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买的危机http://blog.sina.com.cn/leninchu1919

张维迎在前两年的改革争论中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赎买”论，即对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的权力阶层进行补偿，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大多数人的猛烈抨击，因为当下一切对现实生活有着直接感受的人，都很难接受张先生的这一理论，因为这无异于让所有的人承认，在当下的社会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一群人还要以所有人都被迫接受的方式来继续合法的获得更多的利益。
如果跳出感情和良心的范畴，从最冷酷的理性角度去考察这一理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理论的危机。赎买理论的实质就是用经济利益对现有掌权者进行赎买，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而所谓改革在张先生那里当然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市场经济、民营经济、产权改革等变化。张先生冀望通过赎买使得中国过渡到所谓完整的市场经济模式当中去，这一过程的完成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赎买所付出的成本。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张先生对于当下中国需要赎买的对象的划分是一厢情愿的，当权者在中国的含义并非张先生所认定的那样清楚明晰。中国当下的当权者是一个庞大的集合体，政治权力与经济和文化权力合成一体，成为当下的既得利益者，而并非只有官员阶层才是所谓的掌权者。如果赎买要进行的话，那么其对象绝对不可能是仅仅是官员而已，但如果对这一集合体当中的所有成员进行赎买，那么由此付出的代价中国的公众是否能够承受是大为可疑的。
其次，如果要赎买，那么谁来赎买？面对牢固的既得利益的共同体和牢固的掌握着各种权力的共同体合为一体的现实，赎买只能是自我对自我的赎买，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损失开价然后对自己进行补偿。这种方式显然是缺乏最基本的合理性合程序正义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被赎买者自身，没有人能够控制和监督这一程序，这样进行赎买，显然是极度危险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当中，没有谁能够对结成一体的掌权者进行约束。
再次，赎买过后被赎买的所谓权力阶层和既得利益者是否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支持张先生心目当中的所谓改革目标的呢？实际上，在张先生提出赎买论之前，事实上的赎买就已经在一种被默认和默许的方式进行着。作为中国最大和最基本的财富，即几十年的建设和大众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国有资产，以一种大跃进的方式、以内部人控制的方式、在缺乏最基本的监督管理程序的情况下被结成联盟的既得利益者们瓜分，而土地、矿产、教育、医疗等资源的现状也同样如此。但是得到赎买的利益的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衷心支持对人民有益的改革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结盟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好处显然只会进一步刺激这些被赎买者滥用权力而不是自我约束乃至自我退出权力的舞台。熟悉人性和现实的人大概很少有人会认为赎买能够真正的起到张先生所期望的作用。
再者，赎买本身显然是极度突破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底线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赎买在事实上的进行，已经使得中国社会的底线完全被突破，各种名义的巧取豪夺和公开强占数不胜数，使得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腐败行为更多更普遍的发生、腐败的程度不断加深、权力的公共性几乎丧失殆尽、权力阶层的成员也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自觉，换言之，整个社会在权力阶层的带动下都已经腐败化，人心的秩序和社会的秩序出现了双重的崩解，局面严峻。而人心的秩序和社会底线一旦被突破，那么重建将是异常的艰难的，付出的代价也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即便赎买能够起到一部分作用，被赎买者支持进行张先生所期望的完全的市场经济改革，但是整个目标真的可靠吗，真的会给所有中国人带来福祉吗？答案显然也是存疑的。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本身的争议就非常多，社会各阶层以至于权力阶层和精英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市场经济本身也并不是天然的善的象征，而建设一个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中国社会当下又缺乏一系列基本的先决条件，比如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分、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能力、真正的理性意识的建立、社会成员规则意识的成熟等等，缺乏这些条件，强行推进所谓市场秩序的建立，结果很难如人所愿。况且，一个好的社会体制是否是市场经济所能涵盖的，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张先生苦心设计的赎买论，其实不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总结罢了，并非是什么新的理论创造，公众对这种理论的感受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之下可想而知，张先生因此挨骂也就再一次不可避免了。况且，张先生的理论前景看起来也并不像他所认识那样乐观，所以张先生还是要对自己进行一下反思，理性并非是为了取悦大众，但是如果以理性的名义冷血的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那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为、更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之所为了。理性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包打天下的挡箭牌，所以，还请张先生遏制一下自己救世主的欲望，退回书斋好好思考吧！

到底谁误读了张维迎

童大焕

张维迎新近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这些言论引起新一轮舆论的“讨伐”，紧接着是新一轮拥趸的反击，几日来公开撰文支持张维迎的有吴向宏《骂倒张维迎，改革问题就解决了？》（《南方都市报》）、邓聿文《被误读的张维迎》（《东方早报》）、盛大林《我为张维迎辩护》（凯迪网）等。有人说，民众对张维迎的误读，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只根据新闻报道来理解张维迎，对他的观点没有一个大致完整的了解；二是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待改革，没有看到改革必须脚踏实地。

