大女士,那岂不是将她变成了我的奴隶?将这一“权利”赋予“穷人”并不能起任何作用。除非这种权利与强迫其他人为亚历山大女士认为有资格得到食物的人提供食物的权力结合起来,否则,他们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
这明显地是不能接受的。但我们也不能仅仅依赖于第一种意义上的“进入的权利”。充分地保障这一权利,将会极大地减少贫困与匮乏。但还会剩下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自己毫无过错,但由于出生时的事故、疾病或者其它什么原因,他们无法挣得我们这些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最低收入。我认为,,对这种残留的困苦的最好解决办法——尽管大家公认是不完善的——是我们这部分人的自愿行动,来帮助我们那些贫穷的兄弟。
过渡性措施
但是我们的问题要更为严重得多。对第一种意义上的进入权利的限制,以及那些计划不当的福利措施,已经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他们大部分基本需要方面依赖于政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是错误的。但这种情况已经发展了,而且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将这一记录一扫而光,我们必须实行过渡性措施,从而在没有对现有福利的受益人造成不合理的困苦的情况下,取消这些福利大杂烩。
这正是30多年来,我一直提倡用负所得税来取代我们现行的一系列所谓的贫困计划的原因。负所得税计划将确保每个人的最低收入,井鼓励受益人进行自助。
我赞成负所得税计划,并不是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拥有以别人为代价而衣、食、住的“权利”,而是因为我希望与我的纳税人伙伴们一起来减少贫困,而且我感到有一种特别的冲动要这样做,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对于使如此之多的公民陷入这种卑下的境地负有责任,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处境之卑下。
(原载《新闻周刊》,1972)
摘自《弗里德曼文萃》,1991,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看来楼主也是把世人划分为自己、家人和别人的。
请不要低估了平均分配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之外,对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平均分配(土改政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事实上,从封建社会以来,一直都是实行生活资料按劳分配和优胜劣汰法则的,却发生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实质也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当然一般只是对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平均分配,然后再实行生活资料按劳分配和优胜劣汰法则,可是又失败了,又改朝换代了。现在我党也对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平均分配了,然后也是实行生活资料按劳分配和优胜劣汰法则,若干年以后结果会怎么呢?
我反对任何局部的(非平均的,因而也是非公正的)社会保障和五花八门的扶贫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上是不允许任何人因为任何原因拥有特殊的权力(包括福利),我比较喜欢下面的这个基于国民对国家的原始所有权理论:
既然宪法承认“国家是全民所有的,人人平等”,如果我把国家看作一个超级大公司,按照宪法我就有理由把每个国民看成是国家的一个等值小股东,中央党委就是董事会,政府部门就是经理层。看看各国的总统选举,象不象在选董事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象不象股东代表大会?股东未必要参与生产经营(劳动),却可以分享经营成果(红利)。我想我们的国家税收扣除管理费用之后就是国家经营利润,能不能象股东分红一样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呢?理论上可以,事实上管理层会反对,管理层希望全部投入再生产,最好永远不分红。
我的想法好笑不好笑?这个论坛上早已有人嘲笑过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8 18:20:24编辑过]
你好啊! danVdan,其实我学经济学才一年多,从张五常读起,到薛兆丰,到弗里德曼到波普尔,读得如痴如醉,以前我是不喜欢经济学的,中学时的经济课(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都是不及格的,不过现在不同了。自从接触张五常就迷上了他说的“经济解释”。说起来惭愧啊,不是经济的人却在这里大谈经济,不过因为太喜欢了,忍不住要说说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能从大家的回贴中找到自己的缺点,找出自己不足的地方,让它更让完善。其次的另一个原因是也了能感染到另一批人,让更多的人更喜欢这些能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更能热心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算是很大的愿望了。
我从注册此论坛时才开始学习经济学,比楼主还差呀~
借“纳什均衡”理论一问:
当穷人与富人在一起博弈时,富人强调私有产权,穷人要求无偿分享,他们之间会达成某种比例的平衡吗?
博弈论?很难解释啊!我对博弈论不是很了解,也曾经花时间去思考,却总是觉得博弈论很难用于解释现实,在纳什看来经济就是博弈,社会就是博弈,人与人时时刻刻都在玩博弈,不过呢,他提出的例子“囚犯的两难处境”在现实很难找到,没有人根据这样来断案吧!感觉上他在用例子自圆其说地补充他的理论,不过在现实也是有例子可以看出博弈与经济的关系。
富人与穷人来博弈,我想应该不会是平衡的,因为数量上难于计算,穷人不会永完是穷人,富与穷是互相转化了,数量时时刻刻都在变,还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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