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从没有掩饰过自己对索尔斯坦·凡勃伦的喜爱。他曾在一篇名为 《凡勃伦其人其事》的短文中讲到：“在大萧条那样的黯淡岁月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智地对待当时的社会制度，而凡勃伦却是例外。”
     “理智地对待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恰如其分的描述与理解“我们时代的生活”（后者是加尔布雷斯自传的名称），正是加尔布雷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的工作。不过，对于一位长寿者而言，加尔布雷斯的“当时”和“我们时代”都有些漫长，他整整活了98岁，目睹了彼得·德鲁克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的美好世界”，经历过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亲身参与了政府对经济危机的拯救，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战争的亲历者，体验过复兴与繁荣，感受过人类的数次疯狂，也看到了了新世纪的曙光、希望和失落。
       加尔布雷斯对凡勃伦自有特殊情感，不仅是因为加尔布雷斯认为凡勃伦是美国极个别真正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出身于农场家庭，加尔布雷斯的写作风格和他被学术界对待的态度也同凡勃伦相近。他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帕克在评价凡勃伦的 《有闲阶级论》时说：“这本书，部分是经济学，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历史，还有部分是文化人类学。”加尔布雷斯自己则说：“《有闲阶级论》刚出版，就绝妙地把学术地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与有自己思想或对别人思想做出反应的人士区分开来。有一位大人物说道，这是一本业余爱好者写的书，它会败坏社会学在‘严谨、科学的思想家’心目中的声誉。”
       这两种评价正是加尔布雷斯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碰到的问题。加尔布雷斯本人正是有趣的同谋，他称：“经济学有可能是一种相当枯燥的专业，而社会学有时候更加糟糕。有时候，教授这些学科的人也令人觉得乏味。这两个学科令人觉得乏味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应该尽可能机械地对待一切涉及到人的问题，这才是科学。而事实上……如果人被赋予了灵气，就像凡勃伦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就应该让他发光，而不是被抹煞。”赞扬者称赞他风趣优美的文笔、面向大众的打破专业壁垒的写作以及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视野，批评者则称他是一位不严谨的经济学家和对公众有蛊惑力的二流学者，迟早要被遗忘。一些人认为他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是一种迟早会破灭的泡沫，就像加尔布雷斯总是批评的虚假繁荣一样，另外一些人，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说：“加尔布雷斯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赞美。”1971年，加尔布雷斯获得了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的提名，但是却再一次遭遇了凡勃伦阴影。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反对加尔布雷斯当选，理由是，凡勃伦就从来没有当选过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从效果来看，反对似乎不太有效，因为加尔布雷斯最终还是当选了。
        不过，不同于凡勃伦一生落寞，在加尔布雷斯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内，名声就像光下的影子一样忠实地追随着他。
《有闲阶级论》这本到今天仍然在不断为人阅读和谈论的著作，在它刚刚被完成，送交给出版商时，出版商要求作者提供担保才能出版。凡勃伦的才华也只是被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注意到。他在学院并不受欢迎，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凡勃伦和那些学校中的教授纯粹是两个物种；但是学生也不惦记他，有一个学期只有三个学生听他的课到最后，到了1920年代中期，也就是加尔布雷斯求学期间，凡勃伦已经变得“衰老、沉默、贫困潦倒、精力不济”，最后于1929年，也就是大萧条开始时在加州去世。
       加尔布雷斯却是数位总统的座上之客，曾经一度苦恼于该如何处理权力和自己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他是超过40本书的作者，其中很多书都在畅销书榜单上徘徊过，更有一些书直到今天仍然被人阅读，并且时不时重新畅销，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描写大萧条的小册子《1929年大崩盘》，每次只要出现新的危机，这本书都会被人重新提及，也会被书店重新摆放到显著的位置；他曾经在三所著名大学教授经济学，也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大多数时间内，媒体记者们热衷于追逐他的言论，而他也颇乐在其中，1987年秋天股市崩盘时，一个年轻的《泰晤士报》记者访问过他对危机的看法之后，顺口问了一句加尔布雷斯，问他是否接受过其他人的采访，加尔布雷斯笑着说：“老天！电话一直在响！上星期的某一天，我先是被《纽约时报》采访了两次，然后是《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随后是《波士顿先锋报》的采访，再然后是《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和《费城问询报》的采访，《迈阿密先驱报》紧随其后，《丹佛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也各采访了我一次，《华尔街日报》采访了我两次，我还接受了一家日本报社的采访，但把它的名字忘了。”进入漫长的老年之后，他的每一次生日宴会都是一场盛大的晚宴，到场者有大学校长、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大使、作家和历史学家，以及一些重要报刊如《大西洋月刊》和《外交季刊》的编辑们。
二
       因此，他总是被人同另一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相联系，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如此的受欢迎，如此热衷于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真的影响了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经济。
       凯恩斯的生活对很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产生了吸引力，按照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敌人哈耶克的描述，“（凯恩斯）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他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些细节问题”，哈耶克没说到的还有，凯恩斯同时还关心文学的最新进展，战争的经济后果，以及如何让世界经济体系免于再一次萧条的打击。加尔布雷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帕克说：“到20世纪50年代，他终于作出选择，凯恩斯的生活就是他的选择。他效仿前者，利用媒体和广大受众，针对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及美国与世界的未来，写出通俗著作，而不是仅限于小圈子的学术著作。”
       凯恩斯对加尔布雷斯的吸引要比理查德·帕克所说的作出选择时要早得多。从1936年底开始，28岁的加尔布雷斯就已经和他的年轻同事们在哈佛大学热烈的讨论凯恩斯主义。那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刚刚出版——针对此书，凯恩斯在写给作家萧伯纳的信中说：“我将写本有关经济理论的书，它将在未来十年革命性地改变世界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加尔布雷斯在一篇描写凯恩斯的文章中回忆：“1930年代末，哈佛大学有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在他们这个年龄上，他们自然对自己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充满自信，并且相信自己不同于比较不幸的几代人，要创造机会来改变世界……白天，课堂上仍然在讲授传统经济学，可是一到晚上，从1936年开始差不多每个晚上，几乎哈佛大学经济学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讨论凯恩斯。”
       对于从加拿大农场来到哈佛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加尔布雷斯来说，凯恩斯学说的出现无异于一场革命，“它阻止了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并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业绩，还使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名誉扫地，蒙受羞辱”。毫不奇怪这位农民的孩子瞬间被这种新的经济学折服，为此他甚至策划了一场到剑桥大学的朝圣之旅，尽管让人遗憾的是，当他到了剑桥时，凯恩斯由于身体原因已经暂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