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华网曝出黑龙江某地市房地产商与官员勾结内幕 ◎图片来自网络

　　◎文/本报记者 徐英

　　房地产商的暴利从何而来？“聘政府工作人员当‘开发顾问’、在土地费上做文章、少交基础设施配套费、送钱物‘摆平’政府官员后逃避项目抵押金、‘套’住银行获得贷款、雇用‘黑社会’成员强行拆迁……”

　　这些是7月11日，新华网“新华视点”里的文章《黑龙江一房地产商自爆官商勾结内幕》的内容。文章经各大网站转载后，网友在指责官商勾结时，亦有人质疑，“报道的内容是不是编的？”

　　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程子龙坦言，报道中曝光的内幕仅为自己调查真相的6成。原来，程子龙在收到举报材料后，赶到报料人所在城市了解情况。在与报料人详谈之后，并没有听信一家之言，仍对相关细节与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核实。采访中，程子龙还接到了些“不客气”电话。

　　报料人百页检举材料爆出

房地产交易黑幕

　　拒绝向省建设部门提供报料人信息

　　自从文章发表了之后，黑龙江省有关建设部门给我打电话，让我透露事情的发生地及相关情况，他们要调查了解有关违规问题，以便向建设部交代。我回绝了，因为我必须保护报料人的人身安全，除非是纪检部门介入严查此事。

　　有这样的担忧很正常，报料人检举的是黑龙江某地市的主要官员，黑龙江省建设部门是很难单独查处这些官商勾结问题的，我把想法跟省建设部门沟通，他们正在研究。

　　为了保护报料人的安全，在这里，我不会说明我采访报料人以及当地官员的具体时间、地点。

　　收到百页举报材料

　　还是在今年春天，我收到一份快递：一个特别厚的文件袋，里面装了一份厚达百页的举报材料，50多页自诉，还有附上的证据材料。

　　看完整个材料之后，我觉得事情让人非常震惊：报料人原本也是一个开发商，后来因为不满拿钱贿赂官员、摆平银行以及找黑社会搞强制拆迁的做法，被合伙人踢了出来，在后来的几个建设工程中，他也受到欺负，他感到实在无路可走。

　　这些内容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包括如何搞定官员和银行领导，以及里面的一些细节。

　　虽然素材不错，但对于我们记者而言，却非常棘手，因为房地产交易的黑幕光靠一个举报材料根本就说不清楚；另外我要是把材料中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核实一遍，至少需要花上几年时间，我也没这个权力，没这个能力。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我只是一名记者，既不是执法部门，也不是纪检部门，只凭个人的力量无法调查清楚，即便能查出来，也不一定被承认。这让我一直犹豫，这个选题能不能做，要怎么做才能保证它能发表出来？

　　最后，我还是报了这个选题给分社领导，在采编例会上，领导同意了，领导告诉我一定要严肃认真地采访，保证事实绝对真实可靠，因为新华社是不允许有失实的稿件的。

　　约见报料人

　　按照报料人留下的联系方式，我跟他联系，告诉我要去他所在城市，约他见面唠唠嗑。

　　在那个城市采访，我把时间分成两段，白天我要采访，晚上，我就把报料人约到我住的宾馆里详谈。约在我住的地方，我们都有安全感，毕竟这个事对于他来说是天大的事。

　　他是一个看上去挺朴实的中年人，个头大概175公分吧，穿得也很普通。在之前的几次电话联系中，报料人已经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见面之后更是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很中肯的人，与印象中开发商的样子一点都不相符：说话不很社会化，出手也不是那么阔绰。

　　开始唠嗑之前，我把丑话说到了前头：“我这次不是为你解决什么问题而来，而是你把问题说开了，能为国家做点贡献。你考虑好，什么能跟我说，不能跟我说的，我宁愿不写。”他答应了。他开始回忆，描述这些年来自己的遭遇，有时会因为记忆的不清晰有些停顿，等回忆清楚后再说出来。在哪个环节送了钱、哪个环节送了物这些细节他讲得很清楚，包括钱送给了哪个单位哪个人、对方叫什么、什么职务，送了多少钱等等。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全程都用了录音。对于我没有听清楚的地方，我会让他重新说一遍。第一次交谈之后，我又让他按照我想了解的脉络又重复了一遍。

　　有报料人主动抖料，手里还有他提供的材料，这个采访看似容易，但揭露这样的黑幕，仅以报料人的说法和提供的证据还不够，毕竟这只是一家之言，我需要核实。在核实采访中，我采取了与被批评者见面的方式采访：对方违规的，他投诉中涉及到的内容，我都采访了。为了保证这些报料最起码是事实，不是杜撰，我还去实地看了违规拿到了房产证的楼盘。

