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入WTO的诸多对策，皆主张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此为基础实现产业升级，最积极的思想不过“为国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配件，或者从事其中手工装配那一部分”，至于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国际资本，误导中国战略发展的利益驱动和立场问题不谈，仅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能是理论误区之所在。本文从解释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开始，论证中国产业的升级，不应仅仅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同时应该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企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过程。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不是前后顺序发展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关系。
    一．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
    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杨圣明等，1999）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
    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 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年代以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扭曲，并产生额外的收益。作为一个无法影响国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据估计，贸易保护的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 菲律宾5。。2%（1978），美国0．26%（1983）。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一是规模经济，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车进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车厂，生产16。6万辆汽车，而一个有效率的汽车厂年产量应该在8-----20万辆之间。第二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革新机会，发现出口机会。第三，非自由贸易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被政治决策过程所扭曲，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响的部门中进行收入再分配。
    主张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根据是国内市场失灵论：生产者剩余不能正确衡量成本与收益，原因是国内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如结构性失业，资本不能向高回报部门迅速转移，新兴行业的技术外溢。次优理论认为，如果某一市场不能正常运转，那么ZF对其它市场的不干预政策不再是最优选择；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能产生除生产者剩余以外的边际社会收益，那么征收关税就能够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应该与一种具体的市场失灵相联系，这种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不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这一产业。有两种情况：
    1．不完全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整套金融机构，如有效率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使传统部门如农业的储蓄用于新成长部门，如制造业的投资，那么新工业部门的增长将会受到这些工业当前赢利能力的限制，最优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次优政策是以保护提高其利润，使这些工业更快成长。
    2．无偿占用：新产业的先驱者必须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创造出有形产品以外的无形利益，如知识和新市场，ZF应该补偿这部分无形贡献。
    自由贸易论者对于保护主义的批评是：
    第一，国内市场的失灵应该以国内政策来纠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征收关税效果更好，间接的政策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使用贸易政策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只是次优，不是最优。
    第二，进口替代会恶化二元结构。在欠发达国家，资本密集，高工资的现代化部门，与非常贫穷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称为“经济二元化”，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值比其它部门高得多，商品价格比农产品高几倍，工资比农民多10倍，资本密集度比农业高得多，但是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很低。如果经济能够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增加产值，对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可以从上述“工资差别论”中得到支持。1970年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制造业吸收一个农民，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民离开农业，增加城市失业。自由贸易论进一步指出，制造业的高工资是进口替代下，免受外国竞争的工业中工会垄断造成的，自由贸易会降低工业工资，提高农业工资。
    第三，进口替代促使制造业资本密集度过高。汇率高估和进口设备低关税，鼓励国内企业使用进口投入品，浪费了外汇，提高了资本-产出比例。加上低利率，资本的成本大大低于其相对稀缺程度。在过量使用进口商品和资本时，就业的增加很少，劳动成本高昂，恶化了收入分配。
    第四，进口替代的宏观效果不好。国内生产增加不快，进口占GDP的比重没有下降，进口没有被“替代”，只是由消费品转移到中间产品，进口结构有了提高，经济对于世界市场的依赖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强了。在出口和外汇储备下降时削减进口，过去是削减消费品，现在是削减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造成经济波动。高关税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减少出口，通过保护进口替代工业，ZF把资源从现有或潜在的出口部门转移出来。高成本迫使ZF给予高额财政补贴，才能够出口。出口多样化与进口替代是不相容的。 出口收益的变动直接影响产出，就业与增长。进口替代还有限制后向联系的倾向，消费品工业建立后，就要谋求对自己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减少关税，抑制对后向工业的投资。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国内经济增长经常受到外汇缺口和进口的障碍而放慢。
    第五， 自由贸易论者进一步从政治决策过程批评保护主义，认为贸易政策政策常偏向于较小的，较集中的利益集团。奥尔森指出：代表团体利益的政治行为将有利于团体中所有成员，而不仅仅有利于实施这一行为的个人。政治中公共产品的特点，意外着在总体上损失巨大，但是任何个人损失都很小的政策不会受到有效的反对。集体行动的难题，只有在规模比较小的群体中（每个人能够从有利的政策中获取较大利益），和组织良好的集团中（组织的成员能够被动员去维护组织的利益），才能解决。用政治学的概念，就是某些团体的“利益密度”比较高。这些集团人数少，组织成本低，争取到利益后，每个人分到的份额大。在美国盛行公开的利益集团政治，大部分保护集中在农业和服装业，美国贸易限制每年给美国社会带来150亿美圆的成本，其中纺织和服装占100亿美圆。日本和欧洲对农业的高度保护，是因为农民人数少，组织良好。为了消除政治上的障碍，通过一系列ZF间国际谈判，把减少进口限制与促进出口联系起来，使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制约，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如果一国ZF把别国的政策视为既定，它就一定会选择保护。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各国ZF为了使自己的决策最优都会选择保护，但是如果不选择保护，它们的福利都会得到改善。贸易保护，武装冲突和军备竞赛都是相似的。应该保护的只能是新产业而不是任何产业，但是保护一旦实施就往往过多。在一些国家的实际保护程度，比关税要高得多，拉丁美洲国家的行政保护，相当于200% 的关税率，生产成本高于所替代产品3--4倍的企业，也能够生存。新产业的保护效果也不一定就好，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会获得大部分利益，使幼稚工业难以成长，长期地依赖保护。
    第六，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纷纷采取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办法是：确认有巨大国内市场的进口产品，确保本国的技术条件或外国投资者可以生产它们，然后设立贸易壁垒，提高国内价格使投资者有利可图。消费品工业将首先成为投资目标。进口替代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确培养了一批产业，但是幼稚工业并没有成熟和发展起来，仍然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甚至需要新的一轮引进和保护。说明保护主义理论的对于幼稚工业发展的期望过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很小，达不到规模效益，也缺乏熟练劳动力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当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奇迹”出现以后，进口替代受到冷落，并演变成一种以较温和的，市场导向的结构政策推动，较少教条主义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