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文/涂名

湖南卫视6月20日的《晚间新闻》一改平日聚奇闻野史的套路，讲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偏远山区上初三的女孩，父母在外地打工，她边照顾年迈的爷爷边上学，因为上山砍柴，女孩有比较严重的腰肌劳损，医生说可严重至瘫痪。

节目属于策划型，编导带女孩去父亲打工的地方，江西偏远山林，女孩在车上看到父亲从山上背着两根竹子，10多年，女孩第一次知道父亲在外面的工作，背一根竹子下山赚两毛钱，一天大概赚2元钱，一个月有600元左右的收入。

父亲找当地的人借一点肉，女孩给父亲做一顿饭，临走时父亲给女孩钱，女孩拿回一部分留给父亲买菜，父亲推回给女孩要她给爷爷买柴火以后不要上山砍柴。女孩帮父亲把衣服叠好把鞋子洗好赶回湖南上学。山林原来有三个人，一个体力吃不消走了，一个被毒蛇咬死，一种巨毒蛇，半个小时丧命，只有女孩的父亲一个人在山里。

女孩离开父亲的时候哭，我也跟着哭。我做过电视知道编导特意安排他们父女相见，我还是哭，止不住的哭。我每周去郊外一次，缓解城市给我身心的憋屈，我眼里，山那么迷人，可那个女孩与女孩的父亲，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一个人在寂静而有毒蛇出没的山里，十多年重复一件事，背竹子，每次背两根，每天背100多根，那个女孩，十多年不能与父母在一起。编导为女孩所在班级组织一次毕业晚会，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不太规范。孩子们说到对父母的想念时哭做一团，我也哭，一个班有20多个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在中国做节目，摆拍并不区别于真实的场景，因为疼痛深刻的渗透到苦难的他们和我们。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母亲接受记者采访，记者说您有一个儿子是总统，您的儿子了不起，杜鲁门的母亲说我还有一个儿子在地里挖土豆，他也很了不起。

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弥足珍贵，每一个孩子都有权利尊从自己的意愿发展，山西黑砖窑工厂那些孩子们的图片一次次让我泪流满面。我不知道这些稚嫩的生命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劫难，我更不知道还有多少孩子正面临着怎样的危险。

大河网6月6日的报道：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的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还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有的孩子被打成重伤，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孩子埋掉。这些孩子身上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孩子们最小的只有八岁。

据童奴张文龙揭露，他亲见来自陕西汉中的一个同龄人，逃跑未遂被打成了残废。2006年11月，患有先天性痴呆症的甘肃籍农奴刘宝（绰号）被打手打死，埋在砖窑附近。一名获救的孩子说，虐待他的砖窑里两名十八、九岁的孩子被窑主打伤后活埋。了解内幕的义市市民揭露，黑窑场里的工人比奴隶还不如，许多人「无声无息」的消失了。＂童奴＂稍有怠慢，就会或皮鞭或棍棒或砖头加身，许多人被暴打致傻或致残，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暗访时，甚至从当时埋尸的工人口中听说，在埋掉他们时，两个人似乎还有呼吸。

斯蒂芬·福斯特1860年离开家乡彼得斯伯格前写了一首《老黑奴》的歌：岁月不留，难道青春能常再/许多朋友，离别后如今何在/早脱尘世，早得摆脱了痛苦/我听闻他们柔声呼唤，老黑奴/我来了！我来了！走遍世间崎岖路/我听闻他们柔声呼唤，老黑奴！

那些祖国的“花朵”，你们的泪水还有吗？你们的灵魂在哪里？你们究竟活在夏桀商纣的胯下和坟堆里，还是活在某个新时代的阳光之下？

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再三克制依然忍不住装上“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如何形容这直入骨髓的残忍与罪孽？历史上中国奴隶制度有如下特征：一是劳动者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二是劳动者在超经济强制下被迫从事劳动，三是劳动者完全没有个人经济收入，四是劳动者可以被买卖，五是劳动者可以被杀戮。这五条合起来就是：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是奴隶主的财产。

