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度量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时仍习惯性地说是在建立数学关系，那么我们所指的主要是离散数学范畴，而不是四则运算基础上的初等数学、高等数学。

我们必须承认，离散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计算技术还远远不足以应对社会科学的概念间关系的极端复杂性，特别是在多元函数和复杂图结构方面的进展还有限。数学和计算技术还不能解决社会科学的概念间关系的全部问题，它们还要结合社会科学的一些独特的方法。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客体的高度的能动性而导致的极端复杂性，只有在这三个假设的条件下求合力的过程才能进行下去，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才能被建立。同时，因为这三个假设与实际情况的偏离而引起的误差会非常明显。



3、概念间的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的误差



我们知道，当抽象思维发展到辨证方法的阶段时，正是为了弥补概念在描述动态的现实事物上的不足，人们才开始考察和描述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为此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文字性和数字性的数量概念。有些概念可以用精确的数学语言去度量和描述它的数量属性（象大部分的自然科学的概念），有些概念则只能用粗略的文字去描述它的数量属性的大致范围（象大部分的社会科学的概念）。

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是指一个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程度所对应的其它相关概念的内涵数量属性的变化程度。（请参阅第三讲，注意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区别）

现实事物时刻在变化，现实事物间的联系也时刻在变化，并且现实事物是时刻在同时变化的。一些事物的变化会影响另一些事物的变化，反之亦然。但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描述这时刻变化的事物间联系时，和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一样，一次只能考察两个概念的数量关系（一些衍生的相对概念除外），而假设其它相关概念的数量属性暂时不变，或者说抽象思维有意忽略掉其它概念的变化。抽象思维用这种方法得出了许多个两两之间的数量关系。

与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不同的是，得出了许多个两两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后，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不再试图进行综合，它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的建立就停止在罗列出许多个两两之间的数量关系，即人们常见的许多成对的矛盾。



总之，抽象思维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用概念间的关系代表现实事物间实际存在的联系，即使达到抽象思维范围内最准确的程度，它和现实的偏离依然存在，这是由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这种偏离的程度因研究对象、研究客体的能动性不同而不同，人们对这种偏离的容忍程度因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以前某个阶段在某领域这种粗略可以被容忍，现在在这个领域中这种粗略可能就不再被允许。创新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越来越频繁地显现。



五、　整体性思维可能吗？



以前的形象思维相对抽象思维而言就具有整体性思维的特点，它不是先把完整的事物分析、分解后再进行思维，而是通过头脑中完整图像的变换来进行思维的。但以形象和图画为思维工具，即使借助现代贮存和处理技术，我们也看不出它有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趋势。因为我们讲的客观事物不仅有有形的事物，还大量存在无形的事物，例如用“人类需求”、“国家”等概念来概括和代表的那些事物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



绝对的整体性思维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但我们结合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计算技术，可以想象一下思维向着整体性发展的趋势。



在描绘这个趋势之前，我先描绘一下另一种趋势，那就是“思维贮存”。

以前常讨论一个叫“人的异化”的概念――就是指现实的人和“人”的概念相脱离了，人不再是“人”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在不断被异化，人的概念在不断被人的表象打破，又形成新的“人”的概念，又被打破，又形成新的“人”的概念。和这相伴随的是人的“能力贮存”的范围在扩大。科学技术不断在加强我们的视力、嗅觉、听力、脚力、臂力等等的延伸范围，并且人们的这种被延伸的能力还是以脱离具体的人的形式存在着。换句话说，人的能力在不断被贮存，这贮存起来的“能力”和具体的人脱离了，你看不出谁的“能力”被贮存了，使用贮存能力的人完全可以是另一些不相干的人。

这贮存的能力越来越大，但它仍被人类的思维控制着，而不是无序的和超越人的。这时思维还存在于具体的人的头脑中，“能力贮存”还要被具体的人控制，先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的人。

目前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现代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使“思维”也“贮存”起来了，思维也要脱离具体的人了。现在不但被贮存的人的视力、嗅觉、听力、脚力、臂力可以脱离具体的人，而且以前从未离开过人脑的思维也要脱离具体的人了。你看不出谁的“思维”被贮存了，使用贮存思维的人也完全可以是另一些不相干的人。

当这种“思维贮存”在范围和强度上不断扩大和增强时，不知人的思维本身又向何处发展！会不会一些人的思维被进一步弱化（人工智能可以使他们不再经常进行思维，思维被逐渐钝化），另一些人的思维被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促使他们的思维不断向超出人工智能的高级水平发展）？人与人思维的差别会不会造成更大程度的人的差异和人的异化，以至一部分人看另一部分人已不再是“人”？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研究人的思维，不仅要研究具体的人脑所进行的思维，还要研究人脑之外的“思维贮存”，它们都是思维的组成部分。思维方法也不再仅仅是具体的人脑的思维方法，还包括贮存起来的“思维”的思维方法，以及这两种思维的有效对接。



我们再回到整体性思维的推测。

现在回过头一看，发明了分析、归纳、演绎、综合等抽象思维方法不全是人类的聪明和伟大，也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事物表象的复杂远远超出了人脑所能把握的范围。抽象思维使人类能有规则地忽略和无视许多表象。感知的范围越广以及归纳的程度越深，预测的提前程度就越高，同时忽略的表象就越多。

当抽象思维方法发展到某种极至的程度，当人们误以为这种方法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唯一思维利器时，人们有时会恍然以为现实世界本就应该是简单的，简单到和抽象思维的概念系统毫无二致，复杂性反到是意外、是偶然、是应该祛除的。这种情况尤其在人文社会领域屡见不鲜！人们经常会发明一些简单化的制度系统（虽然在人脑看来它已经快复杂到极点），并把现实社会改造得和这个制度系统一样简单！

我们能不能做个逆向思维，不以归纳的层次多为高明，不以概念深刻为骄傲，归纳就停留在对许多细微表象的浅层次的概括上，这样得出的概念就是更接近表象的概念，形成这个概念的内涵时所忽略的事物的差异性就越少。并且归纳层次越浅，概念数量越多，则概念演绎关系的逻辑树的层数就越少，每个概念接近表象的程度就越大，从概念到具体表象就越不需要“演绎”――那种特殊的综合。

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到某种极至的程度，我们就接近了纯粹的整体性思维。并且不是用形象、图画而是用大量浅层次概念。

做个比喻：以前的抽象思维的分析就象用砍刀把牛分成头、腰、腿等几个部分，现在的整体性思维的分析就象用彩笔在牛身上画下无数个细小区域。以前要砍很多头牛才能归纳形成头的概念、腰的概念、腿的概念，现在几乎每头牛都可以单独形成这许多个浅层概念――区域１，区域２，……区域m；以前将头、腰、腿的概念综合成的牛的概念时，被综合的都是脱离了具体的牛的思维中的概念，都与现实中的牛头、牛腰、牛腿有较大距离，综合成的或者说拼图而成的新概念与每头具体的牛都有很多区别，现在的区域１，区域２，……区域m的概念则因为分别代表的部分较小从而忽略的表象较少，概念与现实的偏离就较小。如果又是在每头牛上都分别形成m个小概念，那么概念与现实的偏离就更小。用这无数小区域综合成牛的概念，或者说拼图而成牛的概念，如果能摆好这些小概念的关系，或者说能正确拼图，这个牛的概念和这头具体的牛的区别就会很小。