我仔细研读了张维迎为了“反击”讨伐而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第一节，呼吁大家“学会理性思考”，但诚如薛涌所言：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是在最不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按他的说法，理性的思考“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然而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过程，哪个国家哪种制度会相信人能“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

张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老百姓的声音全是情绪发泄，读书人才掌握真理。这才有后面的“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说。

在这里，我们必须重申这样的常识：一个社会最大的理性，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任何个人都有伸张和维护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本能和理性。我们常见的国外议会中的争吵甚至斗殴，其实也是出于理性！愤怒本身有时也是一种理性！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把平时被压抑的声音发出来，用一些貌似极端的手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似非常“情绪化”，其实那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任何人都有理性，理性绝不是那些“貌似精英”的专利！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事实上是张维迎精心设计的一个伪命题，今日中国，从来没有谁对哪个没有进入公共决策的学术观点进行过投票。批评和评论是投票吗？其自设命题的用意何在？更耐人寻味的是，张维迎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着三个重要约束，其中之一就是知识约束，“既然没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惟一的选择了”。一边说经济改革受到严重的知识约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又在那儿大言不惭地斥责别人的言论都是情绪，“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如此自相矛盾，实则为精英霸权。为什么公共财产和别人的私有财产你可以“乱摸”，别人就“摸”不得？

改革的真谛在哪里？改革的真谛在于在承认现有“既得利益”（严格说就是实际到手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和平的手段，达成妥协，寻求更为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达到多赢。张维迎丝毫不考虑对当下已造成既成事实的对老百姓的利益受损进行补偿，却对改革可能造成的官员未来利益损失耿耿于怀；张维迎既认为改革的三大约束是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知识约束，却不着眼于改造权力结构，相反主张采取对权力“补偿”的赎买机制。这样的鸵鸟政策，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果实？难道对干部进行补偿了，权力的约束就自动消失？没有谈判和博弈，自己操刀给自己“补偿”，谈何“赎买”？张维迎很聪明，他说：“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可是新的权力结构没有形成，改革的“权力约束”依然故我，张维迎教授打算用什么办法保证这种“补偿”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民众的民主参与，任何改革只会是死路一条。还是叶檀博士说得好：“没有制衡力量的绝对权力导致的不仅有绝对的腐败，还有对于利益的饕餮之胃。对付这样的胃口，除了约束、约束，还是约束。对于权贵阶层的强力约束是迫使他们退回自己领地的唯一办法，否则，他们会圈走所有的草场。”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民众和公共支出的那一份蛋糕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就在于此。

别看张维迎洋洋万言，其实内里大量的逻辑混乱前后矛盾。张维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设下一个个逻辑的陷阱；许多自以为读懂了张的支持者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还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但请先把逻辑理理清。没有逻辑或者不讲逻辑，雄文万卷，也不过是强盗理论。张维迎走到今天，乃是因为其“对于权力阶层以及民意的双向绥靖，既使他丧失民意的支持，也使他丧失了学术的严肃性。有张维迎的支持者褒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能视为可悲的精神懈怠（叶檀）”。邓聿文先生说：“任何事情都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尤其对一个学者的思想而言。”我则想用魔鬼教官黄章晋先生在其个人博客上的“宣言”作为本文的结尾：“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理性与直觉

