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奴事件，知识界再次失语

笑蜀/文

与轰轰烈烈的揭幕形成鲜明映照的是，山西窑奴事件的落幕似乎过于冷清。闹了半天，被告不过寥寥几人而已。这就是出警数万人次、这就是地毯式搜查的结果？罪恶的深重人所共知，而罪与惩竟如此不成比例，令人浩叹。

但是，这又几乎是必然的。显而易见，地方当局本身就是当事一方，本身就是罪错方。靠地方当局来主持公道，岂非缘木求鱼？

地方当局是靠不住的，这本来就不言而喻。但即便如此，也不一定非要走到今天这样搞笑的地步不可。因为，如果存在足够的社会制约，地方当局未必就能一手遮天。事实上，从一开始，地方当局就一直不得不与社会力量苦苦角力，并屡屡败阵。地方当局先是打算丧事当喜事办，用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办法来度过这场劫难，但被公共舆论的狂潮顶了回去；接下来又想淡化处理，试图把明显的刑事犯罪仅仅定性为非法用工和劳资纠纷，但仍然被公共舆论顶了回去。

这就是说，在受害方和罪错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第三方。受害方处于社会最底层，本来毫无自卫能力，根本不可能抵挡罪错方的恣意侵犯。但窑奴事件之丑恶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底线，最大限度地激起了公愤，这种最大限度的公愤体现为公共舆论，一直扮演着第三方的角色，一直在最大限度地纠偏。地方当局的意图之所以一直不能得逞，仅仅因为这个第三方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第三方，毫无疑问，地方当局将如履平地。

但是，公共舆论毕竟是散漫的，仅仅依靠这种散漫的力量是难以持久的。公共舆论最多起一个狙击作用。毕竟，普罗大众还要过自己的日子，而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公共事件上。时间长了，他们也不能不疲劳的，也不能不从舆论的高地上无奈地退下阵来。而黑窑事件的舆论压力能够持续至今，持续整整一个月之久，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在普罗大众来说其实已经严重的超负荷了。

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期待。我期待什么呢？我很清楚单靠公共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后继的力量，需要专业的力量跟上来。那就是整个知识界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我失望了。

当地方当局打算丧事当喜事办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指望知识界，我相信公共舆论足够了。而媒体确实很尽职，狙击任务完成得很漂亮。但是接下来，当地方当局打算淡化处理时，这时我开始担心了，我曾经跟相关的朋友交换过意见，希望听到第三种声音，专业的声音。法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经济学家应该站出来，通过独立的田野调查，向社会报告事件真相；而且应该通过独立的听证会，向社会报告专业人士对事件性质的判断。但是，我的这些意见没有任何结果。事件性质到底如何认定，这个本来主要不属于公共舆论的任务——因为公共舆论在这点上并不专业——最终还是只能靠公共舆论来扛。

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尽管罪恶的深重、罪恶的普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个不争的事实却不能上升为法律事实，对判决几乎不起作用。这不能不归结为整个知识界的失职。

最后，当事件走入法律程序，在受害方最需要法律援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悲哀的发现，我们的知识界依然处于不作为状态，除了陕西、甘肃等个别地区的律师表态愿意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平时那么高调的北京律师，作为中国律师界主力的北京律师到哪去了？于是一如我们已知的，“给多少赔偿都可以，但我们无力打官司”，便成了多数受害者的心声。法庭开庭了，被告席上几乎空空荡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那么残忍的窑奴事件，知识界竟然都无动于衷么？也不尽然。事发之初，某报评论版向人文学者组稿，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以窑奴事件为主题，差点搞成一个窑奴专号。应该承认，作为个人，人文学者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失职，冲锋陷阵者不乏其人。至于经济学者，情况比较复杂。就我所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非常义愤的。但他们大多有两个缺陷，其一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即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使他们难以发挥作用。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没办法用经济学来解说。其次是他们习惯于专业表达，小众表达，但他们从来不擅长公共表达，不擅长与公众沟通，甚至往往在很多时候不屑于。于是，尽管他们满腔怒火，但都只能关起门来一个人生闷气。

这次最令我失望的，是法学界的集体失语。当然不单是这次，自重庆牛钉事件以来，法学界的表现每次都让我失望。据说，中国的经济学显学时代正在过去，中国正在进入法政时代，中国知识界，中国思想界应该是法学家唱主角、律师唱主角了。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也很高兴这样的时代的到来。但现在看来，还是高兴的太早。的确，公民权利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的时代主题。但公民权利的争取主要的还是只能靠大众自己，我们的知识精英尤其是我们的法学精英，至少暂时是帮不上多少忙的。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当教授的在忙课题，当律师的在忙名利双收或无大利但可暴得大名的官司。他们都忙于争夺生存资源，他们实在无暇向远处多看那么一眼，实在无暇关注自己同胞的苦难。

窑奴事件凸现了中国知识界组织力的匮乏，凸现了中国知识界应对公共危机的无能。这是中国民众的悲哀。他们不仅是被上苍抛弃的一群，而且也是被自己的知识精英尤其是法学精英冷落的一群。在权力的利维坦面前，他们往往只能无助，往往只能靠自己。他们的出埃及之路因此会特别艰难，特别漫长。但这决不只是民众的悲哀，它应该更是知识精英的悲哀。以一颗平常心，作为一个平常人去直面苦难，跟自己的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挣扎，这是知识精英实现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拒绝走这条路，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精英未来的命运也就是不可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