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巨大困难接着就出现了，这无数个浅层概念之间的关系怎样确定？或者说怎样正确拼图？不确定概念间的关系就不能把握事物间的联系，就不能对事物的发展做出预测。传统的抽象思维正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才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即不断归纳出深层次的概念，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概念的数量。

在现代条件下，借助“思维贮存”，我们看到了朝整体性思维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可借助的“思维贮存”的水平越高，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我们想象的这种整体性思维，不是对抽象思维的完全否定，而是和传统抽象思维发展的方向不同。一个力求概念深层化和减少概念数量，一个力求概念表象化和增加概念数量。两者都以概念间关系代表现实事物的联系，也可以说我们想象的这种整体性思维还是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能看出两者在发展方向上的重要区别。

在自然科学领域最先尝试这种整体性思维方法。我们已从第三讲了解到，自然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相对稳定性和非能动性，多数概念的外延的数量属性都可以精确度量和用数学语言描述。另外由于自然客体比人类客体相对简单，现实事物间的联系也相对明确和清晰，概念之间较容易通过进一步做深层归纳找出共同性和统一的度量单位，数学在确定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时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自然科学确定概念间数量关系的需要也促进了数学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自然科学基本是沿着深层次归纳的唯一方向前进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科学家们试图发现浅水波的运动是否有规律存在，也试图找出一些对初值极为敏感的复杂运动形式－－混沌运动的规律性认识。这些都是单纯的抽象解析方法无能为力的运动现象。但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由计算机的应用而诞生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这两个新研究领域的出现，科学家们得以按整体性思维的思路，直接描述许多浅层次概念的极端复杂的数量关系，并得出大量以往用解析手段不可能得出的规律性认识。随着计算规模和计算速度的快速提高，“思维贮存”的水平日新月异，描述概念数量关系对高度的深层次抽象思维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弱，抽象思维的努力方向在逐步转向如何使整体性思维与大规模计算接轨。

自然科学领域在整体性思维方面已经和正在取得的进展，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史无前例地扩大了人类在思维方法方面的视野。想到人类思维方法长期以来的缓慢进展，我们不夸张地说，这种贡献远非相对论等可以比拟的。

过去面对无时没有无处不在的各种现实运动和变化，我们只能用抽象思维方法忽略和抹杀其中的一些表面看来不太重要的运动和变化，从而解析出“主要的”、“内在的”所谓规律，并且考察的事物的范围越广泛，忽略和抹杀的东西就越多；而现在则有可能把任何变化、运动，那怕是微小的变化和运动，不分主次，有多大作用就计入多大作用，有多大变化就算多大变化，全部一次性纳入对事物整体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中去。大规模计算已使这种整体性思维有了现实可能性。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是极具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的人类，在寻求相同度量单位和精确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方面从来都没有多大进展。自然科学的那条通向整体性思维的道路社会科学家实在难以想象。但是，几个并列概念既无法被进一步归纳又无法靠简单相加来综合的情况，在现实人类社会领域比比皆是，例如战争状态。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自己一方的几个因素，也取决于敌方的几个因素，并且所有这些因素的变化还是它们互相影响和互动的结果。你无法完全控制自己一方的几个因素的变化，你更无法控制敌方的几个因素的变化。因此，你无法将这些因素归纳成一个根源性因素并确定它们之间的演绎关系；通过简单相加来确定它们的数量属性关系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抽象思维确定多个因素的数量属性关系时所要求的那些暗含的假设条件在战争状态下没有丝毫现实性。总之，单靠抽象思维方法来把握战争局面及其变化不能为战争决策提供有效依据，在当前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这个特征尤其突出。

过去，军事家们是用一种具有整体性思维的部分特征的叫做“摸索”的办法来应对战争状态的。后来，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等领域也开始借鉴这种“摸索”的办法，或者叫“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面对几个互动的并且不能再做进一步归纳的概念，用“摸索”的办法探寻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一般只做个案处理，很难寻找通例。并且“摸索”的办法很少有规则地借用“思维贮存”，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试错过程和赌博过程。整体性思维方法则试图总结通例。



六、　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是极具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的人类。如前一部分所述，正是由于客体的这种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使概念所代表的很多现实对象变化极快，例如，一个人的需求今天是这样的结构，明天可能就受其他人的影响而变成另一种结构了。由于客体的易变性，抽象思维不得不运用的归纳、综合等手段会使概念系统与现实有更大的偏离。人文社会科学更需要有一种能代替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但首先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方面远不如自然科学。特别是其概念的数量属性很难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因为很难归纳出同一的度量单位而无法充分运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正如前一部分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是由于大规模计算技术和数学、物理分别接轨而形成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才产生突破性进展；多数社会科学不但目前的数学应用水平低，即使将来也因无法归纳出有现实意义的统一度量单位而根本年可能沿着传统数学建模的方向走。

形成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的最本质原因在于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有天壤之别。

人类客体甚至一旦得知自己已成为考察对象就会产生和得知之前的巨大变化，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时其行为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自然科学的客体则要简单和稳定得多，其概念的数量属性比较容易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比较容易确定。

客体能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领域抽象思维的深刻差异，以至不少自然科学家根本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它的确不具备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这两个科学标准，这两个标准是预测性的基础，人类思维最根本的目标就是预测。

于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带着对传统社会科学的蔑视开始向人类领域进军。他们的出发点和社会科学家不同，他们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种生物体，从生物体的构造出发探讨人的行为。

社会科学家最讨厌自然科学家的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蔑视，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家还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反驳。

实际上自然科学家这种看法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在本质上也隐含着同样的假设前提，那就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把自己当作研究的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自己研究的客体。这种划分是社会科学家的不准确性的根源之一。这种划分也阻碍了自然科学家解释人类行为的进一步的尝试。

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经常是社会科学家为社会科学的不准确性进行辩护的理由，但以高高在上的研究主体自居把其他人类仅仅当作观察的对象，本身就是否认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

把研究者当作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客体，这种假设延续了成千上万年，以至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类客体能动性的否定。

人类社会越发展，人就越趋向于一个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就表现出他们是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当初的那个把其他人当作客体的假设就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越来越把研究引向偏离现实。

