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

本来我希望用俗语可以更戏剧化的表达，现在可以换一个说法（Let me rephrase my question）：

1、所有利益的产权束，可以分为两大部分：被明晰确定的和不明确的。

2、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在博弈的地位不同，前者是规则（包括正式的和隐含的如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的制定者，后者只是参与者。

3、因此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所面对的两部分产权束划分，是绝不一样的。

4、掌权者只会因为自身需求偏好的变化而变化选择，举例来说：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不会因为民间的饥荒而不吃最好的食物，除非吃腻了。如果他主动加大劳动强度，降低生活标准，说明他不具有“绝对权力”而是受约束（外在或内在的，例如内心的道德标准）。

结论：

1、正如您所说的，（基于自利人假设），掌权者应该是既得利益者。但这一命题反过来并不成立，因此“既得利益者做出让步的成功改革”是存在的，“掌权者做出让步的成功改革”不存在。

2、我认为，“既得利益者做出让步的成功改革”需要满足下几个条件，以防止出现“囚徒困境”或“路径依赖”或“锁入”。

3、“如果这种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改革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我对这句话保留意见，如果是这样，帕累托最优就会自动成为一般均衡。而现实并非如此。

[em07]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7 14:49:25编辑过]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1、掌权的既得利益者是指有能力主导改革的在位者。事实上，掌权的人通常都是既得利益者，也许像光绪皇帝这样的不算。不过，光绪其实并无掌权，而是慈禧掌权。

2、这种让步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差异不大。改革么，总是带有被迫的性质。

3、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让步，不是说整个权力集团都损失了利益，那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而是说，权力集团中的某些人物推动了改革，使总体社会利益提高了，但是权力集团的局部利益受损且未必补偿。比如，2楼提到的彼得大帝的改革，至少使部分贵族利益受损。

4、我希望能找到证据，证明权力集团并非铁板一块，否则非帕累托的改革永远希望渺茫！

条件1：

权力安排比例。

条件2：

既得利益者的偏好弹性与“非既得利益者”的偏好弹性。

条件3：

既得利益者具备充分理性和足够信息，使获取和分析信息的成本低于正确和错误决策之间的收益差。

如果是“被迫”，就简单了。

比如，下层人起来造反逼迫统治者改革就可以了，或者干脆废掉原统治者。

权力集团中的某人或某些人，如果想打破原有的权力集团的格局，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可能发动“改革”——这直接为改革的主导者提供了必要的激励。

不过，这样就可能转为与原先问题不同的新问题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皇权事实上更加强了（幕府在斗争中竟也提出“奉还大政”），幕府失败后，原先支持倒幕的几大财阀在后来都获得了巨大利益。可以说原先的幕府势力“被迫”做出了让步——其实就是他们在政治乃至军事斗争中失败了。

如此说来，必然要卷入“总体社会福利”（类似于社会福利函数）一类概念的讨论。

如果“社会福利函数”总需要满足那组阿罗公理才成立，那么，其实改革主导者基于自己的目标函数而发动的改革，更可信，也更有力量，虽然不是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得到改善。当然，如果不谈改革主导者受到的激励，而去单独谈改革，改革恐怕是空洞的。

我说的总体福利，指加总后的社会福利水平，是基数效用，不是序数效用。这是很多制度分析所有的定义。

2楼gch2003提供了一个案例，奖励100元；9楼liqihang提供了理论分析，奖励50元。同时感谢版主sungmoo兄的支持。

目前，网友通过其他途径提供了下属案例：胡服骑射、台湾的改革、雍正的火耗归公、俄罗斯戈氏改革、华盛顿逊位等案例。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我认为，这个命题很有意思，但还要明确几点：

1、改革是否渐进的、是否在不依靠外来制度注入？

2、试图变革的“既得利益者”是组织的一部分，还是指整个集团？

3、利益如何度量？是单纯的财富，还是多维的价值？

我个人对斑竹命题的理解是，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存在绝对权力，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也不存在崩溃的危险）的系统内，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系统中部分参与者（可以是掌权的人和集体，也可以不是）的主动行为可以使整个系统的整体价值束以和平的方式向帕累托最优的方向移动。

（思考中。）

秦始皇废诸侯制，改郡县制；废六国文字，改秦小篆；废六国货币，改秦半两钱。六国的“既得利益者”们是否“被迫”让步？

朱元璋废掉丞相制与中书省（“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凌迟处死”），设内阁制。同为统治者及当权者的贵族、官僚，是否“被迫”让步？