陈永苗
　　
　　 只看到坏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要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社资争论”有新的含义，与过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义和魔鬼一般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学家的嘴巴上和梦中才有。虽然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场经济”来一推了之。当下当坏的市场经济本身成为一种暗中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时，在老百姓心中，市场经济、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罪名，并不冤枉。
　　有报道说，老百姓越来越对腐败漠不关心。在改革中屡屡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个痴情女子，被骗了又骗，终于绝望冷漠起来，终于把心背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还不会分裂成二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魔鬼统治的地狱王国，一个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国？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层老百姓又没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诉说，媒体又被当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网络发发怨气，辱骂几下子都不行，还被经济学家的理性镇压下来，说成非理性，说仇富破坏共同富裕，破坏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国敌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来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为只有他们先富裕起来，才能带动老百姓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的很清楚，带动共同富裕是他们无条件的义务。这时候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民众的直觉发生了对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民众做出这样那样的牺牲，但是他们还是乐意的，知识分子的理性论证和说理给了他们共同富裕的希望，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一次又一次的剥夺，老百姓已经看的很清楚，权贵资本主义是不会让他们共同富裕的。改革顶多是让他们饿不死，就是保持一个饿不死活不好的水平。当老百姓濒临生存底线的时候，就放水养鱼，一旦存活下来，就开始收紧。国家计委在制定民间经济政策的时候，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让民间争太多的钱。1949年之后土地改革给农民土地和后面收为合作社后来变为国有，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虑。共同富裕了，钱多了，就要求政治权利了。国富民穷，当局认为是最稳定的局面。
　　 当一种政策是良好的时候，其内部肌理是和谐的。当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直觉处于你死我活的时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这时候，应该站在那一边呢，也就是如何决断呢。
　　 如何决断取决于对形势的判断，是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还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对理性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作了很彻底的表达，并不容易驳倒。张维迎的理性和精英论调看起来很不政治正确，但是在张维迎的内心，肯定觉得很委屈，觉得民众如此忘恩负义，自己作为农民的孩子，并没有私心，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却遭受如此的误解和辱骂。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的直觉的你死我活，外在评价和张维迎的内心自我评价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说明张维迎已经成为逆潮而动的反面人物，还对改革中的指点江山激扬国策的美好记忆恋恋不舍。
　　即使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张维迎的理性能说服谁？只有知识分子。
　　为了对付极权主义，改革开放的自由主义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成为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认为，只有观念才能改变观念，但是哈耶克也认为这个也只有对知识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从极权主义的迷梦中挣脱出来。知识分子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一旦知识分子的观念改变了，民众也风行草偃，也就变了。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应该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众的投票，民众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确利益，需要经济学家的代为决定。当知识分子的理性或观念，和民众的直觉或道德判断，发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冲突，经济学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沦落为人人辱骂的野兽，这时候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丧失殆尽，如何用理性引导老百姓？张维迎说，知识分子要用理性引导老百姓，问题是老百姓都把张维迎当成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了，还如何引导。
　　 理性和启蒙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不是什么观念都可以启蒙。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一些不可启蒙的自然正确，只有用利益才能说服。没有带来利益，反而丧失很多利益，理性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启蒙的地方，张维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识分子听张维迎的都拚老命维护经济革命，维护市场经济，甚至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只会造成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对立。
　　张维迎想通过讨论形成共识，是在意淫，先不说诸神之争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识分子赞同，民众也会对全部知识分子和理性开战，发生叛乱分裂成两个共和国。讨论形成共识，无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识形态的压力，压倒民众和为民众的代言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能够全民参与讨论，那也是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操纵之中。张维迎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某某人领导改革。
　　 张维迎也提到：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如不补偿，他们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张维迎说去满足，去喂饱，用人血去喂饱，用生命去喂饱他们，他们吃饱了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就变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阶层的欲望来补偿，然后获得政治改革的机会？张维迎还是必须面对一个心理条件，从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隐性承诺：政府官员只能大公无私；到了改革时代，人们认为官员要那么多钱就下海去，要当官就是要大公无私。
　　张维迎的补偿论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来敲诈人民，用人民的税款来进一步威胁人民。张维迎高举理性大旗和高谈赎买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他用理性说服老百姓彻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争去满足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的贪欲。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才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则权贵资本主义一发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为经济学论证，人性是自私的，那么肯定不会同意共同富裕，那么只有政治对抗，只有维权，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让权贵资本主义妥协下来。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补偿论不是服从价值判断而进行的，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赎买强势方操纵公共政策和延误改革时机的权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补偿论超越了底线，超越了改革的正当性，超越了原来的目的。
　　 如果说张维迎的补偿论，不局限于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赎买，还涉及到对政府机构改革中将要裁减的一般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的补偿，也是有问题的。这种补偿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是火上浇油。丁学良告诫说，过度持续不断给既得利益集团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即将颁布实施的《公务员法》将是政治社会稳定程度而划定公务员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势稳定，那么事业单位人员将完全丧失体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势不稳定，那么圈子划大一些。留在圈内的，工资大幅度上涨，剔除在圈外的，就丧失了体制利益。这样一来，就为当局带来来大量有知识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丧失体制利益的事业单位的人，他们看到有幸留在圈内的人工资大幅度上涨肯定心理不平衡。
　　张维迎是知识分子，还是幕僚？知识分子秉持的是正义，维护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他的任务是批判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说话。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管理问题，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为政府去考虑，就应该严守迁徙自由的底线，至于如何解决底线以下的管理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这些管理问题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幕僚则是奴才，谁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经地义，即使出卖灵魂也没有人奇怪。张维迎明明就是一个幕僚，没有奶也自觉地拥抱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腿，还以民族和国家的立法者自居，觉得民众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识分子。一个农民的孩子，会想方设法去论证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应该想尽办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饱一个恶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实在想不通。
　　 权贵资本主义只有贪欲，哪有什么民族共同利益。他们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让底层做包身工饿不死，如果饿死了，他们就没有劳动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饿不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最高点，可持续性的长久的利益最高点。
　　民众凭什么听你的，张维迎们有足够的道义权威么？当张维迎大声叫卖理性和共识的时候，他们能够为权贵资本主义作担保么，他们能够拍着胸脯说，没关系，这些人都听我的，你们吃不了亏?要不然凭什么喊话？张维迎貌似公正，不过是祸国殃民。共识和理性，不过是一次一相情愿，沉湎于民众依赖知识精英的过去美好时光，错把杭州当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记忆犹新。她说有一个古老的乡村来个一个巫婆，苦口婆心的劝村民向上，说自己能够指引他们上天堂，这些村民相信了，跟着巫婆来到很远的大山里，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丽得如梦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城池的门口有一雄伟的的桥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个一个通过桥进了城池。母亲最后说出来的话让我吃惊，原来这个城池修炼了千年硕大无朋的蛇妖化成的，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是蛇妖的眼睛，雄伟的的桥梁是蛇精的的舌头，巫婆是蛇精的化身，这些可怜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么张维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权贵资本主义是不是硕大无朋的蛇妖呢？