也有一些聪明的社会科学家尝试自己就是客体来进行自省或尽可能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但这些仅仅是浅尝则止，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抛弃自己是主体其他人是客体的假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客体越来越表现出其固有的能动性，它的复杂和瞬息万变越来越不适于用主体的观察和归纳方法来探求规律。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从来没有象人类客体那样复杂、易变和不可捉摸。人不仅是自然的生物体，它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它的复杂性最主要的是来源于人和人相互的关系、相互的影响。因此一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为适应数学方法的要求不断做深层归纳以寻求相同度量单位的方法，　向人类社会领域的进军,其作用和效果都是有限的。

在另一个极端，另外一些人则继续采用回避概念的数量属性来粗略探讨人类发展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其作用和效果也同样会越来越有限。

就大部分情况而言，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正是从抛弃划分主客体的假设开始的。

人类客体的能动性使其不如自然科学的客体那样易于通过观察来度量其数量属性，但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又使其有了一个自然科学的客体完全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客体的自述和自我表达。他自己随时能表述出他的某种需求、欲望、行为动机的强烈程度。我们很快将看到，这种单个客体的自我表述会成为我们研究一个人类群体、一个组织、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规律的重要基础。

为了和自然科学相区别，我把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叫做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后面有更精确的定义）。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被自然科学家们叫做非线性思维方法。我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存在交叉的、人们常用功利眼光看待的那部分现实领域的整体性思维叫做战略思维方法，如企业管理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军事领域等。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也不是绝对的整体性思维，它仍要运用抽象思维的概念和概念的外延、数量属性来代表现实事物，它仍要用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和数量属性关系来代表现实事物间的联系。但是许多概念的数量属性不再是观察得来的而是人类“客体”自述的统计；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不再强求归纳出统一的数量单位，而是转而展示数量格局和数量格局的变化；多层次归纳而成的“深刻概念”以及这些深刻概念间的非常非常“本质的联系和规律”不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数量庞大的、接近现实事物表象的“小概念”；我们会有点神经质地想度量遇到的所有概念的数量属性。

大规模统计和计算以及“思维贮存”在这里与科学具象思维接轨。



七、科学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什么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当运用抽象思维的分析、归纳、综合、演绎所形成的若干个相关概念，无法再找到它们的有现实意义的同一性从而继续做深层次归纳时，或者大规模计算、统计水平允许不再继续做深层次归纳时，就放弃归纳开始综合，并且放弃传统抽象思维方法认为综合就是简单相加或求合力的假设，转而采用考察这若干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下面会有对数量关系格局的详细介绍）的新的综合方法。另外，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的数量属性以及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是由人类客体自主表达的真实偏好所决定的。符合上述要求的人类思维方法就属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仍是用抽象思维方法形成概念、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第二阶段对于不能继续归纳的并列概念进行综合，这时的综合不再是简单合并或求合力，而是形成这几个并列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

科学具象思维仍如同抽象思维一样，需要经过分析、归纳、综合、演绎来形成概念。概念仍是思维的基本单元。但在这里，形成概念的层次可以比传统抽象思维要少，或者说概念可以是更接近感知表象的概念，接近感知表象的程度和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进化程度有关。描述一个完整事物，为了不降低准确度，越接近表象需要的概念数量就越多。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将这众多接近表象的概念归纳成数量较少的远离表象的概念，是以降低准确度为代价的。

科学具象思维不能不用概念，又不能将概念归纳得过于深层次，这种思维方法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概念的归纳在什么层次就要停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实用性的。一切都取决于对两个标准的衡量：



第一个标准是进一步归纳而成的概念还有没有现实的可用性。

这就要看你归纳的同一性还是不是一种主要因素或决定力量，因为归纳是为了找出相关领域的起主要作用的共同性概念，一些次要的、皮毛的共同性不是继续归纳的充分理由。有时也要看一些拙劣的新的归纳有没有照顾到概念间的严密的演绎关系，不能只归纳概念而不关照概念间的关系。经常有一些修正旧理论的思想打破了原有的演绎关系却没有产生严格的新的演绎关系。



第二个标准是可能的计算统计水平。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力求尽可能使用接近表象的概念，但这样将带来确定这些概念的数量关系时的巨量统计和计算，如果计算和统计水平允许，即使能做深层次归纳也将停止；如果计算和统计水平达不到相应要求，就要按抽象思维方法的规则继续做深层次的归纳，以减少概念的数量和确定它们关系的复杂程度，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思维更加粗略。



从都需要形成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的角度看，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仍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从综合的角度看，抽象思维方法假设综合就是简单相加，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假设综合是确定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从两种思维方法进化方向的角度看，抽象思维方法越发展就越追求概念的深层次，概念间演绎关系的层数就越大，而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越发展就越追求概念的表象化和浅层次。

在许多科学领域，特别是许多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仍可以持抽象思维的利器对现实世界的事物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做有效的探索。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有越来越多的领域需要并且可以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等整体性思维方法来应对多个变量共变的复杂状况，例如企业管理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军事领域等等。

八、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



概念的数量属性包括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

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又包括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和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一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等于这个概念的全部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加总。

从操作角度看，科学具象思维假设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可以用这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来代表。即度量了一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就等于度量了这个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



科学具象思维非常关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这是用概念这种静态手段考察动态现实所导致误差的主要弥补方式。因为描述概念内涵数量属性的语言或数字使我们有可能表现概念的相对变化。例如企业概念，任何企业既是企业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机构的性质，也就是说任何企业都有一定程度的非企业性。当共同体的非企业性达到一定程度，概括共同体性质的就不是企业概念，而是福利机构等等其它概念了。我们假设企业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就可用来描述企业概念所具有的企业性的高、中、低的相对程度。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遇到的又一个问题就是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由谁度量和怎样度量？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条件继续探索概念间的内涵的数量属性的新型关系-----数量关系格局。

传统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不考察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回答很简单，是研究主体来度量，是依靠研究主体的观察来度量。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回答则复杂一些：对历史状况和现状（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存量）是由研究主体依靠记录和统计来度量；对现状的变化的预期（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增量）主要由研究客体自主表达，由研究主体统计计算。

就社会科学而言，随着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不断进化，概念的数量属性所受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渐加大。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到后期开始关注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开始关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但是，这两个关注都停留在初始阶段。由于各种原因，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没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找出概念的数量属性的有效的度量方法，从而进一步深入探索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这意味着抽象思维方法在概念的数量属性方面的研究是浅尝则止。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没有摆对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关系。在社会科学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中，人类客体仅仅是研究者的完全被动的考察对象，是被观察的东西，和自然科学家观察的自然界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顶多被认为是复杂程度更高的观察对象而已。但现实的人类毕竟是不同于一般物体的极具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的特殊对象，由于客体行为的瞬息万变，甚至由于客体制造出来的假象，观察归纳出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的数量属性极不准确。并且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也导致社会科学不容易归纳出同一的计量单位，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广泛运用传统数学工具来确定精确的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以至于大部分社科都回避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明确的和准确的界定。

二是因为被大规模统计计算水平所限，即使对那些客体能动性不大从而靠主体观察方法误差也不是很大的领域，人们还是经常放弃对同一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度量，更经常放弃对同一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当然也就放弃了用一个个外延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来代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尝试。

