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小凯与茅于轼》初稿，提到第四代学者的一些整体风貌时，不经意中，曾将厉以宁与吴敬琏先生并提，茅于轼先生认为这样不妥当，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种类型的学者。我在电脑中敲下题目《杨小凯与林毅夫》时，也觉得非常不妥，真有点唐突小凯了。

笔者在《伟大的杨小凯》一文中指出：林毅夫这个人，有趣之处在于，知道谁是真正出活的学者。坊间经常议论林毅夫如何低调，在我看来，这种低调的背后，似乎隐含着某种隐衷。林毅夫担任上百个兼职，又是明星政协委员，出镜率非常高，林毅夫配合记者拍照的时候，总是笑容可掬。

小凯于2004年7月7日离开我们，林毅夫这位小凯生前的辩论对手，在第一时间召开了追思会，无论林毅夫出于何种目的，都应该公正地说，林毅夫此举的确是动人心弦。小凯这位卓越而无畏的思想者，在林毅夫心中的分量之重，通过追思会，已经表露无疑。

小凯晚年提出“后发劣势”，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忧国怀乡的小凯，早岁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天问，张五常先生断定小凯是纯正的经济学家，曾经提起小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经济学的思考。张先生并不是特别体会小凯的心思，小凯确实在经济学上呕心沥血，但，小凯的质地是思想家。

苦难激发思考，中国大陆深重的灾难，天然具有培养思想者的土壤，湖南能够产生杨小凯这样的思想家，也不是偶然的。楚国的屈原，投身汨罗，当代的小凯，葬身澳洲。

小凯之所以伟大，完全不在于他的超边际分析，更不在于“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能力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林毅夫这些人这么认为，并且高调鼓噪。小凯的伟大，全在于他具有穿透力的思想，为了故国民众的大爱。这才是真实的杨小凯。

林毅夫看重的，并不是杨小凯的思想，恰恰是最皮毛的“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因为，这位高层的智囊，曾经表示过。最迟2010年，华人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从1979年5月16日，台湾金门前哨模范先锋连的连长——林正义，泅渡2000米，到达大陆之后，曾经在台湾又红又专的十大杰出青年，依然可以在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态圈中，如鱼得水，闲庭信步。

陈水扁执政期间，民生困窘，林毅夫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表达了对父老乡亲的牵挂；比较台湾，大陆民众的生活倒是不断提高，但是，要达到台湾的水平，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吧！这时候，从来看不到林毅夫伤心的面容，相反，总是那么乐观，真不知道，他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

难道来自台湾与大陆的对比？难道来自梦游似的“中国2010年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2030年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国家”诸如此类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豪言壮语？

林毅夫明白，杨小凯在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位置和分量，这一点，他一点都不糊涂。小凯的逝世，使得华人经济学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距离变大，显得“中国2010 年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巫师似的预言，更加荒唐可笑。所以，自此以后，林毅夫对此避而不谈，相反，在向大众诉苦，自己这一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没有指望的了，只能将心血用于，经济学教育，林毅夫的使命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保姆，用他自己的话说：培养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很显然，林毅夫高调悼念小凯的一个目的，就是以中国大陆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种子身份，追思华人经济学界的种子选手，强化林毅夫的候补种子选手身份，言外之意，既然小凯已经离开我们，林毅夫自然成为种子选手。

坊间的读物，对林毅夫这个种子选手，那是异常看重的，甚至不允许大家怀疑林毅夫的道德操守。姑且将林毅夫抛开身怀六甲的太太和蹒跚学步的儿子，泅渡台湾那浅浅的海峡的举动，赞誉为“统一”的壮举。

最让人深思的，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老先生离开人世，这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一方面派自己的太太陈云英女士前往台湾吊唁公公。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女儿一起忙于搭建灵堂，并且利用现代先进技术，网络直播父亲出殡的场景，最后一跪不起。其实，如果真是父子情深，林毅夫完全可以见上一面。我想，林毅夫在大陆有这么多又红又专的举动，难道自己无权决定在哪里纪念自己的父亲吗？