如何消除改革的阻力和构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兼评张维迎的“补偿论”

孙兴全

据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历了三次改革大讨论。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场争论。众多学者都观察到这次争论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

既然是利益之争，各种利益取向浮出水面，七嘴八舌，纷纷扰扰就不可避免了。这让一些人大吃一惊：反对改革的思潮泛滥了。吴敬琏胡子眉毛一把抓：有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反改革者有两类，一类是既得利益者，一类是贫困群体，而且这两类人正在结盟，此论被人称为“狼与羊结盟论”。同样是名头很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按经济人和改革之争是利益之争的观点，那就能推论出最反对改革的是干部，工人农民也是帮凶。另外有人作了追加，把“改革的失意者”和下岗工人列为改革的反对派。

如此论调，实属自我树敌，过分夸大了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阻力肯定存在。但是，我们对这样的阻力的分析必须把握三点：其一，利益上的诉求比认识上的偏差更难说服，从这一意义上，旧体制的受益者，特别是受惠于不正当利益的群体是旧体制的拥护者；其二，现行权力结构下，公共权力对改革的操纵和扭曲远比舆论对改革的左右容易，因此，实质性阻力的最可能来自对权力以及权力附属的利益的留恋；其三，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金元政治的渗入决非天方夜谭，财富越多在公共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也越多，成为对公共政策施加有力影响的“大人物”更为可能，由此可以推论，当改革需要削减他们的利益时会遇到强有力的阻击。至于社会上弱势群体，总体而言，即使在新体制中不能受益，旧体制也不会对他们给与特别的关照，从利益关系上，他们不大可能成为旧体制的支撑力量。

消除改革阻力的手段如何选择？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张维迎避开意识形态之争从经济关系上来探讨改革阻力的成因，并提出通过利益补偿来重构改革的动力机制，从纯经济学理论来看，这种思路大方向无可厚非。比如，他说，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这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观点是成立的。不过，更完整的表达似乎应该这样说：“真正的”、进一步深入的改革会使干部的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现行的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协调是共识，这种不协调表现公共权力的边界过宽，约束软化，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这容易导致吴敬琏担忧的“权贵资主义”或吴思所批评的“官家主义”，如果改革能促使政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归位，“革”掉“权贵资主义”或“官家主义”的苗头，干部相对利益当然受损了而且极有可能受损最大。问题是我们改革还没有“深化”到这一步，现行改革举措，结果是让工农成为改革成本的最大支付者。

张维迎这个学派很强调实证的，但是他的实证不实，张拿出过去只有较高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坐飞机的个别案例说事，却故意回避干部得到的更大实惠，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干部的职务消费奢华程度也是过去远远不及，市场化改革还隐藏着“权力市场化”的巨大空间，不少人在这一空间斩获颇丰，在其它群体“铁饭碗”大多成为历史的记忆之时，干部职位因最为安全，享受各种保障最为齐全而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张维迎错把“将来时”看作“进行时”，即使空有一肚子经济学，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得出与真实大相径庭的判断。

一般而言，以补偿或赎买的方式来消除改革的阻力和社会冲突，降低改革的机会成本，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成立的。但是，张维迎说：“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这只是一种价值判断或利益主张，而非实证结论，价值判断不一定有人买账。实证方法的结论是拥有谈判能力者才可以得到补偿，谈判能力越强得到的补偿越大。干部是否得到补偿甚至利用改革来进一步获得超额收益不是因为其“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而是其过于强大的谈判能力。这种谈判能力包括政治权威、直接操作公共事务的“内部人控制”、信息和话语权优势、要挟能力等。在实证上我们还可以用反面例证来证明补偿既得利益的诉求不是能够全部落实的，如房改中的补偿，干部群体一般能兑现，还可以大建集资房来取得超额收益，但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丧失福利分房的既得利益，要承受房地产商的“高价暴政”，甚至集资建房也不被认可。

所以，实证分析的结论是：补偿主要不是服从价值判断而进行的，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赎买强势方操纵公共政策和延误改革时机的权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那么按此推论，改革的正当性成不成立？改革的正当性当然包含一定的价值伦理，但是这种正当性的实现也是一种实践或实证过程，或者说只能在实践中发生。