清初行剃发令，改满服，这是否属于“帕累托改善”？

中国包括世界各国古代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似乎都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目标息息相关。至于个人的目标能否代表某个集体，就看“集体（或社会）福利函数”如何构造了。

秦始皇废诸侯制，改郡县制；废六国文字，改秦小篆；废六国货币，改秦半两钱。六国的“既得利益者”们是否“被迫”让步？

朱元璋废掉丞相制与中书省（“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凌迟处死”），设内阁制。同为统治者及当权者的贵族、官僚，是否“被迫”让步？

清初行剃发令，改满服，这是否属于“帕累托改善”？

中国包括世界各国古代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似乎都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目标息息相关。至于个人的目标能否代表某个集体，就看“集体（或社会）福利函数”如何构造了。

就以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来衡量吧。依此标准，秦始皇的改革显然符合我提出的要求。当然，我并非指一定要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改革案例，也可以是统治集团中其他掌权的既得利益者发动的改革。

这两个贴子都涉及到一个基础问题：改革的动机是什么？它是由谁在推动的？掌权者需要做出让步吗？

（1）与虎谋皮

改革的提供者与实施者，与掌握大量资源的其他既得利益者，很容易形成稳定的寻租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是一个与虎谋皮的过程”，也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 如果改革的动机只是增进社会福利、而不涉及分配的话，有很多途径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可以在保证目前产权分配的基本格局前提下，促进所有人的福利增加。这也是既得利益者希望看到的。那么，这就不再是与虎谋皮，而是一种暂时的和谐共生了。

（2）没有任何有钱人喜欢“均贫”

显然，没有任何人愿意“失去”，尤其是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但是，如果“失去”一些原来的利益，却能“得到”新增加的利益，使得对于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本身而言，改革变成了一种购买，于是就会出现“让步”。这种“让步”的前提必须是社会福利的总体提高。否则，掌权者与“穷人”之间的矛盾将促使其付出更高的成本，比如说管理的成本，或者面临社会变革。

（3）大多数穷人喜欢“均富”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然而在这场博弈中，穷人（区别于既得利益者及掌权者）始终是处于资源溃乏的地位，包括信息。这场博弈始终是处于劣势的。但是，为什么穷人对“改革”的消费就应当是无弹性的呢？随着社会福利的增长，生活水平及消费水平都在上升。穷人对收入等利益的偏好将更为突出。在既有的框架下没有可以改变现状的方法，那么暴力变革将会被采取。

因此，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会在改革对总社会福利的增进无法吸引穷人时，作出一定的让步，以增加穷人对改革的未来期望。

（4）竞争显然将促进掌权者自动让步

如果改革是可以由多个竞争者同时提供的话，那么显然增加了穷人的消费弹性。掌权者显然会做出适当的让步。

其实这个话题更深层次的话题就是，分配的不公正影响到社会福利的增进了吗？或者什么条件下会影响。

时间关系，有兴趣可以考虑一下手机的单向收费制度，以及两个公司的竞争。

感谢xxxdg的参与，并且提供了一个手机收费的案例，奖励100元。

感谢各位网友的评论，最近事情比较忙，就借我给一个朋友的学术通信内容作为小结——

今年是改革30年，我们该对改革反思一下了。当初，我很担心这篇搜狐博客文章被编辑灭了，但没有想到最后编辑居然大力推荐了几天，导致该文的点击数超过了3000。而其他没有被推荐的文章，能有100就不错了。一些网友也在怀疑现在是不是舆论放松了，怎么会有这种文章？唉。你知道的，我的非学术文章一向比我的学术文章更有名。这导致我会被人误以为我在哗众取宠。

你在上次的信件中主要质疑了改革的主体。你认为依靠大众发动的改革，由于难以解决搭便车问题，因此必然在集体行动中失败。此外，你认为成功的改革者必须掌握足够多的权力。对于这2点，我是比较同意的。这几天结合论坛上一些网友的分析，我想我当初的文章写得很粗糙，一些问题并没有理清。

1、我认为改革（不是革命）的主体仍然必须是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有权的人不会不是既得利益者，但反之则不然。但是既得利益者不是铁板一块，改革可能使得部分掌权的既得利益者受益，而使部分人受损。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内部的收益不对称，这是解决集体性动的关键。如果改革使得部分掌权的既得利益者收益，他们完全可能领导民众击败其他阻碍改革的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这一思路，解决了信息问题、搭便车问题、流血问题、力量问题。当然，前提是改革的主导者——掌权的既得利益者——和加总的社会总福利的方向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情况将导致短期的无效率制度。我始终不相信Acemoglu所说的无效率的制度能够长期存在。