山西黑窑奴工与窑主的关系已转变为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窑主对奴工有生杀夺的大权，人身依附性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在奴隶社会没有人权可言。山西当代黑窑的这种现代奴隶制，与古代和过去世界各地曾经存在的各种比较正常的奴隶制相比，更加残忍、更加没有规矩，更加严重侵犯奴隶的人权和生命，更加无法无天。

人贩子在郑州火车站、立交桥、公路旁寻找童奴，一个童奴转让费400到500元。有的童奴由地方劳动监察部门卖给砖场；有的童奴被罐迷魂药后带走。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最近发表报告说，中国大陆工厂中估计有一千万至两千万儿童在非人条件下做工。

中国国务院发布的《2006年美国人权纪录》称，美国司法部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报案。但其中70多万是由于家长和孩子沟通不畅，或是孩子离家出走造成，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在美国，每年只有几千件失踪案属于非亲属绑架性质（Non-family Abduction），真正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案件只有一百件左右。

田方萌美的《国人怎么寻找失踪的孩子》文章表述：2006年9月，得克萨斯州一名两岁男孩凯文·布朗失踪，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在凯文家附近展开了搜救行动。随后，50名警察开始在数公里范围里内大面积搜索，还动用了两架直升飞机，其中一架配备热感应装置。尽管如此，警方还是没有发现凯文的踪迹，于是启动了“全国儿童警报系统”，向当地5000个家庭发布寻人公告，引发当地社区的关切。第二天，100多名志愿者加入搜救行动，他们走入茂密的丛林，还打捞了许多野外池塘。第三天，直升飞机终于在一个池塘边上发现了凯文。

《四百余位失子父亲泣血的呐喊》的求救信中有一段话：我们只有求助于政府。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山西方面的乡、县、市的公安、劳动等部门，但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时坐视不管。

据2006年9月《南都周刊》报道中提及的一份名单，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记者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已被找回。按照10%-20%的破案率计算，每年应有三至六万名中国儿童失踪，十年累积下来恐怕在二十万上下。

孩子的父母们不畏艰难险阻，查找到线索，却因公安部门的互相推诿。在渺茫的寻子路上，有的孩子的父母含恨离世，有的精神崩溃，那些弱小的需要呵护的生命，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下，还能坚持多久？

在被揭露的奴隶工场，其奴隶主的一个是村支部书记的儿子。《南方都市报》在6月16 日的社论中指出：这场人道危机的发生不仅仅在于当地黑恶势力的凶残，更在于当地官员职责的放弃，包庇与纵容。

集权将政治权力延伸到乡村，消灭了任何可以独立于集权之外的组织力量，以确保集权对全社会从上到下全方位的绝对控制。维持庞大的基层组织需要耗费巨大的经济资源。在基层政权之上的各级政权利用更强的地位大肆挥霍朝政从国民那里榨取来的财物，留给基层政权的经费所剩无己。最为简便的办法就是利用权力侵噬基层社会，以取得经济收益，所以有人去开黑窑。

中国社会基层政治权力具有难以抑制的强烈的吞噬本能，本能来自于它承担着中央集权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功能与中央集权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抑制、提供与满足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渴求。

国家与政府控制着资源、资本与就业机会，推卸对个人生老病死的一切责任，把一切的责任，推向社会、推向个人。由此，血汗工厂、童奴黑窑、非法小煤窑；工人下岗，大学生失业，儿童失学、吸毒、流浪遍及全国。