张维迎的补偿论实际暗含了一个前提：权力结构既定。在这一假定中，以干部为代表的强势方谈判能力不会削减，而其它社会群体的谈判能力也不增强，所以补偿方向只能朝强势方倾斜。权力结构既定论显然不成立。这次反思改革的大讨论既是实现权力均衡的诉求，也是一种实践，它意谓着公众的改革参与意识在增强，信息和话语权的垄断正在被打破，而行政体制改革也有了越来越强的推力，高层决策者对群众的利益诉求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如分享式改革、改革应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保证改革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等。实际上利益结构也在调整，如免除农业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也证明了长期居于弱势的群体谈判能力并非既定而在增强，他们所获的补偿也在增进。

评论家赵牧对改革有这样的理解：改革是在原有规则之下游戏不可持续，为了使游戏继续下去，必须构建新的规则。为什么改革成为必要，或者原有规则无法继续？我们可以从资源配置效率和政治收益两方面理解。扭曲的利益结构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丧失，如寻租理论证明，权力能够带来超额收益或租金，人类社会容易陷入一场“负和游戏”，使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大于利得。再如，不被谈判能力越来越强的群体认可的超额收益存在会使公共政策实施成本大幅提高，说服或强制公众接受扭曲的利益结构的交易成本的上升也是一种浪费。

从政治收益角度来看，要追求有影响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团体的支持，如果原来处于弱势的群体谈判能力在增长，公共政策就会更多地照顾到这一群体。否则就是政治收益的损失，这种损失还包括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资源配置优化所带来的发展也是获得支持的政治收益，值得追求。从以上两方面考虑，随着权力结构的演进，追求效率和收益的改革就发生了，原有利益的调整也不可避免，张维迎的“补偿论”就不是铁定规律。

朝前看，在权力结构均衡化的过程中，公共政策必将越来越具有普世价值，改革也必将拥有最广泛的利益主体而获得民意基础，而具有民意基础的改革也应该具有最强大的动力，这也是改革步入正当性的过程。张维迎所谓“科学不需要投票”这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和偏见，已经落伍了。

张五常接受人物周刊采访称郎咸平不懂国资流失

人物周刊：去年，北大的张维迎提出并不算新颖的观点，『尊重既得利益，并考虑予以补偿，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招致大面积的批评，你如何看待他的上述观点？
　　
　　张五常：张维迎是很好的学者，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普遍的经验，从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制度，对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绝情，因为假如他们激烈反对，不但改革受阻，难以进行，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很多事情。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当年曾建议用钱赎买他们的权力，但有人说情理、道义上说不通。回避问题的结果，是贪污盛行。他们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你不考虑给他们明补，他们自己就会『暗补』，包括腐败贪污、子女经商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从结果上看，哪怕多给他们一点钱也没有问题，否则，看不见的手伸来伸去，是贪之不尽的。
　　
　　后来朱镕基处理得好，我是大致满意的，当然贪污还是大量存在。亚洲的贪污是世界闻名的，比起印度尼西亚、泰国、台湾，大陆官员可能比下有余。
　　
　　人物周刊：很难想象您的这一看法符合事实。在一般民众的直观感受里，贪污问题并不让人乐观。
　　
　　张五常：你们看错了。我的学生不少是亚洲国家的财政部官员，你要是听到他们跟我讲的那些故事，你一定会吓坏的，他们的问题不仅是大面积的贪污，而且把贪污制度化了，改起来是很难的。中国的贪污故事我也听多了，但现在确实改了不少，还有继续改进的迹象。在这个问题上，要站得远一点才能看清楚的。老百姓痛恨贪官，从情感上我是很能理解的。
　　
　　有不贪污的好干部，而且应该是占大部分的。我认识的大陆官员，有不少是这样的。我对中国的腐败印象真的不是那么差。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这个说整个国家不行。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怎可能避免呢？要补充的是，不要一贪污，就抹煞他的全部功劳。

茅于轼：忆峥嵘改革岁月中的张维迎
......

前面说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只是改革目标的确定，一旦目标确定它的用场就很有限了。目标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动态问题远比静态问题难解得多。中国的经济改革内容非常丰富，这是人类历史中几乎是惟一的现象。但是要科学地总结并不容易，至今还没有看到对这一动态过程的理论归纳。如果说中国人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要从改革转变过程中的博弈去发现。

　　在改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豪富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 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在这场争论之中张维迎坚定地站在维护原定改革方向的一面，受到不少误解。对他的主要批评是认为他是为富人的利益说话。其实，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相反有些讨好公众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说假话，把是非搞乱。这才是危险的。我们在全力以赴地保护穷人的时候（我国穷人的权益常常严重地被侵犯），不能侵犯富人的权益。如果我们不是把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而是彼此对立，发动工农大众清算富人，我们将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彼此残杀的历史，人的心思都用来人斗人了，还有什么功夫去想怎么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

