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会上我作为评委问一个被答辩的《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老师：“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而你的思品课是教人学好，那你不是在减弱历史动力么？请问：你如何回答这个悖论？”当时，被答者先装没听懂、后支支唔唔，其领导则武断地终止了这个环节，倒是其课题组另一参与者跟我说：善恶是相对的，因而……：我仍然不能获得令人信服的回答。

后来通过百度看到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接着恩格斯批评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果然，恩格斯从历史辨证意义上对恶做了肯定。但是，我不同意恩格斯的意见。

首先，我不同意恩格斯认为的对圣神旧秩序的破坏是恶，在这里他混淆了创新与进步与既得利益者的主观评价；

其次，恩说的情欲、自私、权势等私心之表现其实是中性乃至人性的，无所谓善恶；只有损人利己之心之行为才是恶，而利人利己之动机之行动才是善；

第三，人的欲望的膨胀也是历史的产物，甚至是聪明的产物；我们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贪欲和权势的发展，而不是恩说的“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第四，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聪明推动了历史的进步；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恶会干坏事（坏事就是人的自然寿命的缩短、认知力变傻，整个社会生存能力下降；好事就是人活得更久、更富创造力等），也可能干好事---你凶狠地整压一个人可能促使这个人奋发图强；善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好心做坏事的例子多了去了；既然善恶都可能做好事---能推动一个人进步和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可能相反；那么，什么情况下有好结果、什么情况下有坏结果呢？关键变量就是看使恶行善的人是否聪明，愚蠢的人行善可能会害人，聪明的人使恶可能让人长进。

以“是聪明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的观点看待历史，我觉得能让人更理性和更明白。例如：大家知道，“二战”促进了计算机、航天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能说是希特勒的贪欲与冷漠甚至***促进了德国技术进步并迫使英美也努力获得进步，希特勒的贪欲在历史上仍然是中性的，是希特勒的聪明组织了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的发挥，也是希特勒的愚蠢与短视导致了他的自取灭亡与人类的大灾难；大人物如果同时存在大聪明与大愚蠢的话，其前者让历史前进，其后者让历史受难，与其对权势的追求以及对情欲的满足是无关的，如果硬要说有关的话，那么，大人物的大情欲就是一部大功率发动机，如果被聪明驾驭就能干出大好事，若果被愚蠢驾驭的话就会干出大坏事，因而似乎情欲成就了坏事，乃至我们故意对“大好人”的大情欲视而不见---或者拿“大好人”的大情欲来否定其聪明的行为，这是极其愚蠢的做法。

再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大批死亡也不能归咎于西方白人的贪婪，而应归罪于他们的愚蠢；如果当时不去大屠杀他们或者不听任他们被白人从欧洲带来的病毒传染而大面积死亡，也许他们根本不需要费力做非洲的奴隶贸易了，甚至还可以学到印第安人贵族近万年积累的更多的知识和文明；如果当时的白人能这么聪明的处理，我们的今天的文明可能更加发达、人类更加的和谐。但是，历史上的愚蠢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因此，我们今天的文化再也不能将灾难与坏事的根源误以为是人的“原罪”式的“私心”，而应该明白的宣示：灾难与坏事的真正根源是人的“愚蠢”！

最后，我还强调两点：

第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即使以愚蠢的行为出现，但是，一旦受者是真正聪明的人，则也不会带来灾难和祸端，甚至可能使受者更聪明；恶意的愚蠢如果从事后教训的角度看，也可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此依然是智慧在起作用，因为：如果不是智慧面对失败，失败仅仅是纯粹的灾难；

第二，思品课无论小学还是中学或者大学的，其目的和定位不应该是教人没有私心和贪欲，而是教人用聪明与智慧去驾驭自己的私心与贪欲，是教人避免愚蠢，教人“不贰过”，是教人变得明白、明智、理性，具有长远眼光和系统视野。真正的道德在智慧之中，智慧常常升华为爱的情商；但传统的道德可能是智慧，也可能是时过境迁的教条；因此，让人获得鲜活的智慧才是思品课的真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