三是因为在确定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相互关系时，人们误以为假设综合就是简单相加或更高级的传统数学的建模是唯一的选择，不了解数量关系格局是更广泛意义的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当人们因此而在确定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相互关系遇到障碍时，反过来也感觉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实际作用不大。

我们很快将看到，这三个障碍现在已经不能阻挡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不用传统的数学建模仍能确定数量属性关系，它不需要归纳出不同概念的同一的、一样的数量单位；现代统计和计算水平已经使大规模计算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成为可能，也使高频率地计算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变化成为可能，也使将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加总为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成为可能；关于人类客体自我表达行为动机的假设也使许多情况下度量的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样，重视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界定就也就成为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下的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重视概念的数量属性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下的社会科学对概念数量属性的考察有其独特的方法。



初露端倪的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的方法向社会领域的进军也重视概念的数量属性，但它们那种忽略人类客体能动性来归纳同一计量单位的做法在社会领域归根到底是行不通的。

例如，经济学中的各种各样的效用理论，不管是基数效用理论还是序数效用理论，都在试图将不同的需求归结为一个同一的效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些数学模型。其中序数效用理论追求同一计量单位的做法比较隐蔽，但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几个数量没有统一计量单位，根本不可能比较其大小或按大小进行排序。人类实践也证明效用理论的作用极其有限。它所用的各种数学模型顶多起了一些简化抽象思维的片段描述的作用。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确定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既不将不同的概念的数量属性相加减，也不在不同的概念间比较数量属性的大小。它需要的是将同一个概念所概括的各个人类客体的数量属性进行加总（这是可以相加的，这个假设比不同概念数量属性直接相加减的假设真实一些，最起码传统数学可以接受）。各个人类客体的数量属性易变性极强，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误差越来越大，客体的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方法是唯一已知的可替代的方法（这不防碍在易变性不大的领域继续沿用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各个人类客体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是他（她）在现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状况下的追求、需求、欲望的程度等行为动机。显然，我们在这里假设人们通过内省可以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种追求、需求、欲望的强度。传统的抽象思维的主体观察的方法是假设人们无法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种追求、需求、欲望的强度，只有理论家或研究者才能知晓人们的某种追求、需求、欲望的强度。我们宁愿相信前一种假设更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



从我们以前对抽象思维方法进化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知道，早期的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只关注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后期的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增加了对概念间外延数量属性关系的考察；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又增加了对概念间内涵数量属性关系的考察，但辨证法在抽象思维的框架内没有对内涵数量属性的可操作的、定量的考察办法，仅提供了一个个成对的、片段的矛盾概念。

在科学具相思维条件下，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考察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抛弃了研究主客体的绝对区分，让客体自主地表达各自的真实偏好，这就得出了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然后，将这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进行加总（它们本身就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现代统计和信息处理能力为这种频繁的计算提供了条件）。并且假设一个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外延的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

概念内涵的变化是由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变化引起的，外延的变化就是内涵的微小的变化，当我们能通过数量关系格局连续考察外延的变化以及外延加总的变化时，就没有必要再另外假设一个难以度量的内涵数量属性。这和抽象思维产生辨证方法时的情况不同，那时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不考察概念外延数量属性的连续变化，也不知道概念外延数量属性的连续变化会引起概念内涵的变化。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通过内涵数量属性这个概念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它满足于片段的、定性的描述，也没有可操作的度量和考察办法。现在，通过数量关系格局连续考察的外延加总的变化就等于考察内涵数量属性的变化，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用新概念替代旧概念，这即内涵的质变。我们下面还会从各种角度进一步阐述对概念数量属性的度量的理解。

九、概念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度量与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的度量



社会科学关于公共选择的各种理论，无论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不管是单个外延还是外延总体，在确定每个概念的外延的数量属性――偏好程度或行为动机时，总是在几个不同的相关概念的相互关系中来确定，而这种相互关系总是暗含着统一单位的假定。

公共选择理论充分考虑了人的能动性，它探讨了各种公共选择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可能性。但是当它以个人选择或个人偏好为出发点时，就天然地认为个人的各种偏好要么是基数意义上可直接相加的，要么是序数意义上可比较大小的。这两种情况都暗含着个人的各种偏好具有统一的度量单位的假设。序数效用表面看来放弃了基数效用的建立精确传统数学关系的企图，但在要求统一度量单位这一点上一点也没有基数效用要求的宽松一些。没有相同的数量单位怎么比较几个变量的大小？不比较出大小怎么排序？

为了在这个方向上再进一步，有些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开始打人类客体能动性的主意。理论家们确定不了的数量关系就把它交由客体的内省、能动性来确定。但内省、能动性实际上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人的内省、能动性可以感觉出自己的某种需要或行为动机，他甚至能感觉出自己的这种需要或行为动机比以前是强了还是弱了，但他绝对感觉不出自己的这种需要比其它几种需要哪个强哪个弱。后者归根到底需要思维，需要抽象思维，尽管这种思维有时可能披着“感觉”或“直觉”的外衣。理论家们的专业水准的抽象思维都回答不了的问题，研究客体只好打着内省的旗号胡乱回答出来，但答案肯定偏离了客体的真实的内省或需求，它很可能还是理论家的抽象思维的观察和归纳的结果。

如果说这些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理论在解释个人的（单个外延）需求、偏好和选择、决策时还没有偏离现实太远的话，它们在解释社会共同体的需求、偏好和选择、决策时则离谱到他们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如果你知道了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偏好顺序，你怎样才能由此计算出整个共同体的偏好顺序？如果你不求出整个共同体的偏好顺序，你前面一切关于个体的偏好顺序的假设、演绎简直毫无用处。不仅如此，你的公共选择的整个理论都不会有多大的作用。不幸的是，阿罗用不可能性定理正式终止了人们在规范的意义在这方面继续探索的任何企图。在抽象思维的框架内，公共选择理论从个体偏好出发来解释共同体的偏好的假设，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在摆正社会科学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公共选择理论功不可没！

归纳一下，亚伯拉姆·柏格森、保罗·萨缪尔森等人是沿着自然科学家们手持抽象思维的数学利器向社会领域进军的道路上前进的；约翰·罗尔斯等人又回到伦理、契约等尽力避开概念的数量属性的不准确的抽象思维方法的道路上。他们共同之处都是没有在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走向科学具象思维的道路。他们不知道，在现代统计计算水平的条件下，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就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多个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而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既不需要在不同的概念间建立传统数学模型，也不需要在不同的概念间比较数量属性的大小。它只需要随时度量同一个概念的各个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并且随时将这些同一个概念的各个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进行加总（它们本身就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可以直接相加）。剩下来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的定义，和怎样考察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



十、个体需求的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假设每个客体（单个外延）自主表达的需求是计算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的基础和出发点。在现有统计和计算水平的条件下，我们还无法由每个客体随意表达的某种欲望来计算出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每个客体的表达还必须有规则，每个客体的表达还要分为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我们只能根据每个客体有效表达的需求来计算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

