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但是，在财富的竞技场上，经济学家并没有优势。其实，关于财富的知识与获取财富的能力本来就不是一回事。经济学的功能一般认为是帮助人们了解、认识和解释世界，因此它实际上并不能为人们提供发家致富的妙计良方。也许积累财富或者赚钱需要的是一种天分而不是知识，最杰出的经济学不一定具备最杰出的经营能力。1997年，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因为期权定价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经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却面临破产。作为谋生甚至牟取财富的工具，经济学的回报率不会高于社会平均回报率。在积累财富的角逐中，成功的经济学家风毛麟角。成功者所凭借的大多不是其卓越的经济思想，而是某种赚钱的天分。其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的部分实际上相当于稀缺资源获得的“租”。

古典经济学的拓荒者威廉.配第（1625——1687）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个富豪。配第少年时已显示出赚钱的天分。他13岁进入卡昂大学学习时，就通过做首饰生意赚取学习和生活费用。他从一个先令开始，短短时间内就增加到24英镑。配第的财富故事开始于爱尔兰。利用担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期间获得的9000英镑报酬，配第通过土地投机，短期内积累了5万英亩土地。到了晚年，配第不仅成为拥有27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还是拥有多家渔场、冶铁和铝矿的大企业主。配第被马克思誉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经济学对他成为经济学家当中的财富成功者并没有什么贡献。他的财富成功依靠的是他的经营天分。

被杰文斯誉为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的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同样利用投机积累财富，但他的速度和效率要远远高于财富，这并不是由于他比配第有更高的经济学天分，而是时代为他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投机工具——有价证券。1716年，坎蒂隆以一个出色金融家的身份从伦敦来到巴黎，此时，他的同胞约翰.罗改革和重组法国金融体系的工程已经展开。约翰.罗的密西西比计划实施后，坎蒂隆与人合伙组建一家金融公司，从事股票投机。坎蒂隆预见到罗氏体系必然崩溃，但以他娴熟的经验和技巧，他有充分的把握抓住火中取栗的机会。他的公司为投资者提供贷款购买股票，股票出手前由公司保管。坎蒂隆实际上做的是空头交易，而且把款项汇往国外，这引起约翰.罗的妒恨，罗威胁他，“如果你不在24小时内离开法国，我就把你送到巴士底狱去。”坎蒂隆说：“我不会离开，但我将使你的那套办法取得成功。”坎蒂隆果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投机狂潮时期，坎蒂隆“以高昂的价格全部卖出他的法属印度股票和其他证券，并将钱款汇往英国和荷兰，以此购置一笔庞大的地产。”坎蒂隆的成功显然加速了约翰.罗体系的崩溃。1715年在巴黎大约200个银行家里，只有三四个幸免于难。“1717——1720年间，巴黎的银行家已经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败落，……大部分钱财都进入了坎蒂隆的口袋。”在1720年股价暴跌的时候，坎蒂隆几天之内赚了250万。坎蒂隆是在取得金融投机的成功并淡出经营活动之后才开始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因此，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经济实践推动了他的经济研究而不是相反。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14岁就随其父参与交易所的经纪活动，熟练掌握了有关金融交易的业务和技能。21岁时，由于李嘉图违背家庭意愿与一教友派的女子结婚，并成为教友派的信徒，被其父逐出犹太教并断绝父子关系。从此李嘉图开始独立从事证券业务。李嘉图继续在伦敦交易所进行证券经纪活动。开始竞标公债发行是李嘉图金融职业生涯的一个飞跃。19世纪初叶，拿破仑战争期间，政府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款。李嘉图应用他在金融界的威望和良好的政府关系，和他的投资伙伴获得了1811年到1815年几乎所有的政府公债发行任务。1815年6月14日，滑铁卢战役前4天，政府发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公债，3600万英镑。李嘉图和他的投资伙伴承担了发行任务。李嘉图还帮助马尔萨斯购买了5000英镑的公债。战争临近，胆怯的投资者纷纷清仓，马尔萨斯也要求李嘉图将他的债券卖出，哪怕只获得少量利润。在公债市场极度低迷的情况下，李嘉图一直持仓观望并乘低价之机增仓。英国在滑铁卢战役中胜利的消息传来，政府公债价格飞涨，李嘉图立刻成为百万富翁。在滑铁卢战役期间赚了100万英镑。1793年，李嘉图开始独立经营时资产仅仅800英镑，而到他1814年退休时，已经达到160万英镑。