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改革前谁有胆子当富人？当了富人就要挨批斗，不但自己挨批斗，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代代下去都不许上大学，不得参军，更谈不上出国，甚至还要挨批斗。所以改革前中国已经彻底地消灭了富人， 真正变成一个穷人国了。今天的富人全都是过去的穷人变的，甚至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弱势群体”变来的。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门路进政府和国营企业的人才去创业做生意。难道我们还想回到那种状态吗？ 我们愿意穷人永远当穷人，还是有希望变富人？ 当然是后者。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会上总有穷人。不论这个社会有多富，穷人还是难于避免。至少未来五十年里这种状况是很难改变的。

　　不谈学问，就拿做人来讲，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他自己就是从陕北一个穷山沟里苦读出来的。我前年想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得到张维迎慷慨出资十万元。他不但自己出资还帮助我募款一百万。他那热心扶贫的精神使我极其感动。我想这和他的出身有关。有些人口口声声为穷人呐喊，但不见行动。不过对社会来讲，一个学者重要的倒不是参不参与扶贫，而是要敢说真话，要有良知，要对社会负责任，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时髦。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

罪状（四）促使腐败现象不断增多

张勤德

其一，他们公开宣扬“腐败次优论”，以使腐败现象不断增多为手段，推进和平演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说，腐败“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大讲：“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张曙光认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提出，要“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以上均引自《中国经济大论战》第七集，第152页）徐景安写道：“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被剥夺，只能赎买，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走向》第46页）。

其二，他们千方百计使新中国早已消灭了的多种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周瑞金为了推动卖淫嫖娼活动，竟向上海市政协提出，要“把日益扩展的地下'性产业’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对其实行阳光管理”（《毛泽东旗帜网》2006年2月8日）。境外网站曾经披露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条诫令》，其中第一条就要求：“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而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为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银河，以捍卫“人权”、“自由”、“现代社会价值观”，“匡正社会道德”的名义，在各种公开场合大肆散布“性自由”观念。她宣称：“任何人都有和除了配偶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无论他是同性恋、异性恋，无论他有什么怪癖，有什么欲望，只要不伤害他人，我就为他们的权利辩护。”一些媒体也争先恐后予以推波助澜，如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就宣称，一夜情、换妻“无可非议”，因为这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

其三，他们利用潜规则称王称霸。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规章制度、关卡禁令明明不起作用，官员们却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对卖淫现象，这是公开的秘密，你说管吧，总也管不住；你说不管吧，有时也抓一抓。这就形成了法制以外的潜规则，若明若暗，似有似无，其中奥妙，深不可测。这必然使腐败现象反不胜反。

其四，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明或暗地极力阻挠反腐斗争。正如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所说：“导致腐败的主要根源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已经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拥有各种利益和影响力的各类利益集团，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或集团已经蜕变成如同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也成为阻碍改革和反腐败的最大的阻力。” （转引自《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第275页）由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而他们的影响，成为腐败现象不断增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提出：“应击破贪官、无良学者和奸商组成的铁三角”（《毛泽东旗帜网》，2007年2月3日），认为他们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导致产生宏观调控措施不能完全见效和腐败问题积重难返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可见，不排除这些阻力，反腐斗争便无从谈起。

其五，他们单纯、过分地强调制度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故意掩盖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腐败现象不断增多的决定性作用。著名西方人士马基雅维利指出，如果存在腐败，任何法律都会失去意义。也就是说，如果缺乏社会道德，法律的作用就会大大受到限制。 这话是有道理的。制度当然重要，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些年出台的反腐倡廉规章制度、党纪国法，可以说多得数不清；处理的腐败分子也是建国以来最多的，可腐败现象为什么还在不断增多？建国的前30年，规章法律要少得多，并且那时制度所规定的权力也非常集中，用“中国戈派”的话说，是存在非常缺少制约的一种“垄断权力”。可是，只要全面、彻底地实事求是，就会承认那时的腐败现象是比较少的。所以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也说：“应该承认，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还比较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领导人。”腐败现象确实历朝历代都有，但它在现阶段的不断增多，又确实与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有关，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与一些领导干部在改革工作产生的失误有关。邓小平说的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忽视四项基本原则，甚至讲得都很少，指的就是这种失误。发展市场经济是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承认发展市场经济之后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腐败比以前严重，能说腐败现象的增多和发展市场经济无关，和改革工作无关吗？人所共知，市场经济有增强经济活力的一面，又有助长唯利是图、权钱交易的一面；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失误，更不用说必然会受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了。勿庸讳言，私有制经济，是腐败现象的重要经济根源；资产阶级的影响，是腐败现象的重要阶级根源；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泛滥，是腐败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由于腐败现象实质上是一种和平演变，而搞腐败对领导干部个人来说是一种“舒舒服服的享受”，因而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由于这条路线实质上是一种和平演变路线，它必然把使腐败不断增多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突破口，所以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路线问题。