区分个体需求的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的标准和前面讲到的在科学具象思维中归纳演绎进行到什么程度的标准是一致的。一旦你确定了你的科学具象思维中归纳和演绎需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每个客体自主表达的需求在这个范围内就不能和各种需求或各种概念的已经确定的演绎关系相矛盾，否则应被视为个体需求的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例如，你强烈表达的需求是超金钱衡量的家庭亲情关系，你强烈表达的另一个需求是每个人的自立和自由。在演绎关系树中自立和自由概念的下层具体概念之一就有摆脱家庭的依附和束缚，你表达的两个需求在逻辑树中是矛盾的，这时你的两个需求就是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就不能加总在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的计算中。

为了能使人们的各种需求有一个清晰的演绎关系，我们在后面的需求交替假说中找出了五种并列的无法再进一步归纳的基本需求，这五种基本需求的关系不再是可归纳的并列关系，而是要通过数量关系格局来考察的不可归纳的并列关系。一般来讲，每个客体自主表达的各种偏好或需求都可以分别被归纳进这几种基本需求，不存在这几种基本需求之外的最终的并列关系，否则就是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如果一个客体自主表达的几个需求都被归纳进同一个基本需求，他表达的几个需求要么是可归纳的并列关系，要么是上下层的演绎关系，还要受抽象思维规则的约束。例如，如果矛盾或方向相反，其矢量和为零，就视为无效表达。

理性能帮助共同体成员认识到这种无效表达的状况，痛苦的试错也能使共同体成员认识到这种无效表达的状况，我们应该选择通过理性提早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直接民主”不一定产生共同体成员的真实选择。每个成员的没有悖论的真实选择是确定“共同体的选择”的第一步。如果直接民主有利于这种真实选择，直接民主就是一种途径；如果间接民主有利于这种真实选择，间接民主就是一种途径。根本标准是要产生真实选择。

十一、人类行为动机与概念数量属性的存量、增量



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客体是富有能动性和行为动机的人类，与自然科学相比以及与抽象思维的社会科学相比，概念数量属性的存量和增量的关系也立刻复杂起来。

其一，自然科学的各个概念的存量和增量与人类行为动机无关；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则与人类行为动机密切相关，其增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人类行为动机的影响和制约，其存量甚至可以近似地看作过去无数个时点人类行为动机累积的结果。

其二，自然科学的各个概念的的存量和增量都是“观察”而得；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其存量是“观察”而得，其增量则是由各个人类客体自我表述而得，如某一共同体的价值观的变化。

其三、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其存量就是现状的数量描述，其增量就是现状的变化程度。变化成度有些情况下可以用数量语言描述，有些则通过替换概念来描述，例如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由追求自由变为追求平等时。

其四，就自然科学而言，存量和增量的关系非常简单，时点A时一个概念的存量减去时点B时这个概念的存量，就等于A到B期间该概念的增量；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必须放在增量、存量、人类行为动机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动态地考察，概念的变化程度（即增量）绝对不是A、B两个时点的存量相减就可以得出的，大部分情况下没有等量关系，例如某项管理制度的变化等等。

其五，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其未来的存量由现时的存量和这期间的一系列人类行为动机共同决定。历史决定论者只看重现时的存量对未来的存量的影响。

其六，我们很清楚现时的存量格局也影响现时的行为动机的格局。但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不考察这种影响，那是抽象思维方法下的历史决定论者的观察法最关注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直接由人类客体的自我表述得出现时的行为动机格局。然后着重考察现时的行为动机怎样和现时的存量一起共同决定未来的存量。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不关心人类行为动机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只关心人类行为动机格局是什么。



有些概念的存量相对容易度量，例如一国的财富，总能从实物或价值角度它的多寡。再如技术水平，哪怕是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21世纪的技术”这样粗略的标准，人们还是能区分一个共同体的技术水平存量的高低。

有些概念的存量则很难度量。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而言，存量被假设为其制度化的程度。它不精确，但能表现事物的现状。例如，资本主义概念其存量就是资本主义内涵在现时被制度化的程度。人们只能间接地从资本主义概念在共同体中制度化的程度来做大体的衡量。但无论如何人们总能根据一些指标判断出哪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程度高，哪些程度低。

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从20世纪末至今，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在逐渐被量化，尽管量化的过程绝不容易，尽管有些被量化得非常粗略。但是这种“粗略”比起以前的“从不量化”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跨越。



增量是将要增加（或减少）的量，是存量的变化程度。社会科学由许多概念，增量只能直接表现为现在时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需求、要求或行为动机的程度，它不精确，但能表现事物将要发生的变化。例如关于人类价值观的许多概念。

按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要求，社会共同体的需求、社会共同体的选择不是单靠理论家的观察和归纳得出的，而是直接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自主表达的个人需求进行加总而得出的。因此，度量社会共同体的某种需求的程度首先须度量社会共同体各个成员的这种需求的程度。各个成员的这种需求的量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是可以相加的，也可以进行平均数等等方面的数据处理。想一想运用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将个人偏好排序转化为社会共同体的偏好排序的尴尬和困难，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想要对同一个概念进行简单的算术处理，另一个则要对不同的几个概念进行复杂的数学处理。按概念间的数量格局的要求分别对各概念由个体的量加总为社会共同体的量，不存在不可能性或障碍。



我们承认增量要受存量的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增量绝不是仅仅受存量的影响。科学的做法是把它们都放进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中去考察。在一定的时点，概念的存量是相对固定的，概念的增量的变化频率却很大，因为决定增量的另一个因素-----人类行为动机瞬息万变，只有增加度量次数才能保证共同体的行为动机的一定的度量准确度。

未来是人们现在的追求和人们过去的追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十二、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









科学具象思维仍通过确定概念间的关系来描述现实的事物间的联系。它首先要确定概念间的准确的演绎关系，这是它进一步研究概念间的数量关系的基础。但它没有了传统抽象思维的那种不停地归纳的倾向，它知道演绎关系只是代表事物现实联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数量关系。确定演绎关系主要是由研究主体来完成的。客体自主表达偏好是在演绎关系中若干个不可归纳的并列基本概念的范围内进行的，它最终是用来确定那些抽象演绎难以确定的关系。客体表达的偏好如果不符合演绎关系，就不是真实的偏好，是无效偏好。在演绎关系的最顶端是若干个不能或无必要再归纳的并列概念，演绎只能说它们是并列关系，仅此而已。最终完成对最顶端的几个并列概念数量属性的度量要依靠客体的真实表达。进一步描述这几个并列概念间的关系要依靠新的综合方法。这种方法描述它们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



传统抽象思维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综合时总摆脱不了各个概念具有相同数量单位的假定。有些情况下，综合虽然不做直接的简单相加，但还是暗含着那个单位同一的假定。那么又要探究概念间的数量关系又要放弃概念间具有相同度量单位的假设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于科学具象思维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的确定。

