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写论文，正好涉及到宏观经济模型的估计，有这么一种感触——规律到底是确定还是不确定的？这个问题咋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是其实是很让人头痛的。我们一般当然会认为规律是确定的，就好像水必然从高流到低。但是当我们考察宏观经济问题时，事情就不再这么简单了。当我们打算从现实观察的数据去建立模型，模拟经济运行时，通常要利用SEM的估计方法。这就需要足够数量的外生变量，通过计量经济方法去计算各种变量的参数，换句话说就是找出变量之间的线性函数关系。问题是，在这种模拟中，存在大量的内生变量，这些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又受外生变量的影响。要想得到一组确定的参数估计值，或者说得到这些变量之间确定的函数关系，那么足够且适合的外生变量就是必须的。一个设计良好的模型，可以把外生变量的数量减到尽可能少，比如一个一期的实际周期，可能只需要设定上期资本和政府支出以及货币供给为外生，而凯恩斯模型也差不多。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外生变量。如果SEM模型中没有或是找不到足够的外生变量，结果会怎么样？显而易见，存在无数组可能的参数，或者说存在无数组可能的函数关系——规律不是唯一的或者的根本是随机选定的。就如爱因斯坦所曾经考虑过的：上帝在掷股子！那么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宏观经济模型或者说一般均衡模型中，到底哪些变量是外生的？这其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以及马歇尔的时代，人们曾经认为劳动力和资本供给是外生的，从而长期产量在没有技术进步时也是外生不变的。到了凯恩斯的时代，人们认为劳动供给量是由劳动需求决定的，从而受到价格水平的决定。进而推定名义工资是外生变量，价格在短期也是外生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变的。但是总供给则是内生变量。价格在长期也是内生的。此外，如同古典时代，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也是外生的。而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时代，曾经事实上被认为是外生的劳动供给终于被内生化，从而纳入一般均衡的体系。但是，政府支出、技术进步以及货币供给仍然被认为是外生的。但是，随着理论的深化和经验证据的积累，人们越来越发现，对于政府支出、技术进步以及货币供给，当然还包括制度选择，其外生性的假定是武断的——内生增长模型内生化了技术进步，实证研究表明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而新古典超边际分析和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不论是劳动分工还是制度的演进，其实都是内生确定的。也许，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政府支出也是内生的，尤其是当我们把财政政策看作最经济运行的反应时——产出的降低促使政府出台财政政策，而政府支出的扩张又在短期刺激了产出和物价。。。

于是，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变量都被内生化了!正如杨晓凯曾说过的：经济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把外生变量内生化的过程。

好了，那个规律不确定的问题出来了！倘若经济的本质就在于此，那么岂不是说宏观经济就如同“测不准原理一样”？我们的“模型研究”和经济预测其实最终都是徒劳的？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或许有一个东西是“外生”，那就是人们的最优化选择行为！作为RBC理论的基础和整个经济学的基础，似乎唯有此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共同认可的外生“变量”或者说不变因素。但是，如此一来，新的问题就产生了，RBC模型以最优化为基础——凯恩斯理论所欠缺的，这就必然需要效用函数，但是效用函数本身，即使函数形式确定，比如常用的对数形式或者更一般的 homothetic型函数，这些函数的参数也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内生的！例如折旧率、效用的贴现率等等。

或许到最后，只有时间的外生性是我们可以唯一确定的。到那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上帝在掷股子，而凯恩斯爵士也早就发现了这一事实，于是他说道：长期我们都死了。（短期名义价格和工资有刚性，从而“人为地”外生化这些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