作为金融奇才的李嘉图的成功与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李嘉图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更不用说经济学教育；而且，李嘉图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并投身经济学研究是在他金融投机的成功之后。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1919年8月开始他的投机事业时，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政务活动家。凯恩斯从事投资活动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保证一种优雅的贵族生活，哈罗德说：“他必须能随心所欲地在正厅前座中观看俄国芭蕾舞演出——并款待那些舞蹈家，假若他高兴的话。他必须有能力买下朋友的们的藏画——而且是体面地付款。”不仅如此，凯恩斯还把投资活动的作用上升到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有价值的人类活动的一部分需要赚钱的动机和私有财产的环境才能取得全部效果。不仅如此，通过赚钱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的危险的癖好可以被疏导到比较无害的渠道之中。……人们对他们自己的银行存款实施暴政要比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同胞实施暴政要好一些。……虽然在理想的国家中，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和养育来使人们来对胜利品漠不关心，但只要一般的人，甚至社会中相当多的一些人仍然强烈地沉湎于赚钱的癖好，那末，稳健的政治家就应该让游戏在规则和限制的约束下继续进行下去。”一开始，凯恩斯进行的是外汇期货交易。由于判断美元在一战后将呈现强势，于是他同时做美元的多头和欧洲货币的空头。因为使用保证金交易，在一开始对形势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获利很丰厚。1920年初，美国最先受到经济萧条的冲击，美元呈现弱势，而欧洲货币的强势开始出现。凯恩斯的投资组合没有也来不及进行相应调整。5月下旬，凯恩斯的帐户亏损了13000英镑，另一个合伙帐户亏损8500英镑，在赔光所有以前的收入后，幸好一位崇拜者提供了一笔5000英镑的贷款才免于破产。后来，凯恩斯转入商品和证券交易。到1924年，资产达到将近6万英镑。到1937年因为健康原因退出金融投机时，凯恩斯的资产达到50万英镑。凯恩斯虽然在财政部任职，但他对使用内部信息交易持否定态度。一方面是出于道义的考虑，他认为利用内部信息交易有失公平和诚实；另一方面，凯恩斯认为最可靠的获利手段是根据总的形势和自己对形势将如何发展的推断来审时度势，他认为内部信息多半会将投资者引入岐途。 “华尔街的经营者只要对内部情报一无所知就可以大发其财。”凯恩斯重要的投资策略之一是长期投资。他“强调对长期投资要慎重选择并坚持不懈地让他选定的投资渡过重重难关。……一旦选定证券，他就决不愿意为短期的逆转所吓倒而洗手不干。他也不急功近利，在使自己确信某种股票具有理想的长期前景之后，他就置盛衰沉浮于不顾而耐心等待谋求发展的长期潜力。”大危机之前，凯恩斯对形势的判断再次出现失误，他乐观地相信，“我们的时代不会有进一步的股价下跌了”，因为联邦储备局会“尽其所能避免经济衰退。”由于固执地持有，大危机期间，凯恩斯的组合损失严重。但是，因为他买进的价位往往是在最低点，“他拥有奇异的能力，总可以在市场最低价时买进股票”，从而避免了灭顶之灾。凯恩斯对未来总是充满信心，相信萧条终究会过去，1932年又乘股市最低迷的时机大量补进，从而保证了他在经济复苏后的巨大赢利。凯恩斯既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又是杰出的金融专家，他的经济学知识对他的投机活动会有一定影响，比如，正是考虑人们到投资或投机是受心理冲动的影响，他得出了市场不稳定的结论，这对他确定投资策略会有一定帮助。但对这种影响不宜过高评价，凯恩斯在经济研究中强调“在长期，我们都不在人世”和实际投资过程中强调长期持有股票就是他经济学观念与投资观念之间冲突的一个例证。

财富在经济学家中的分布大体也呈正态，大多数经济学工作者的收益处于社会平均水平。所以，有了少数极端富裕的经济学家，也就有少数极端贫困的经济学家。由于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只有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才能获得社会平均收益。对于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来说，其学术供给成本太高或许学术需求很低，其收益率可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甚至会沦为收益水平最低的阶层。因此，经济学家中的极端贫困者往往出现在非主流或反主流经济学家中。李斯特、马克思和凡勃伦的穷困就属于这种情况。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据说一个忽视自身利益的人连上帝也不会关照他，因此，李斯特的一生串连着一系列的失败。1819年，由于组织旨在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受到迫害，被迫辞去蒂宾根大学教授职务，并被解除其他政府公职。1820年，担任市议员期间，由于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以“煽动闹事，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0个月监禁。