若干个相关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是：用抽象思维方法形成了若干个并列概念，每个概念的数量属性有一个绝对的数字度量或表明程度的语言度量，在各个时点各个并列概念有不同的数量属性状况，它们是相互对应的关系，将各个概念的在某一时点的数量属性并列在一起就得到了这些概念的在这一时点的数量属性格局，随着时点的变化数量属性格局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概念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就体现在它们的数量格局及其变化上。一些概念的数量程度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另一些概念的大小程度不等的变化。探究这种变化的轨迹是准确预测事物发展的基础。



对于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社科学而言，概念之间可不再为了寻找相同的度量单位而不停地归纳共同性。每个概念可以有相同的单位，也可以有不同的数量单位。

纵轴的高、中、低并不是对每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统一度量，每个概念完全有自己的衡量高、中、低的标准。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格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概念１，对应着某种程度的概念２，同时对应着某种程度的概念３，……对应着某种程度的概念m。由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其中一个概念的量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其它概念的量的不同程度地变化，于是概念之间会呈现另一种数量关系格局，许多个这样的数量格局就显现出概念之间关系的某种复杂的规律性。不能认为没有传统数学模型就没有概念之间数量关系的规律。不能认为没有相同的度量单位，就没有概念之间数量关系。这时的数量关系就是概念之间数量程度的对应关系，现实的事物之间原来也是这种共同的广泛的对应关系，其中一些事物的变化会引起其它事物不同程度的变化，就会形成新的对应关系，只有当我们片断地隔裂地看待这些对应关系时，才有了所谓的因果关系，只有当这些对应关系被简化、被特殊化时，才有了某种数学模型来代表概念间的数量对应关系。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当现实要求我们研究多个变量共变的规律时，那些片段的因果关系、特殊化的数学模型不但是无用的，而且会把人们的思维引向偏离现实的老路。



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思想虽然蕴含着思维方法的重大革命，但在以前却没有现实应用的意义，因为人们掌握的思维工具无法描述这种事物间的复杂的对应关系，也无法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实践。现在则不同了，大规模计算的技术和统计的技术使人们可以越来越精细地描述这种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并得出多个概念的数量程度共同变化时的规律性认识。



十三、数量关系格局的几个相关概念



几千年来，数学都是研究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和概念间数量属性关系的专门学问。数学家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力图使数学成为实用性最强的学科的努力！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数学的不断进化几乎没有拖过人类思维进化的后腿，反过来倒是这门只研究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学问给了研究整个概念性思维方法的思维科学以诸多重大启示：初等数学为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研究概念外延的片段的数量属性提供了足量的精巧工具；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又为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找到了绝妙的佐证；现在离散数学也为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研究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做了先期的概念准备，并为精确意义上的科学具象思维片刻也离不开的计算科学奠定了方法基础。

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数学的应用范围，离散数学定义了一系列和传统初等数学、高等数学完全不同的数学概念，其中有些概念早在19世纪甚至17世纪就已经产生，但真正激活它们的是现代计算科学的发展。我们曾说科学具象思维的数量属性格局已不是传统的数学关系。但从新数学概念的角度看，概念间的数量属性格局仍是数学关系的范畴。

1、 数理逻辑：

自然语言将命题表达为具有确定真假意义的陈述句。若该语句表达的意义符合事实，就称其为真命题。若该语句表达的意义不符合事实，就称其为假命题。在数理逻辑中，用0表示假命题，用1表示真命题，称0和1为真值。这时的0和1已不再是实数意义上的0和1。同此，数学用许许多多有准确意义的符号替换了有歧义的自然语言从而开始涉足有悠久历史的形式逻辑领域。数理逻辑也被称为符号逻辑，是用数学方法研究推理形式的科学。

2、笛卡耳积：

集合是现代数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从集合角度，我们有了和传统数学完全不同的乘积概念------笛卡耳积：设n≥2，A1，A2，---An是任意集合，它们的笛卡耳积A1×A2×---×An定义为 ＜x1，x2，---，xn＞∣x1∈A1∧x2∈A2∧---∧xn∈An。

3、关系：

“关系”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词汇，数字之间的关系包括等于关系、大于关系、小于关系等。从集合的角度看，我们并不注重各种关系的具体含义，而仅仅关心哪些对象之间具有此关系，因此可以把关系抽象为有序n元组的集合。在此基础上，再深入研究复合关系、自反关系、对称关系、传递关系、等价关系、偏序关系等等特殊类型的关系。

4、代数系统：

所谓代数系统就是由一个非空集合S以及定义在S上的某些代数运算所构成的系统，通常用集合以及集合上的运算来表示代数系统。例如，如果集合S中有两种代数运算，一个用“+”表示，另一个用“*”表示，则该代数系统可记为（S，+，*）。

在现代计算科学中，存在着不计其数的代数系统。人们研究这些代数系统时，不是针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代数系统加以研究，而是研究一类一类的代数系统的共性和一类代数系统所具有的运算规律。这些分类包括群、环、域、格、布尔代数等。我们理解代数系统的运算时应格外注意，这种运算强调的是参加运算的元素与运算结果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具体的运算过程。这种运算的涵义非常广泛，不仅可以是数值运算、矩阵运算、集合运算，还可以是各种操作，只要指明了对应关系，就可以认为是确定了运算。这是代数系统应用广泛性的基础。

5、图论

在电子计算机科学迅猛发展的促进下，作为离散数学重要内容之一的图论已被迅速有效地应用于众多领域。科学具象思维的多个变量相互影响、共同变化的数量关系格局就有些类似关于图的描述。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将它们看作点（事物）和点与点之间的连线（事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图。这样的图与几何图形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只关心点之间是否有边（事物之间是否有联系），而不关心点的位置和边的长短及曲直，它是我们描述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我们对图的更进一步的规律性的认识是通过通路、回路、图的连通性、图的遍历等一系列概念来完成的。

人们都崇尚思维的系统性，但通常所指的系统性往往是一种线性系统，线性系统是脱离现实的、虚假的系统，它一次只考虑两个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更接近现实的系统是图系统，它同时考察所有相关事物的联系。



我们简要介绍以上几个基本概念，主要目的是开启人们认识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的思维习惯，而不是企图把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视作离散数学的一个具体的应用领域。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已经能为我们这种新的思维习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展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今后的着力点是如何实现新的概念性思维与计算技术的优良对接。既熟悉社会科学概念又熟悉计算科学的人群在以极快的速度膨胀，只要我们能真正认识形象思维概念、抽象思维概念、科学具象思维概念的本质，我们的社会共同体就会很快进入一个全新的、更接近真实的思维天地！

十四、预测性与数量关系格局



人们对事物发展的预测性直接来源于他们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的可重复性的认识。已经发生过的从来都是预测的基础。抽象思维方法如此，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也如此。