2、现在看来，历史上还是有不少这样成功的案例的。例如，胡服骑射、火耗归公、彼得大帝改革、戈氏改革、台湾的改革、华盛顿逊位、明治维新等等。这些改革的共同特点，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精英发动，依托外部群众力量，以及国际势力。换言之，"与虎谋皮"不是与所有的老虎谋皮，而是与部分老虎谋皮，让一部分老虎驾驭另一部分老虎。这不是不可能。

3、我提出的三个基本命题——不可能等待、不可能赎买、不可能垄断——我认为仍然是对的。既然你同意不能简单地赎买，那么我就不展开表述其中的逻辑了。我一直认为集权下的裙带关系是阻碍赎买的桎楛。

4、回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伯川德价格竞争，我对“与虎谋皮”的改革总算有点信心了。

小结是不是说这个问题以后不再讨论了？

我还想多思考一段时间呢。

借斑竹的要点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1、我认为“改革的主导者——掌权的既得利益者——和加总的社会总福利的方向一致”这一前提还需要另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保证，就是主导者权力的正义性（至少是合法性），由此主导者可以将自己的部分偏好放在“总福利改善”的方向上，而不至于完全的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例如封建社会中的开国皇帝，一般要比守业者有改革的勇气，守业者当然比篡位者。。。。

2、如果试图把利益集团分割开来，使之产生相互间的竞逐，以达到有利于“与虎谋皮者”的目的，其实就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但我们所期望的“好老虎”，在面对是串谋还是竞逐时，会有自己的意见。此外，2中所举的例子皆为外部制度注入的例子，我看不到由单独系统内部和平解决的案例。

3、三个“不可能”的根本源头在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可能高效的并存。哈耶克曾断言：彻底的计划经济和彻底的竞争经济，如果可能实现的话，都是有效率的。然而这两者的混合注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计划"是为了加强和改善而不是为了排斥"竞争"。在两种领域的边缘上，大量的寻租机会使等待、赎买、垄断成为不可能成功的选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11 16:43:30编辑过]

应该是没有把

　　简单地讲，就是高层权力制衡，这就是宪政的本质嘛。

　　问题就出在这里，中国向来强调的是行政权力的统一，国土的统一，大一统。比如说统一台湾，统一西藏，统一外蒙，统一被沙俄侵占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据说台湾很多人反对外蒙独立，并说大陆有出卖祖宗国土的嫌疑，不知各位大侠是如何看法。有人认为，我们为什么要把台湾看得比外蒙和沙俄侵占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要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要打台湾而不打俄罗斯？

　　关键在于，大陆是不是真的有爱国人士，真的是促进统一。被沙俄侵占的土地也应该统一过来才对。因此，大陆是不是有欺软怕硬的嫌疑呢？既大陆是欺软怕硬，那么台湾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是反对欺软怕硬的。

　　另一方面，台湾是目前中华民族境内唯一能够与大陆形成制衡的力量。虽然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美关系问题，但是毕竟中国可以借台湾问题去牵制美国。要统一台湾其实只要一个星期就够了，但是大陆之所以不忙统一台湾，原因在于能够借助于台湾牵制美国，使得美国不得不经常出面与中国搞好关系。大陆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形成高层权力制衡，从而有效地促进大陆的改革。

同意。除非出现信息不充分下的误算。人类的预测能力是非常弱的。百家讲坛里很多例子都是当权者误算自取灭亡的。

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 官员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吧

不要把既得利益集团都想孬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12 13:44:50编辑过]

“怎么，反啦？”

当时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包括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12 13:12:06编辑过]

注明：除了红色字体外，全部来自《大国崛起》的解说词，只是粘贴、删掉多余的话和前后颠倒顺序

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这样大跨度的革命是怎样产生的呢？法国大革命的新理念又是从何而来？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这些当时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恰恰孕育在欧洲王权最专制的地方——法兰西。