规划部门：档案拿不出来

　　怎样核实，问谁，怎么问？我考虑了很久：在地方上，人们对于消息的敏感度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如果因为我的采访不谨慎，暴露了报料人，对他，可能会是灭顶之灾；对我，也会使采访进行不下去。

　　两天的时间里，我跑了当地的规划部门、消防部门、当地的法院(开发商在法院有其它纠纷诉讼)、该房产所在地的区政府以及当地的房屋质量监督管理办公室。

　　在这些采访中，有些部门非常配合：房屋质量监督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我所询问的房屋项目没有经过竣工验收，但已拿到了房产证。

　　有些部门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答复：比如我到规划部门去了解情况，我直接找到该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想查一下“某某项目是否经过规划许可、审批？”

　　负责人表示“会全力配合我的采访”，不过要“查一下档案”。之后又告诉我“档案拿不出来”，说找到后给我答复。不过直到今天，我仍旧没有得到规划部门的反馈。包括消防部门，也是这样。

　　区长：不能接受采访

　　报料人所说的开发项目就在该市的某区，我决定直接跟该区的区长那里了解情况。在区政府的楼下，门卫就把我拦了下来，让我先跟当事人联系。于是，我在收发室给区长打的电话。

　　第一通电话打通后，当我表明自己是在调查“某某某房地产项目的问题，想了解一下区里包括区长是怎样看待这个事情的，为什么会这么做？”区长表示，“没有时间啊。”让我先和宣传部门联系。

　　跟区宣传部沟通之后，我又给区长打电话。刚开始，他并不直接拒绝我，直到打了几次电话后，他很干脆地告诉我，“不能接受采访”。“这个问题如果区里不答复的话，我就到市里采访，让他们给我一个答复。”或许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区长虽然拒绝了我的采访，但他派了另一名工作人员接受我的采访。这也算是当地政府的一个态度。

　　实际上，我只问了“为什么政府部门要帮助开发商来抢房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调查的问题并无直接关系，只是间接地印证了开发商有违规行为。

　　成稿前接到“不客气”电话

　　只要不发稿，会感谢我

　　采取迂回的方式做这个调查，倒不是我怕事。在我调查回来之后，成稿之前，我接到熟人的电话，当然多是来求情的，也有询问采访情况的。

　　对于这样的电话，我也不直接拒绝或者应承下来，“这个情况按照我们对新闻的理解，写作的要求，我们去处理稿子和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人情或者关系方面去做这个新闻，或者不做新闻，我不能这么做”。这样的事，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也碰到过。他们的话说得更露骨呢！直接就恐吓我“不想活了，是不是活够了。”

　　求情的电话至少也有5个，都是表示，“稿子如果不发，忘不了你的好处”或者“以后表示感谢，能不能关照一下”等。 实际上，这些话对我来说，不能说没有压力，并不是我害怕，因为我还要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还要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不过，为了正义，为了履行一个新华社记者应尽的责任，我不怕我的朋友不理解我。

　　稿子只写了事实的6分

　　稿子出来后，影响很大，正面的、负面的评论都出来了。新浪网上的评论我也看到了。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是编出来的，我只能付诸一笑。采访时我就怕人家说我是编的，为了保证报道的真实性，我只写出了采访中获得的讯息中的6成。事情比我报道出来的还要严重，还有揭露开发商偷税漏税的情况，我没有写进去。我有采访笔记和录音，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掌握着。

　　这篇报道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的确，报料人披露贿赂当地的主要官员和银行领导这部分内容，我没有办法和当事人进行核实。这些我只能一笔带过，报道也没有表现出具体的细节，比如贿赂了谁，拿什么贿赂。不是因为风险，我也不怕什么风险，这就是我为什么以自述的形式来做这篇报道。如果以调查的方式来表现，它的影响可能更大，风险也就更大。当然，靠我自己的力量，也很难调查出来，我只能期待着有关部门能认真查处此事。

　　记者手记

　　这次做“采访痕迹”，在操作手法上与以往并无二致。在发现有价值的选题的时候，第一时间联系记者，然后跟他们聊一聊采访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挫折或者是有意思的故事。

　　在为读者展现出一个个故事的同时，记者也能从同行那里获得更丰富的采访经验，这次亦是获益良多。在看到新华视点刊发的《黑龙江一房地产商自爆官商勾结内幕》一文后，记者马上和该文作者程子龙联系，他是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记者。

　　程子龙表示不能接受记者采访，因为单位有规定不能随便接受记者采访。在记者多次努力后，程子龙终于同意，从同行角度来说，他可以和我聊一聊。

　　于是，从聊一聊中，记者又多了一层认识，如何降低报道风险：碰到报料，记者不该只听信一家之言，必须与当事方进行核实，在成文时，更是需要注意，只写自己有十足把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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