过去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事物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过去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强一些，哪些弱一些。我们由此就能知道，哪些事物的变化会带来另一些事物的变化；我们由此还能知道，哪些事物的多大的变化会带来另一些事物的多大变化。

传统抽象思维和科学具象思维的区别是，后者同时考察所有相关因素的变化以及变化和变化之间的对应性。

随着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进化，各种类型的数量关系格局极其变化轨迹的统计资料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准确。相应的，人们只要养成科学具象思维的习惯，再借助计算机这种思维贮存方式，预测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广，预测的准确度就会越来越高。

关于多个变量共变时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预测性，计算科学领域有更加标准化和形式化的描述，并且对其规律性的研究的推进速度非常令人高兴。我们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发展概况，供特别有兴趣的专业人士参考（详细内容可以参阅：1、Chen XJ,De Giacomo G. Reasoning about nondeterministic and concurrent actions:A process algebra approa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99; 2、Feng Yuan,Ying mingsheng. A process algebra approach to reasoning about concurrent actions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冯元 应明生 《基于进程代数的并发行为推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大部分读者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面对多个变量共变的并发行为，计算机科学的并发理论用带全局状态的进程代数PGS（process with global store）描述动态系统。这种形式化方法将进程代数的基本概念与行为推理中典型的描述方法相结合，从而允许我们用适当的控制结构来组织系统，比如顺序复合、并行复合、不确定选择等。PGS中的动作（action）分为原子动作（atomic action）和同步动作（synchronized action），同步动作是原子动作的多重集，同步动作对全局状态的贡献相当于各部分原子动作贡献的复合。通过对变迁语义的定义，PGS可以描述复杂的多个变量共变的动态系统，并对系统进行推理。

在带全局状态的进程代数动态系统PGS中，系统的一个特定状态称为格局（configuration）,格局表现为一个二元组 （p , s） ,其中p称为进程（process），描述了系统在该状态下所有可能的行为；s称为全局状态（global store），是Prop(设Prop是简单命题的有限集合)上的一个“解释”，即从Prop到真值集合（tt , ff）上的一个映射，它描述的是系统当前所处的状态，包括外部环境的状态等。当系统执行某一动作时，进程和全局状态会同时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格局的演化。

对格局之间的互模拟的探索能使我们关心的格局的预测性走向深入。进程代数是使用变迁系统来定义格局之间的强互模拟的；由于一个系统所可能做的动作不一定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也由于准确地确定系统的所有动作是非常困难的，进程代数还定义了格局之间的弱互模拟。



十五、需求交替假说



为了减少对客体自主表达的真实需求的计算和统计的复杂程度，也为了更方便人们判断每个客体的自主表达是有效表达还是无效表达，对五花八门的人类需求做一定程度的归纳是必须的，需求交替假说就是其中的一种归纳结果。

人的基本需求是作为自然人的需求和人作为社会人的需求的统一。人类有五种基本需求：人作为自然人即生物体有器官上对物质的需求（也包括情欲）；人作为自然人有满足好奇心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延伸是探索和创新；人作为社会人，作为相互发生关系和联系的群体，有相互依附的需求，表现为对他人依赖、服从、佩服的需求以及被他人依赖、服从、佩服的需求；人作为社会人有自由的需求，这是和依附需求相反并减弱人与人之间依附关系的需求；人作为社会人有要和他人完全一样即平等的需求，平等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自然需求可以概括为物质需要和探索创新两个变量；社会需求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依附三个变量。

现实的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现实的人同时具有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这五种基本需求。不同的人这五种需求的强弱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点这五种需求的强弱不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由个体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五种需求的强弱也各不相同。但总体上这五个变量是同时存在和互动的。互动的规律性极其复杂，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根本无法描述这种复杂的运动规律，它往往将其简单化和片段化。

对这五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考察包含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存量是共同体的过去的基本需求的积累。物质需要的存量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自由、平等、依附的存量主要是三种人类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制度化的程度，包括内在制度（习惯、风俗等）和外在制度（法律等）；探索创新的存量一方面表现为物质财富中的技术含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系统化和人与人之间科技关系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制度化的程度。

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这五个概念是抽象思维进行归纳的结果，但进一步的思维就放弃了寻找它们共同性的抽象方法，转而跟踪描述五个概念的不断变化的量的格局，例如，按需求程度由高到低，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是一种格局，探索创新、物质、依附、自由、平等又是另一种格局，等等。

现时点的由共同体的成员自主表达的各种需求进行加总而得出的五种需求的格局叫增量格局。一个共同体在某时点的增量格局是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这五种基本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相互作用的过程极其复杂，把对这个过程的简单化和片段化的描述当成社会变化的普遍铁则（如历史唯物论所做的那样）是社会科学常犯的严重错误！虽然这五个变量的不同的存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增量（也可以是负增长）的不同增长速度的格局（现时的五种需求的格局），但一个共同体的基本需求的存量格局绝对不等于该共同体在现时点的基本需求的增量格局。并且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在某时点的五种基本需求的增量格局，不用从存量格局出发进行推演的方法，而是通过直接统计人们的有效的自主表达来完成。如果人们现在的增量格局与存量格局有了较明显的差别，就应该及时调整目前的存量格局，形成新的存量格局。增量格局与存量格局明显的差别、不匹配是重大社会冲突的根源。改变一个共同体多数成员的目前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内在需求（需求的增量）比改变内在或外在制度（人们以往的需求的存量）要难得多！企图用落后的制度系统（存量格局）压制或改变一个共同体的五种基本需求的增量格局，而不是使制度系统（存量格局）适应增量格局，是历史上许多社会灾难的根源！做得最好的时候也顶多是转移和拖延矛盾！

考察五个变量的互动关系，要分三种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思维方法：1、解释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研究的客体和对象是先人们留下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资料，象自然科学那样的严密的抽象思维方法和非线性思维方法是应该走的研究途径。得出的是过去或现在的存量格局。信息资料不全就不能追求结论的唯一性，而要提出在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模型。2、探索当代的或现时的五变量增量格局及变化的规律。研究的客体和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选择，不能采用传统的先假设3个变量不变再考察剩下的两个变量的互动关系，而要运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考察五个变量共变时的互动格局。要让研究客体自己表述出他们各自的需求格局，表述出他们的个人的各种选择的强度，这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民意调查来完成的。用这种方式发现五种需求的格局可能优于各种主体观察客体的方式。难点在于个人选择如何转化为社会选择，但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按一定的近似程度将个人选择加总为社会选择，因为我们是把格局中的同一种变量分别相加减，它们的数量单位相同，可以直接相加减，例如，各个个体的依附变量可以加总，各个个体的自由变量可以加总，最后得出的仍是一个格局，是现时点的共同体的总的增量格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得出的社会共同体的选择比理论家观察得出的更接近真实。不断从个体需求格局统计计算出社会共同体的需求格局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基础。3、描述人类社会的远景图画。对每个变量的抽象演绎结果和当代人对未来的期望可以粗略地呈现几幅图画，但后人的增量格局（这个增量格局已经包含了当前的存量格局的影响）才决定“将来的现实”。

