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l=]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对中国有何启示？[/url]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中共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两次大会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
十年内GDP翻一番应该并不难，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我国GDP为397983亿元，翻番即达到79596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以2010年为基数，如果GDP在十年内保持7.1%的增速，基本能够完成目标，达到790240亿元人民币。
十年内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就要困难许多，特别是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步增长面临巨大的挑战。2010年，九三学社提交给中央的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此前，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也指出，行业之间、部分职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职工工资增幅。
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方面，中国可否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1960年12月27日，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大胆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196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76亿美元，这一经济规模，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西德的70%、英国的78%。196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3%，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GDP总量中排在美、德、英、法之后的第五位。1968年，也就是在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日本的GDP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从那以后，日本一直保持第二的位置，直到被中国超越。
这期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340%，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1倍。各个阶层普遍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基尼系数显著降低，从1964年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6的低水平，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位，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趋向缓和。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日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之上，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经济发展就会井然有序，以GDP增长为目标，经济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扭曲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与当时日本重视智囊建议以及政党、政府密切配合有关，也与日本企业和国民的共同努力有关。
从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来看，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超出一般预想。不仅在公共计划部门制定详细实施方案，下达指令性必须完成的任务，对民间则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政来推动、诱导、促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日本行会、商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广泛采纳吸收了学者的意见，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科学制定倍增计划，提出了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实现收入倍增。这等于逼迫企业不能继续实行粗放式经营，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力度自主研发，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在日本市场经济体系下，一切与经济有关的要素一旦进入经济体系必然按照资本化运作，成为具备资本价值的资产，并且所有资产都有明确所有者，所有者权益不得侵犯。在日本普遍宣传知识产权不仅仅是资本利益，而且还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核心利益。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是一种极容易流失、易遭到侵权的资本权益。需要举国上下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和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坚决查处一切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此举，让日本企业放开手脚，大量投资引进技术人才进行自主研发自主创新，从而保证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技术的需求，在实现员工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日本政府在制定收入倍增计划时，充分考虑到缩小收入差距并扩大中低阶层的收入；提高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不仅扩大了内需求，而且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在城市、企业方面缩小收入差距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大企业重组、兼并改造等方式得以实现。而缩小农民与城市收入差距则根据农林水产的行业特点，不断提高农林水产品收购价格，加大财政投入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资助农林水产技术研究以及农业机械化作业等等。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差距巨大，当然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经验，但日本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