李斯特潜逃到了法国和瑞士。两年后回国，随即被关押。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危险分子，政府同意他移居美国。1825年李斯特一家到了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媒矿。1832年，李斯特回到欧洲参与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建设工程，他希望通过建立全国铁路系统推动德国经济的统一。1834年，德国关税同盟建立。但他的全国铁路系统计划由于封建割据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惟利是图本性失败。1837年，李斯特在美国的矿山在美国的银行危机中破产了，李斯特陷入生活困境中。其间，李斯特一直受到政府的监视，并受到再次被监禁的威胁。尽管他不断努力，仍然不能在他的祖国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李斯特被迫流亡法国。法国梯也尔政府曾邀请他担任铁路建设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要职，但由于法国对德国的侵略性态度，李斯特拒绝了，主要靠给报社撰稿牟取微薄的收入。俄国财政部长曾经聘请他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推行他的“国民体系”，李斯特因为俄国实行专制的沙皇制度而拒绝了。1841年，李斯特曾经被委任为《莱茵报》主编，由于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不久后马克思担任了这一职务）。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对立主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是一个打击。随后，李斯特提出建立英德联盟的计划没有被理彩，而他参与德国关税同盟工作的愿望也一直得不到实现。此时，李斯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他对德国实现他为之奋斗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进步感到无望，被容克地主封建反动势力在‘科学界’和新闻界的御用文人的越来越肮脏的污篾搞得一蹶不振，被他自己的阶级——优柔寡断的怯懦的德国资产阶级——可耻地抛弃。”一直身体健壮的李斯特此时明显衰老了，他已经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挫折。李斯特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加上疾病缠身和生活困顿，他陷入了绝望。在给朋友的信中，李斯特说：“我如果没有写作所得的收入，就只能靠妻子的财产（我是什么也没有）糊口度日了。可是，这些收入和财产也不足以维系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我几乎陷入了绝境。”1846年11月30日，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由李斯特奠基的历史学派后来成为德国的显学，成为德国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指南。李斯特的不得志固然在于他的不妥协，更在于他的时代背景。特定时代总有其特定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李斯特的悲剧在于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了他所在的阶级。在李斯特这里，成为他谋生障碍不是经济学，而是他的经济学与时代的不协调。

马克思（1818——1883）强调物质利益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甚至对一切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但是，在实现自身物质福利方面，马克思并不成功。当然，根本的原因在于，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追求。马克思的前半生一直处于颠沛流离当中。1842年，大学毕业的马克思担任了具有左翼倾向的《莱茵报》的编辑。正是在此期间对穷人利益的关心，出于为穷人利益辩护的需要，马克思才开始经济学研究。一年后，该报由于观点激进被普鲁士当局查封，马克思携燕妮进入巴黎，其间邂逅他的终身战友恩格斯。在1844年发表了《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后，马克思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845年由于其政治观点。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移居布鲁塞尔。1848年革命开始后，马克思又被逐出比利时，先去法国，后又去科隆。1849年流亡到伦敦。在伦敦，马克思一家经常处于极度贫困当中。马克思经常一文不名，而且极少工作机会。他的工作主要是给纽约每日论坛和其他报纸当兼职记者，收入极不稳定。而且，为了他的政治信仰，马克思顽固地拒绝变得“实际”。“马克思为了家人能够生存下去，典当了所有的东西——家族银器、亚麻布，甚至孩子的衣服。”