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意义

最近北大的邹张事件经由便捷的互联网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论者的兴趣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当事人的人品学识考较,二是事件的程序合法性,三是当前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反省.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对后者感触良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强调了人才难得,若干教授的高收入从市场供求规律看具有正面意义,真心希望能引致千金买马骨的示范效应;如果视作非理性市场下的噪音交易,其反面启发就是人才机制有缺陷,需要扩大市场规模引入竞争机制.一般而言,经济快速增长期间供给弹性最小的要素价格上涨最快,我们可以从当前的房地产热和若干高收入阶层捕捉一些信息,土地和专门人才的稀缺性加强了.有研究表明,一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受高等教育人口要达到18.5%以上.诺斯的制度变迁研究指出,社会进步或倒退可以从人类组织的成败来解释,知识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以高校办学体制改革为切入点思考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人力资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人力资源管理”已成时下的通行说法.先是作为舶来品的人力资本由于某些忌讳改叫人力资源,接着顺口加上管理似乎顺理成章,大学里学科专业叫某某管理专业,社会机构叫某某管理部门,是不是“中国特色”有待考证.有趣的是,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谈到: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认为官者管也,“管理的意思,服务的性质”.于是联想到叶德辉的一副春联:“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叶先生坚持过阴历年的传统国人还是一直保持着,虽然也有不少年轻人在过圣诞节.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互动处处可见.邹恒甫教授强调应改叫“人力资源服务”的良苦用心看来是要求国人作出选择: 人力资源观究竟以管理理念还是服务理念为依归?马丁·路德鼓吹“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孔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谓“道德”和“名”都充满价值判断意味,套用正统的说法,是思想路线和历史任务的大问题了.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在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流行语境下,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相关论点主要表现为:经济学界讨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安排,为突破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以官本位为特征的路径依赖裹足不前,为寻找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点大费周章;社会学界如费孝通提出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强调了文化自觉问题.如何应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矛盾,推进发展战略,制定和执行新规则是难点.

二、一则论语的启示:主体差异导致协调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困难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语很多时候被用来指责孔子主张愚民政策为专制张目:老百姓不可以使其知道理由,只需服从管理.也有人认为文本句读有误,还分析了六七种句读形式,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人可以从公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差异强调学习、教育的重要性,进而论述协调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冲突而达成社会游戏规则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 一个有趣的事例是斯密在写《国富论》（1776）之前还写了《道德情操论》（1759）。贯穿《国富论》全书有两条主线：一，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微观层面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通过市场交易各行为主体的自利性动机转化为共利性结果，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二，利他（同情心）和利己统一于个体，基于同情心的交换和社会分工从长期上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要受到内在的道德约束和外在的法律约束。后人审查其立论的缺陷除了市场非有效之外,就是道德的软约束和法律约束的高成本与可行性.主体差异必然存在各自只关注当前切身利益而无视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精英来担当具有高度道德价值的社会“共同意志”,以防止陷入“霍布斯丛林”. 精英的担当一旦无效,恶化下去就是“天下大乱”,贫困落后的大多数组成的社会主体力量开始“初民社会”的制度重组,如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治乱循环.至此诸如国家这样的制度由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生产状况和文化传统其组织原则产生分岔,如西方式民主和中国的民主集中制.

孔子语录的“春秋笔法” 、微言大义风格在时代条件和语境变化时必然使后人的解读见仁见智.这里引用钱穆先生《论语新解》的一段分析:

“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论述很平实,但有深意.于是我联想到孔子谈为政之道: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要在保持公信力和宽松的环境之间平衡是个困难;制度变迁则须谨慎, “敏”是效率目标, “公”则是公平原则,二者的平衡也是困难的.任何游戏要想持续进行,必须有一个相对持续稳定的游戏规则,而个体禀赋差异和社会主体力量结构的变化要求规则适时调整.从历史上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狱到时下的钻法律空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明了规则总是不完善的,追求效率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相关,追求公平则和系统稳定性相关,当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和稳定性此消彼涨(trade-off), 把握规则的持续性和改进之间的度很困难.

三、社会体制变迁和文化传统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分析

中国社会的人治传统和官本位特征由来有自.南怀瑾在分析上则论语时还提到一个故事:孙中山一次在上海和同盟会同志谈天,问大家都能够做些什么?(有如“亦各言其志”故事)大家说了后,回过来问他,孙中山说,我想了半天,除了当领导以外,一无所能.这使我联想到古时“人民”本是个联合词组,人是上等人,社会精英,管理者,民是普通群众,文化大众,如阶级社会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士农工商”实际是个二元结构.从现有材料看,中国自西周开始,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的生存条件不断强化了自给自足的单一小农经济,统治阶层一方面以天命论宣扬统治威权,并通过分封制协调本阶层利益维系统治,另一方面主要通过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维系社会秩序,形成一个简单(二元主体结构) 、稳定(流动性小)、封闭(自给自足)的有序结构,但是一定时期的平稳发展后,生之者寡(规模报酬递减)而用之者众(鼓励人口生育),一经天灾人祸马尔萨斯人口论就应验了,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治乱循环.陈平教授从复杂系统演化角度分析了中国贫困落后的技术原因.黄仁宇先生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时集中讨论了法国、俄国和中国三个大陆农业国的大规模革命,在技术、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上具有类比性.低产出的小农生产负担不起更高的社会成本,法律和相关组织难以成长,社会上层要求具有宗教性的牺牲精神和神圣责任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和清官操守,下层以乡规民约简化交易费用,市场规模狭小、资源种类少、环境涨落大决定了中国农业社会劳动分工难以发展,财富难以积累.