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南方都市报》社论


山西黑砖窑奴役、虐待工人事件，点燃了举国上下普遍的义愤。昨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及其他国家高层领导相继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截至昨日上午，山西、河南两省通过专项行动，共解救出了468名黑窑工，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这一数字，从侧面验证了这场灾难的规模。这一场人道的危机，以愤怒的民意推动，正演化成高层意志主导下的政治行动，要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这些天，我们亲见愤怒在全社会、各阶层燃烧。这人道的愤怒当中，也有敏感的抑郁，也有现实的忧心，还有难言的忌讳，但都无须掩饰。如果这愤怒，仍要克制，仍要掩饰，仍要辩证地指导，要么是社会的底线已经完全失去，要么是社会根本就没有底线。
　　　　
这些燃烧的愤怒，是社会底线失守的普遍疼痛，是进步幻觉中蓦然惊醒的惶骇——我们以为自己在向文明飞奔的路上，却发现竟是赤膊上阵，羞愧难当。社会尚未剥夺殆尽的羞耻感，是它仍然活着的生命自证。我们不能阻止它感到羞耻和愤怒。
　　　　
今日的局面，定要有人负责。这不容含糊，也无从商榷。许多人议论，许多人分析，写下各种各样的理据，要为事件找到出路。可是，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分析题，只是一道简单的文明判断题。那些普遍的愤怒，已经标定底线，也给出答案。
　　　　
社会创制法律，每一个乱法者都要伏法；公民委托政府，每一个玩忽职守者都必须解职。这是社会恢复秩序、维系信心的基本前提。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无良的黑窑主、暴虐的包工头、邪恶的拐骗者、凶残的打手，一个也不能宽恕。还有那些官员，散漫的、失职的、贪腐的、丧失责任心的官员，没有理由强奸民意，霸权占位，必须接受道义的谴责与政治的追惩，以及民众和法律的问责。
　　　　
可我们的社会显然缺乏信心。甚至，这份无望的压抑，本身就构成今日愤怒的大部分。虽然这无声蔓延的愤怒，并未站定在公共舞台上朗声发言。可如果这澎湃的愤怒，仍要领受虚词和周旋，仍要观看敷衍和推脱，我们的政治恐怕会变成闹剧。
　　　　
我们努力呈现这压抑而扭曲的愤怒，只因感念社会前进全赖真实。尽管这真实，常常令人不悦。今天的事实，是只有政治高层确认的愤怒，才可以成为驱魔降妖的真实的愤怒。那么多失子家庭的父母悲呼，他们目睹暴行，直击残酷，他们的忍耐近乎悲壮。那么多民众同心呼应，他们痛斥践踏人权的恶人，更厌恨辜负民意的官员，他们的忍耐同样近乎悲壮。这种忍耐，本能地在渴望一种起码的政治尊重。现实需要回答他们，他们的忍耐是因为坚信，坚信这个制度仍在不遗余力地修复，修复他们因愤怒而塌陷的信心。
　　　　
在国家与公众之间，我们需要重申一些常识。个人之恶，从来就不曾消亡。国家之善，即在于以公共名义，遏制个人之恶。不得不承认，黑砖窑累积的罪恶，最刺人耳目的，并非个人之恶的极度暴虐。而是那些接受公民委托，担当保护之责的官员，如何背信弃义，如何临阵脱逃，如何自私自利，将垄断的公权败坏成公民权利的惨剧。
　　　　
为骇人的山西黑砖窑写下结语，只能是个人之恶所叠加的公器之恶。为恶毒的人性，我们只留一声悲叹，为反噬其主的公器，却要喊出大声的愤怒。检讨人性，这是每时每刻的个人修为；检讨公器，却是此时此刻全社会必须要做的工作。
　　　　
那么多小心翼翼的愤怒，喧腾躁动，他们在彼此交谈，彼此相识。这愤怒必须被听到，必须被理解。在今日的公共生活中，它在等待来自政治的确认和回馈。民愤，以及平民愤，逐渐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游戏原则。愤怒，就此成为道义的武器，为民众参与，找到一条委婉的路线。也许要说，不幸的是，我们只有愤怒；也许要说，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