这里顺便提一下林毅夫的夫人——陈云英女士。林毅夫难得拥有一位坚韧、执著的太太，自从林毅夫1979年5月16日投奔大陆，因为两岸的信息保密，误传丈夫林正义（林毅夫在台湾的名字，来到大陆后，改名林毅夫；有趣的是，小凯原来是杨曦光的小名，从监狱出来之后，改名杨小凯。林毅夫受到台湾的通缉，杨小凯有十年的牢狱之灾，两人在这一点上有些相似之处）已经牺牲，当代的王宝钏真守着丈夫的牌位，以泪洗面。直到1983年，才得到林正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消息，陈女士毅然携带孩子前去团圆，在美国的陈云英女士，一边带孩子，一边求学，以至于身上经常散发着饭菜的清香，就来到课堂。现在大陆从事特殊教育，为残疾人带来福音。

（二）

在武汉大学讲学，遭遇到了很大的侮辱，这让小凯非常伤心。但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怀有大爱的小凯，并没有丧失希望，相反，利用一切机会，宣讲自己关于宪政的思考。

按理说，对于小凯的这些思考，出生台湾宜兰、就读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应该具有底线认同。不知道林毅夫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林毅夫心里对于小凯没有底线认同，我不相信他会第一时间安排追思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追思会，是由林毅夫主持的，能够在不足六百字的简短演说中指出“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证明在林毅夫心中，对于小凯的人格和无畏，是多么崇敬。

但是，追求政治正确的林毅夫，从来没有做“一士之谔谔”，他和小凯争论 “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小凯内蕴的魅力和人格，是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林毅夫的文章立论，尽管建立在中国奇迹的基准上，但是，思维不具有彻底性，左处右置，闪转腾挪，不免露出虚弱的质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林毅夫悖论”。

谢泳曾经体会费孝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已经成为政治人物，说场面话的费孝通，一个是知识分子本色，流淌良知的费孝通。令人难解的是，正反两方面，都是费孝通的真实生存状态。林毅夫比费孝通有趣多了，身在学府，多是场面上的话，反过来，把把场面上的话，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点。

难怪《南方人物周刊》的刘天时先生采访林毅夫，直截了当指出林毅夫欠缺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林毅夫整天乐呵呵的，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倒是好像永远有办法的样子：谁让我的研究和高层不谋而合？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

林毅夫深切知道，因为自己来自台湾，必须表现得更加具有政治正确，所以，也就不必奇怪，林毅夫从来提不出与主旋律相反的思路，似乎他自己天然就是主旋律。更有甚者，林毅夫低调之中，从不忘记说自己的思路经常成为ZF的政策，看来，林毅夫并没有总是跟在政策后面，有些政策就是直接间接出自林毅夫之手。

这就是令林毅夫非常自豪的事情，遗憾的是，就在这时候，还不忘记否定杨小凯。

人物周刊记者：当代的经济学家或者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里，您愿意与谁相提并论？您和不久前去世的杨小凯有过一些论争吧？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

思想深刻的小凯，不至于这么天真吧！小凯的本意，林毅夫不愿意进行真切的理解。后发国家，发展经济，是可以获得“后发红利”。但是，这时候，制度根本没有真正上轨道，就开始欢呼“中国奇迹”、“中国道路”，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小凯提醒，千万不要因为“中国奇迹”而得意忘形，因为，没有适宜的制度，这些“奇迹”，属于侥幸得之，是靠不住的。迷醉于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忘记制度的缺陷，甚至以为，现在不是挺好吗！何必劳心费神进行制度的变革呢？

不愿说林毅夫是为权势集团寻求合法性，只能说，林毅夫比较信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小凯信从“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或者在体制的核心，或者在体制的边缘。在体制核心的，往往丧失批判精神，但是掌握相当多的资源，具有强大的话语霸权；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于某种原因，多数在体制的边缘，掌握的资源固然不足，在文化生态中，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而难以传播开来。

体制内核心学者和体制边缘学者，尚未进行真正的切磋与交流，没有办法讲出一番道理，双方“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几乎不能出现真正的思想交锋，致使很多天才的思想火花，由于未能进行合理的碰撞，最后，沦为火花而已，导致很多理念，似是而非，非驴非马。理论的不彻底性，反映思维的不彻底性。缺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不具有直面现实的胆识和担当。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要展示良知，还需要具有理性的清明。

林毅夫与杨小凯的辩论，难得的是，没有影响双方之间的感情。相反，互相还挺客气，小凯邀请林毅夫到澳洲讲学，林毅夫也屡次邀请小凯来北大访问。

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对故国有深切关怀的小凯，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而是以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地坦诚相见。小凯真心为中国好，这份沉甸甸的中华心，令人感动。挥笔至此，不由得潸然泪下，感慨良多！

小凯中肯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