　　1661年，就在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临朝亲政，后人在这两位东西方的君王身上发现了诸多相似：同样是幼年称帝、雄才大略，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巴黎，一个聚焦全球目光的舞台。这个属于全世界的文化、艺术之都，就诞生在掌握了绝对王权的路易十四手中。而他个人对艺术的喜好、支持和赞助，给这个城市注入了灵魂。路易十四亲自创办了法兰西舞蹈学院、音乐学院、喜剧院、建筑学院和科学院。他本人从七岁开始就每天坚持芭蕾训练，并亲自扮演太阳神阿波罗，由此还获得了“太阳王”的美名。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社会在欧洲占优势，法国为欧洲各种事业在思想上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当时的专制政体和文化艺术发展之间不存在对立，两者之间是比较协调的。

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法国的沙龙文化之风日渐兴盛（中国会不会出现沙龙文化？）。贵妇人家中宽敞、雅致的客厅，给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提供了讲坛和听众，刺激着他们的灵感和激情。与此同时，刚刚在巴黎出现不久的咖啡馆则为市民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启蒙思想就这样在沙龙和咖啡馆里被不断地宣讲、辩论和传播着。

当时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包括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等）。在这三个等级之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前两个等级，他们有优越的条件，不需要纳税，但却享受税金和其他的特权，第三等级，他们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纳税。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的矛盾显而易见。在路易十四时代，因战争而不断增加的税收，则让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专制的弊端日渐凸显。

　　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还有绝对权力的整个系统。君主专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筋疲力尽。

注：类似于宗庆后的问题：不是个人问题，是体制问题

采访：法国巴黎1787咖啡馆 老板 基尔 　　

这些咖啡馆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活动场所。当时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改变那个旧世界。

这个盒子里的珍贵收藏，是两百多年前的一颗充满激情的心脏。它的主人伏尔泰说：“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因为坚持不懈地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伏尔泰被公认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他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些知名人士在讨论，谁是最伟大的人物——是恺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非常正确，因为我们应该尊敬推崇的正是以真理的力量来统帅我们头脑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 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

　　启蒙思想是个长期的国际性的发展过程，18世纪末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启蒙思想促使知识和天赋人权的传播，因此使人民以新的观念看待国家、政权机构、宗教生活。

　　伏尔泰和所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如同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科学和理性之门。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认识到自己是人。” 这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力。

　　伏尔泰去世后，他的棺木上刻了这样一行字：“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如果说伏尔泰是旧制度最有力的批判者，与他同年去世的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则描绘了想象中的新制度。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教授 让·吕克·杜米纳克

　　卢梭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卢梭实际上是创立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他通过阐明革命的意愿是高于传统的国王和宗教的意愿，从而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

　　卢梭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此时，东方的大清帝国正在安享乾隆年间的盛世，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国王路易十六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祖留给他的难题要远远超过荣耀。据说，路易十六温和内向、处事犹豫，最大的爱好是拆装铁锁，但是，这位锁匠国王却没能打开困住国家前进的枷锁。

　　在他登基14年后的一场天灾中，法国社会的矛盾被激化了。连续性的全国农业歉收，使得1789年成为整个18世纪中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付地租，或者向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纳租，有些资产阶级也拥有土地，因为在农村当时还存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税制，另外一种皇家税，包括人头税，还有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盐税。 两百多年前的漫画，描绘出当时法国社会的景象：沉重的赋税全都压在第三等级身上。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被迫召开已经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但是，三个等级代表的愿望都落空了。愤怒的代表们组建了国民议会，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路易十六却强令解散国民议会，同时调动大批军队开赴巴黎。国王与民众之间最后一次协商的机会丧失了。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民众不仅推翻了国王，而且开始以新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的方向。

　　今天，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记录了一百多年前法国革命理想的文件。这份文件，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这里收藏着法国最珍贵的文物，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其中的一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的第一段这样写道：“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1789年7月14日，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巴士底监狱。监狱里当时只关押着7个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因为巴士底狱被认为是专制王权的象征，摧毁它是推翻专制统治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

　　7月15日早晨，路易十六听到了大臣的汇报。他吃惊而困惑地问：“怎么，反啦？”大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被后世称为法国大革命。

1789年，伏尔泰和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启蒙运动声势最盛的这个国度，思想最终演变成行动。那么，这个在启蒙思想指引下产生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怎样才能变成现实？大革命后的法国，将走上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

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

　　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谁知道原文是怎样的？有没“私人”两字，不知道是不是有益去掉那画龙点睛的一笔？）

《人权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1789年8月，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整个欧洲。 　　

　　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了，和君主制一起消亡的还有君主本人。四个月后，就在这个当时刚刚改名为革命广场的地方，路易十六身首异处。

英国 1688年 “光荣革命”

严格说，王室当局的让步应当是保皇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