据一个普鲁士政治间谍1853年的报告：“马克思住在伦敦条件最差因而也是最便宜的住处……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粗糙的、破烂的；所有的东西都蒙着一纸厚的灰尘；所有地方都是最杂乱的。一个人走进马克思的房间，眼睛会被媒烟和烟草熏得极模糊以至于一开就要摸索前进……每样东西都很脏，每件东西都全是灰……”极度的贫困伴随着疾病，他的7个孩子只有两个幸存下来。“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痛中渡过，他一直被慢性疾病困扰——哮喘时常发作。头痛持续不断，喉咙细菌感染，常患流行感冒，他还患有风湿病、支气管炎、牙痛、肝痛、眼部发炎、喉炎和失眠。他的疖子和痈病过于严重，以致于他晚年时全身上下都是疤痕。燕妮去世时，他连葬礼都无法参加。”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在贫困和疾病中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和遗产。说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是不对的，虽然经济学没有给他带来物质财富，却给他带来了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他的使命是拯救整个世界而不是他自己。物质生活的穷困并没有束缚他探索的步伐。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卓越的研究极大丰富了经济思想，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深刻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一切，是他留给经济思想史的宝贵财富。

同样出身贫寒的托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并不像配第那样对财富有着执着的追求，相反，凡勃伦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辛辣的嘲弄者。他曾经仿效普鲁东“财产即为偷窃”的著名论断，称私人财产只是“成功突袭获得的战利品”，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掠夺的本能”。当然，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得到财富的亲睐。青年时代，凡勃伦曾经辗转在卡尔顿大学、莫诺纳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188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于当时大学中的专职学术教师通常从神学学生中挑选，没能获得学术职位的凡勃伦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家乡。在此后的7年中，凡勃伦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先靠家里养活，后又靠岳父周济。由于研究哲学的前景暗淡，凡勃伦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开始其职业经济学家的生涯。一年后进入芝加哥大学任教。凡勃伦本来就对世俗的成功抱有鄙视的态度，自然，经济学也没有给他带来世俗的成功。由于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及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被陶西格称为“所有经济学家中最接近天才”的凡勃伦很难在一所大学呆太长时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又先后去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洲立大学、新社会研究学院。凡勃伦以行为怪异而著称，比如邋遢的穿着、粗陋的家居陈设，这其实一方面体现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物质进步的嘲弄，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生活的窘困。退休的凡勃伦生活更加穷困，靠学生的资助生活，抽劣质的烟草，住简陋的房屋。“他变成孤单一人并被世人所忽视。他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恶劣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的不平静，不断烦扰着他的晚年生活。”凡勃伦准确地预测到了大危机的到来，但他已经不能承受危机的打击。在大危机到来前的1929年8月3日离开了人世。当然，凡勃伦也许并不以为他窘困的物质生活是一种痛苦。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牛虻，追求的也许是从嘲弄中得到的快感。