可以初步确定的是，这五个基本需求的增量的相互的量的关系是有其自身变化规律的客观关系。这五种基本需求中某些需求强于和高出其他需求的情况是交替出现的，某些需求在某一时期高出其他需求实质上是向五种需求的客观均衡关系的归位和调整。不存在某种需求比它种需求高级的结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只是在需求交替的频率很慢时对需求变化的片段地、静态地描述。交替和不停地趋向于五种基本需求的某种均衡状态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来看，纯粹的封建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依附关系，每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都被定格在阶级层级结构的固定位置。在多数人对于自由、平等、物质、探索的需求还没有足够大的时期，封建主义制度系统除了有效满足了人们的依附需求，也为其他种有限的、不大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狭小空间。

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自由的需求，它把人们的依附关系完全以经济价值形式来表现，除了价值的依附关系以外，人们在其他方面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将五种需求都价值化了，应该承认，价值化是一种精巧的制度系统，它为五种需求都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现代人类五种需求新格局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系统或价值化制度系统，已不可能单独包容或衡量人类的五种基本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明明在改进五种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进步而经济增长率等价值指标却始终低迷和令人丧气

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平等的需求，也排斥自由和封建依附关系。

纯粹的科技主义制度系统也尽力使知识探索和创新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制度化，它起着强化探索和创新需求的作用。

纯粹的物质需求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源于自然人的物质需求只是现实的物质需求的一部分，现实的物质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人类其他需求的物化形式或存量。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制度系统只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一种便利划分和概括，现实中不存在较纯粹的社会形态，经常的状况是一种混合社会形态。现实中的人们的追求或需要也大都是五个变量的不同量的特定组合。当然，在五个变量的互动中，某个变量可能在一定时期呈现出超出其它变量的情形，但这不能抹杀其它变量的存在和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都是一种制度系统，具有平等性突出特点的制度可以归入社会主义系统，具有依附性突出特点的制度可以归入封建主义系统，具有自由和价值性突出特点的制度可以归入资本主义系统，等等。用简单化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的所有制概念来区分这几种主义不是科学的方法。在概念系统上，我们必须习惯于将所有制或产权制度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法律系统或制度系统。传统的产权语义指向（即归XX所有）是所有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换句话说，所有制或产权不仅有第一顺序的语义指向人，还有第二甚至第三顺序的语义指向人，一、二、三的区别只是一个共同体的制度系统所规定的产权的利益相关程度和支配力大小的区别。我们所说的所有制或产权的清晰，不是明确了产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就完事了，还必须明确第二甚至第三顺序的语义指向人，还必须明确界定这些产权语义指向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李四是私营企业主，他就是产权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而企业员工可能就是第二顺序产权语义指向人。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来传统的产权概念还有什么意义？的确，我们就是要抛弃这陈旧的产权概念，树立现代产权意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这么做了，只不过理论和概念系统远远滞后而已。简单地以第一顺序的语义指向人意义上的所有制形式来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是人类思维的一大错误。历史唯物论关于几种主义历史替代必然性的结论更是单纯抽象思维方法对真实社会的简单化的误解。我们区分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制度系统的主要标准只能是看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全部制度哪些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性？哪些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依附和等级性？哪些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由和价值性？等等。在一个共同体的全部制度系统中，往往是有些制度体现社会主义平等性特征的程度大一些，有些制度体现资本主义自由和价值性特征的程度大一些，有些制度体现封建主义依附和服从性特征的程度大一些，有些制度体现科技主义探索和创新性特征的程度大一些，等等。

特别在当代中国和西方社会，五种变量混合的社会形态比较明显。五个变量同时作用、互相影响，共同决定了人类社会基本需求的大体格局，从而也决定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大体状况。一般而言，五个变量不是哪个比哪个高级的关系，每个变量长期高出其它变量后都会出现其它变量的高出，高出是交替出现的。现代条件下交替的频率要大大快于以往。也因为如此，社会科学要充分发挥其研究客体具有能动性的优势，设计出尽可能完备的话语信息传递系统，顺畅地获得各个时点的单个客体的五种需求的格局，并且进一步通过引入不同假设获得各社会群体的五种需求的格局。以前的理论家、政治家甚至企业家因为概念系统或思维系统的严重不完备，获得各社会群体需求格局的努力经常在两个方面受阻：一是没有对人类行为动机做出准确的符合逻辑的抽象，归纳的人类需求概念经常或重叠或交叉或遗漏，形不成完备的概念系统，当然也形不成确定社会群体需求格局的信息传递系统。二是严重忽略人类客体不同于自然客体的那种能动性，从而严重忽略人类客体传达信息的话语形式。研究主体（理论家等）完全高高在上，没有通过系统组织客体的话语形式来获得偏好信息，而主要通过观察客体行为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判断社会偏好。由于人类客体因能动性而导致的高度复杂性，这种方法的准确性较差、成本较高，有时甚至是以社会群体几十年的灾难性动荡为代价。直接从民意测验等话语形式得出的个人意愿在社会意愿的形成中的作用要远远优于理论家对社会的观察。

好文章

太长了,复制下来回去慢慢看.

好东西，下载了，谢谢三石一号。

请问这是谁的文章？是楼主自己的大作吗？

辛苦了

thanks

太长了，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觉得有些道理，不过我有一点一直在想，人们在总结思想史时难道不是按照归纳总结的方法，在研究思想吗，如果这样去想的话，那么总结思想方法的途径是不是又陷入了单一，固化的方法，这样去研究思想方法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完善的？

还有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面对的生长环境不同，思维空间不同，对事物的思考角度却或多或少的有些相似，因为人类社会自从其有就有着某中思维方法是符合人类思维角度的，这是人类思维的固有属性，它是属于人类的，在这期间有很多思想家，他们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分析，给人们留下思想遗产，从此人们就或多或少的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好的说，是继承了优秀的思维方法，坏的说，是被那些思想家的思想奴役着，人们在这其中挣扎，到底人们应该有多少去学习，而有多少又应该自己去思考 ，不学习别人的思想，就像一个人用指甲去剥苹果，剥的费事费力不说，苹果也弄的惨不忍睹。而用别人的思想去思考问题，又好象是用一把利剑去削苹果，总感觉不是很顺手。人们不仅应该去学习别人的思想，学习的同时应该问自己他的思想是怎样去思考的，对于我来说，他是否能起到好的效果，我在不断思考的历程中，也应该试着用自己的想法去思考，跟着感觉走，有些应该是属于你自己的。形成自己的思维方法不容易，你必须不断的去想，去磨练，同时也要不断充实知识，这样才不至于偏颇，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是朱奇《思维方法高级教程》旧版中的部分内容。新版更严谨、更成熟、更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