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权力专属的思维
贾西津

7月2日，教育部举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会议的最后总结中，重申去年9月其提出的“如果媒体对国家政策包括资助困难学生这样大的政策不去宣传、不去传播，（仍在呼吁为穷孩子社会助学），说轻了是无知，说重了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并再次提出“我们特别不提倡我们的媒体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呼吁社会捐助。”

的确，我们国家面对高校贫困学生的救济政策正在不断完善。本次会议就解读了财政部和教育部关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五个文件，涉及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等一系列措施。但是国家政策改进，为什么一定要求社会退出呢？仔细分析其中的逻辑，我们看到这样几个思路：

首先，媒体应该宣传国家政策，所以不是宣传国家政策的行为，就是漠视国家政策的行为。媒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确具有“宣传国家政策”的功能，但是不是每一个媒体、每一则报道，都必须在宣传国家政策，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呢？这如同说医生应该在医院治病救人，一个医生却在马路上给晕倒的人做检查，或者去小区做了义诊，他是对医院神圣职责的漠视么？人有多种的角色，事务有多方面的需求。同样，宣传国家政策也不是媒体唯一的角色，国家政策永远不能唯一地解决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媒体绝非在政策宣传的角色上整体缺席，如王旭明自己所言：“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做了充分报道”；媒体亦没有否认国家的救助政策，他们只是在政策还没有关注到、没有解决的时候，扮演了社会救助的角色。将这样的行为视为“漠视国家政策”，是因为我们习惯了“齐唱”式的思维，乃至认为发出社会救助之声，就是诋毁国家救助之功。其实二者本来有什么矛盾呢？

第二个思路是，如果国家能够解决问题，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应该介入。这一思维体现了我们对于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性理解，即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才需要社会的辅助和补充。有意思的是，这一原则在很多国家恰恰是相反的，德国有名的“辅助原则”清晰了阐明了全国政府、地方政府、社区、家庭、个人之间的关系：低层次做不了、不愿做的，由上一层次解决；低层次可以解决的问题，由低层次解决，上一层次对其具有辅助的职责。认知低层次权力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大概就不会出现“国家能做，还要社会做什么”的问题了。

第三个思路是，呼吁社会救助，从而显露了需要救助的事，从而表明社会存在问题，从而说明国家政策没有落实到位，从而是不好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对媒体呼呼社会救助的反感，应该源于对国家政策实施效果和社会稳定性的担心。但是简单的“不言”，于增加国家政策效果毫无帮助，唯有在部门政绩上可能减少一些“发现不良绩效”的几率。更严重的负面效应是，它会损害人们对政策的信任、对彼此的帮助、对社会的关怀，长远讲，会损害人们对真实的信心――那是对一个民族的心灵最重要的东西。

最后一个思路，就是整体问题解决了，个人是不重要的。发言人说相信“因贫不能上学”这样的事情是真的，但是“全国几百万、几千万大学生当中，这样的事迹可能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都不以为怪”，因而大家要以宣传主流、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的数据显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约占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20%，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占在校生的10%。在整体意义上，20％是很高的数字，此次政策每年财政投入资金500亿，将有400万大学生和1600万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受益。但是在个体意义上，剩下的10％仍然代表着多少的个人面临困难的处境？在那数字之外呢，哪怕是一个人，他是否因为数字“少”，而可以被四舍五入，忽略不计？中国要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人”首先需要回到个人的意义。

仔细拆解“不提倡呼吁社会捐助”之言，并非有意针对王旭明先生个人，但是作为教育部的发言人，必须负有公共责任。在那些话语逻辑里，我们看到一种权力专属的霸气，要求媒体报道一元性的权力，国家对于社会的权力，部门利益对于公共话语的权力，整体对于个人的权力……其背后，体现的是政治权力专有、高度一元的思维惯习，这是现代社会的执掌公共权力的政府所必须避免的。面对市场经济、国际化、信息化、日渐多元的社会，政府的治理模式也需要转变，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提高执政的能力。

公共事务治理不是国家的专属权力，它需要多元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