“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从安徽小岗村的17个红手印到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议出台,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全球化背景下的和平崛起目标要求我们深刻思考突破体制变迁和文化传统演化路径依赖的可行方案.五个统筹原则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展开是深化改革的着力点,而对制度变迁的组织者提出了一项严格要求:必须时刻保持对人治传统和官本位的警觉,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强势地位上下其手造成制度锁死状态, 这是解放思想对“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判断, “人民公仆”精神就是服务.一旦教条的做法被人们察觉而反感就意味着社会精英的服务不到位,和对新规则的诉求.

四、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下面检讨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偏差.如果说文革时代“偌大的清华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的情形已不复存在,但台上台下台外的人们都在想些什么,却是个大问题.我多年观察的结论是:老师混职称(薪水),学生混文凭,行政摆官谱(当监工).症结来自两方面:社会以文凭的“软硬”发放饭碗,学校以官僚治校.当文凭的有无和软硬量化为就业门槛,学校这种组织就成为特殊的寻租场所. 官僚治校又强化了这种寻租行为的合理性,并形成相应的潜规则,这可以从行政领导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院系内部和不同专业领域拉帮结派等现象看出奥妙.透过社会和学校的这种规则相互作用造成教育体制的锁死状态,我们不难理解一系列见怪不怪的现象:博士教授满天飞,学阀门下的近亲繁殖, 若干教授的高收入,大面积的毕业即失业.我注意到很多“学术沙龙”在讨论诸如话语权的公信力如何生成,文化精英如何担当时代使命的话题,却对官僚治校失语,很多时候还抱着幸分一杯羹的心态.

多年来理论界广泛讨论李约瑟问题,其中有对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目标的检讨.现在时代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但重塑人力资源观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远远没有跟上时代需要.大的方面可以这样分析:一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大学机构,足够的大学师资,足够的大学生,人才的市场规模小不利于竞争.今年高校招生计划首次突破1000万,才刚与美国历年入学人数相当,而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二是文凭和职称作为人才和就业的唯一标准导致办学目标和实际需要的严重分离、错位,混文凭、职称强化了全社会适应游戏规则的功利心态,直接导致人力资源的相对匮乏和严重浪费.三是官僚治校和人才的逆向选择不利于形成科学共同体和知识的积累,长此以往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无从说起.

虽然没有教育“管理”学的知识背景,但是我想根据切身感受谈几点具体想法:

1、教授治校:教书育人的教师无疑是培养人才的主角, “大学者,大师之谓也.”行政后勤的存在以服务于教学第一线为前提,红头文件明确校长行政级别的做法无疑是官本位在公共服务事业的流毒.我所任教院校的两种现象令人深感耻辱:一是教务处一大帮闲人以监工身份时不时以教学纪律按自己的理解拿教师开涮,有着警察抓小偷的优越感;二是院系领导由“以吏为师”的潜意识评判“治下”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绩,自以为身为领导在各方面哪怕是专业才能都具有高人一筹的优越感,很多时候闹出外行领导内行的笑话教师还不能质疑.

2、以校为独立单位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必要分工,并相应筹划办学资金:一是根据社会需要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教学型大学,企业和社会应该出钱办学,一方面扩大教育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通过产权重组可以激发办学效率,这和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提法是两码事;二是注重基础学科长线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的基础研究型大学,国家出钱供养一批目下看来是“闲人”的科学共同体;三是培养科研创新人才的高级研究机构,主导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ZF与和发展战略相关产业部门出钱.

3、课程设置要改革:一是根据培养目标有所侧重;二是政治理论公共课要压缩, 淡化说教色彩;三是完善通才教育和专业延伸的课程安排.

4、教材选用应该由教师决定.

5、教学效果和能力应该由学生和社会评价,而不是领导喜恶和教务部门沿用陈旧的条条框框来量化.

6、职称评定决定的等级工资制实际是大学里的大锅饭,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导致师资队伍质量日趋低劣,教学科研积极性受挫.

卡尔·门格尔说：“如果不存在建立服务于共同福祉并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各种制度的共同愿望，那么如何才能使这些制度产生？”我想该是全社会共同反省人力资源观和改革高校办学体制的时候了.尖锐地说, “人力资源管理”的提法和官僚办大学的做法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听之任之是自诩为文化精英的道德和理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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