路线之所以具有决定作用，在于一定的路线，是一定的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纲领、方针、政策、策略的集中体现；坚持什么样的路线，集中反映了这个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实行什么体制、制度、机制，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所以，它必然决定一切。同样的制度、体制，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为什么大不相同？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在于路线是否正确。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的体制和制度时指出：“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这实质上就是讲的路线的决定作用。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就是说，真正的危险不在于腐败现象的不断增多，而在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补资本主义的课，或者说是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成了“中国戈派”。在苏联剧变中，虽有82%以上的平民群众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却由于占中高级干部76%的“戈派”掌握着政权，使资本主义终于得以复辟。因此，真反腐必须抓住在领导干部中真反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这个根本；真反这条路线必须以在高级领导干部中真反腐为突破口。狠抓这两条，使之相互促进，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在反自由化、反这条路线上软弱涣散，那在反腐斗争中就可能陷入腐败无能的境地。

腐败现象给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大得惊人。胡鞍钢说：“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民主与法制》2004年第4期）。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多元。“尽管中国的工资部分（劳动力成本）极其低，但中国的物流成本并不低，大约占货品成本的30%左右，据报比西方国家还高出3倍”（《中国与世界》2005年第5期）。在物流成本中，行贿受贿所占的比例，显然相当高。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到19.03%。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第326期报道，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至于腐败在促进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等经济和平演变即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危害，更是无法估量。

政治方面的腐败更可怕。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全市200多个科级以上干部，出于多种原因给马德等人行贿的竟然占了绝大多数。此类现象，其他地方当然也有，甚至更严重。这说明，腐败一旦成风，便会形成一种优汰劣胜式逆向选择的体制性溃烂。它不仅是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形式，而且是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从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体制进行改革入手反腐败，把反腐败的实际状况作为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才能既搞好改革，又搞好反腐。

思想上的腐败，是一种内伤，影响力更大，医治起来更难。正因为这样，他们千方百计地动摇干部群众的理想和信念。说什么：“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要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谢韬，《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摆设，一块招牌。现在官方的口号，在民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被当作讽刺与幽默。全民族的思想主流是信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讲理性的搞定哲学。”（徐景安，《中国走向》第100页）“搞定哲学”的流行，既促使思想道德不断滑坡，又表明了这类滑坡的严重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是共产党的党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民魂。动摇、否定它们，实质上是“换魂”。把带经济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即“经济实用主义”搞到“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的程度，说明实用主义的是非观、荣辱观、价值观、道德观，已泛滥成灾，说明“换魂”问题已相当严重。

无情的现实反复告诉我们，能不能反得了腐败，实质上是能不能反得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问题。所以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而且是对其执政合法性的真正严峻的考验，因而直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有权力和义务，站出来为挽救党而斗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反腐斗争中打个翻身仗。

改良与赎买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叶　檀

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化的推进者，则伴随着赎买的改良并不会自动导致新体制的生成，相反有可能造成市场化改革的后退
　　
　　张维迎教授的“赎买式改良论”甫出，就使他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靶心，同时也成为民众情绪痛快淋漓的发泄管道。张维迎的文章要害在于，将改良与赎买合为一体，认为改良式的变革必须依靠赎买才能完成，否则，改革的主导者将没有推进改革的动力，即便勉强变革，也会在实践中被权力阶层怀着不忿之心弄走样。
　　改良与赎买是否真的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这仅仅是一个流传久远的幻觉，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于既得利益的赎买政策被认为可行，是因为有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作为事实支撑，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对于封建贵族阶层实行的经济赎买就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成功变身的关键，比如英国光荣革命以不流血的形式，在保留皇权的同时建立起宪政经济。
　　日本明治维新并非始终是一个和平改良的过程，从制度变革的手段上而言，明治维新的开端即是充斥了大规模的战争与血腥的暗杀革命，而新政权不顾从上到下各方的反对，强行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从现在看也应归属于“震荡疗法”、只有对于以往既得利益阶层的公债赎买政策，以及旧有特权阶层的选择性保留，才是平缓的非革命的。但这只能视之为社会整体经济结构根本变革前提下的部分妥协，但这种妥协的目的并不是保持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序列，而是以赎买的方式争取经济向有效配置的方向发展。
　　具体而言，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政府在废除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了封建等级制度，原有的大名、公卿（后改称华族）、武士等丧失了俸禄，政府以公债作为补偿。补偿多少依据幕府时期的等级序列而定，相差极大。据统计，占领取公债总人数0.2%的519名旧封建领主，所得的公债达3141万日元，占总额的18%；占领取总人数83.7%的下级武士，每人获取的俸禄公债平均只有415日元。政府鼓励特权阶层旧封建领主将公债用于投资工商业、设立银行、兴办铁路和购买土地，成为农业或工业资本家，绝大部分下级武士在明治初期的经济动荡中开始没落，他们持有的俸禄公债最终也落到了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赎买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改变了既得利益者的生存方式，逼迫他们从封建土地寄生者向资本家过渡，成为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者而非纯粹的享用者，二是以赎买政策对于既得利益阶层的经济垄断权进行了一次性清算。这些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成为新型的工商业者，或者退出历史舞台，减少改革的阻力只是附带的效果之一。
　　此次赎买之所以能沿着建立现代企业的方向前行，有个不可忽略的前提条件，即改革与赎买的主导者是一批维新前就已意识到机制转变重要性的坚定改革派。也可以说，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并不依靠赎买，而是经济体制变革的成功，是在剥夺原特权阶层基础上的全面改革。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后起家的四大财阀均为商人背景，如在江户期间就成立的三井及住友商社，明治维新期间崛起的三菱及安田商社。
　　赎买只是无数政策中的一项。其他关键的经济改革配套措施包括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政策，允许私人设立银行政策以及国企廉价转让给“有志于发展近代工业，且较有经验和能力的认购者”的政策，等等。
　　英国的光荣革命也是如此，虚尊皇权，换来了自由市场体制，巩固了“无代议士不纳税”的公民权利。但我们不应忘记从1215年开始，各地贵族就逼迫英国约翰王宣誓同意的《大宪章》，63个条款中，其中至少有一半关乎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在光荣革命之前，虽然历经如此悠久的工商业传统与新教的平等洗礼，仍然难逃克伦威尔战争，与查理一世王人头落地的腥风血雨，而詹姆斯二世也是在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刀枪的威胁下，才不得不收起伸张王权的野心，匆匆逃往法国。
　　笔者列举这些历史案例，绝非鼓励使改革成为一场成本高昂的残酷斗争，而是旨在打消改革过程中的一些迷雾与学者的乐观劲头；意在陈述历史事实，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可能性——即伴随着赎买的改良并不会自动导致新体制的生成，很有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化的推进者，则对于既得利益阶层的赎买不足以凝固旧有的体制与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并因此导致市场化的改革大步后退。
　　改良与赎买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英国与日本的经验共同的是由新兴力量的代表主导体制变革，而变革手段各不相同。英国的不流血革命，以对传统经济模式的选择性保留减少成本，传承文化。日本式减少成本的方式一是赎买，二是保留与改革者本身利益攸关的特权经济，但财阀的特权经济后遗症至今仍在遭到清算。总体而言，后者的成本更为高昂。