欧文.费雪（1867——1947）是一个特例。他既是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而且他的理论和主张曾经对政策制定发挥过作用，同时，他一生执着追逐财富，但最终成为财富角斗场上的失败者。坎蒂隆、李嘉图和凯恩斯都通过证券投机而致富，但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和“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当然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的费雪却是个证券投机的彻底失败者。他终身从事货币研究，显然货币并不亲睐他。曾经通过证券投资而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最终却一贫如洗。费雪一生爱慕虚荣且自视甚高，从来都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伟人，——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财富上。他总是在寻找各种致富的途径。1910年，费雪发明了一种索引卡片系统——罗拉代克斯（Rolodex）并取得专利。1913年创办自己的公司进行生产和销售。开始赢利后，1925年，费雪的公司被竞争者收购，该公司后来叫雷明德.兰德公司。费雪突然成为百万富翁。他购买了一辆大号林肯并雇佣了一名专职司机。在狂飙猛进的20世纪20年代，费雪是乐观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除了持有兰德公司股票外，他还购买了大量小盘成长性股票。在牛市高峰时期，费雪的股票市值超过1000万美元。这一数字实际上使费雪列为历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之列。但是，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前，费雪仍然乐观地认为股票价格将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当股指由1929年的最高点381点跌到1932年的40点左右时，费雪的投资被彻底吞没了。后来经济复苏了，但费雪的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复苏。他不仅要应付沉重的负债，还要同税务机关提出的对他以往收入征税的要求进行斗争。1931年，费雪得了肺炎，雪上加霜的是他同时收到美国国税局的来信，要他支付6万多美元的税款。1935年费雪被强制退休。由于他不能对他的住房付款，耶鲁大学只能同费雪签订终身租期协议，买下这所房子再租给费雪。晚年，费雪基本上是靠其妻姐的周济度日，他一共欠下75万美元，而且一直没有能力归还。费雪还一直期待能够帮他赚到几百万美元的方法，但也只是完成了一些毫无价值的小发明。1947年，贫困中的费雪被癌症击倒了，他的财富梦想终结了。费雪成为百万富翁依靠的是技术发明而不是经济学，但他最终的失败却与他的经济学有一定关联——他否认经济周期的存在可能使他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经济学家的财富故事并不比其他领域的财富故事诱人，甚至更使人沮丧。一个软件工程师可以凭借其知识和技巧致富；一个商人可以利用其长期积累的人际关系和灵敏的嗅觉发财。在我们成功经济学家的财富故事中，他们凭借的却不是经济学知识而是投机的天分。经济学的基本功能是解释世界。它既不能为人们提供致富的技巧，也不必为经济学工作者的富裕或贫困承担责任。在现代社会中，对作为个体的经济学家来说，致力于科学探索和致力于个人财富几乎成为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当然，作为一种职业，如果其存在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如果存在一个竞争的流动性的职业市场，经济学工作者应该获得平均收益。但是，指望通过掌握经济学而发财致富则是不现实或者是过于现实了。当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后，“著名经济学家”确实有着更多的机会参与政策制定或政策咨询从而对资源配置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甚至可以应用其经济学家的声望或社会地位牟取远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的个人利益（我们的经济学家利用资本市场积累财富的速度和效率不知道要比李嘉图和凯恩斯高出多少倍，在市场化改革短短十几年历史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最富裕的经济学家已经积累了数以亿计的资产），但在这里发挥作用其实不是经济学知识而是借助于社会信任取得的特权。但是，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几率何其微小，而且，要像我们某些“著名经济学奖”那样发家致富，你还得忍受经济学良知的鞭挞。

对于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安于清贫可能是保持人生和学术纯洁的一个选择。作为理论工作者，一旦将经济学作为发家致富的手段——这实际上否定了经济学的基本功能，可能会离财富更近，更有可能离学术和真理更远。如斯密所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心灵的平静。只有在平静的心态下，才能获得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更深入的认识。我们固然会钦佩李嘉图、凯恩斯等人在经济学和财富积累上的双重成功，但他们所具有并不是平均分配于每个人的天分。对于一个致力于知识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经济学家，即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甚至是像李斯特、马克思、凡勃伦那样穷困，也是值得钦佩和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