张维迎在事实上承认赎买失败，

并且，毫无羞耻的自打嘴吧且没有丝毫的感觉---赎买本身就是腐败的同义词，而腐败又是违反规则、不讲诚信的同义词，腐败、违反规则、不讲诚信会严重奖金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而法律，是最大最根本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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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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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焦虑的是，即便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中国商业环境的综合指标排名仍然靠后，位居93位(排名越高商业环境越差)，在175个国家和地区中属于中等偏下。特别是，中国在“新企业建立”排名第128位，“行业经营许可”排名第153位，“信贷获取”排名第101位，“税收制度”排名第168位。中国企业完成所有规定的注册程序到合法经营这个过程需要经过13个步骤，花费35天时间和相当于人均年收入9.3%的成本，还必须筹集相当于人均年收入2.1倍的初始资本金，而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个过程仅需要2-3天，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香港地区等)并没有初始资本金的门槛。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也是最重的，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每年必须完成44次税收支付，耗时872个小时，总税负达利润总额的77.1%，这三项指标都远远高于东亚地区的平均水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调查样本还是沿海某大城市，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商业环境比这个大城市要差得多。并且，这里有一个假设，即企业家可以随时获取信息，所有政府部门及非政府部门都在有效地行使其职能，不存在腐败。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过去27年的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事实上，以我的判断，过去计划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措施都在规制的名义下保留了下来。审批制是政府部门用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企业做任何一件事，都得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浪费了大量本来不该浪费的时间和金钱。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中国加入WTO，从中央到地方都清理了一半以上的审批项目，但数量上的减少并未伴随相应的质量变化，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废除了，而许多“含金量”高的审批并没有废除。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即使私人企业投资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去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旨在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大部分条款并没有真正落实。事实上，一些本已废除的审批项目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重新引入。在一些重要行业，“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的借口。宏观调控期间，银行甚至连贷款合同也不履行，导致一些民营企业经营困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创办和经营企业所面临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更自由的商业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家投资创业，为更多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也激励企业家不断创新，推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如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减少污染，等等。但世界银行通过对全世界170多个国家的分析表明，政府的管制常常事与愿违。比如说，对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繁琐的市场准入法规并不能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劳动者更安全，减少污染，而只会抑制私人投资，将更多的人推向非正规经济，提高消费价格，助长腐败。那些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往往也正是对市场准入限制最多的国家。

　　这里有必要对政府管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作点讨论。正如《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指出的，在不同国家，繁琐的市场准入程序总是与腐败相关联，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每一个手续都是一个“接触点”——一个行贿受贿的机会。不难理解，一些商业环境最糟糕的国家，也正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某些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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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不难理解，一些商业环境最糟糕的国家，也正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