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新华社信息长春10月12日电(记者褚晓亮)韩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曾面临着“三农”问题。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通过长期努力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吉林省有关专家认为,韩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关经验和做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我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破解“三农”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韩国解决“三农”问题成效显著
韩国的国土面积只有9.9万平方公里,耕地170万公顷,人口4700多万,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缺乏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推行优先发展工业化的不平衡发展政策,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工业,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跃居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与此同时,“三农”问题却日益突出,如农民增收困难、农业服务体系残缺、城乡差距扩大等等。这种状况同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颇为相似。韩国为扭转农业日益衰退的局面,主动调整优先发展工业的不平衡战略为工农业均衡发展战略,以发展农业和农村来带动和振兴经济,通过对”三农“问题的长期探索,到20世纪末期收到了显著效果。
1970年,韩国的农业总产值只有77.7万美元,1997年达到2844.7万美元,1970年农业创造的GDP为58.3万美元,1997年增加到2009.7万美元。1970年韩国农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整个就业人数的一半,到1997年已下降到11%,同期农业就业人数的绝对量由485万人减少到232万人,农业人口从1440万人减少到450万人。到2001年,农业人口的比重已降到7.7%。
据韩国统计厅统计,1970年农户平均收入仅为248.54美元,1980年猛增到2614.56美元,1990年突破10000美元,1995年达到21165美元。由于韩国的农业资源有限,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的难度很大,所以韩国农民的收入来源多样化。韩国政府原定2004年农户非农业收入及其它收入超过总收入一半的目标在1998年就已经提前实现。
韩国在90年代末期,已经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已经相差无几,城乡发展已无太大差别。从农业产值、农业人口和农业就业人数、集约化程度和农民收入这些主要指标的增长变化看,韩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
——韩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
纵观韩国的农业产业和农村工作政策,主要思路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开辟多种渠道促进农民增铡?/P>
韩国促进农民增收的着力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农业收入,二是增加非农业收入。在提高农业收入方面,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采取对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的方式,连年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收入得以迅速增长。80年代中后期,随着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和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受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韩国采取的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有:增加农业投资,强化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产品转化和深加工;降低门槛,使农民和农民组织更容易进入食品加工业;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免除畜牧业用物资生产增值税;对青年农民提供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在增加非农收入方面,采取的措施有:积极促进农村工业化,使农民的非农业收入比重达到50%以上;对使用当地原料就地生产的农村企业提供优惠,促进发展旅游业,开辟就业渠道;指定小城镇周围区域为农牧渔业产业区,供其自由使用,简化开办农村工业的手续,开发农村工业区域,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这些政策措施,对于较大幅度地增加农民收入效果明显。
二、大力加强农村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是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均衡发展的重要方面。从7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政府的新乡村建设运动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上,以缩小并最终消除城乡差别。建设的重点涵盖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修路架桥、改善农村交通条件;修扩建农村电力工程,改善农业生产和生活动力;修建公共洗浴场所,新建和翻修农民住宅,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造传统农厕,节省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等。到70年代末,韩国所有农村实现了电气化,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90年代以来,韩国掀起新一轮农村建设高潮。70年代的新村建设以硬件为主,这一轮建设则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其目的是创造一个新农村社会,不仅要在生活上,而且要在文化上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发展。具体内容包括:观念更新,进一步在农村实施先进的文化教育;环境管理,治理农村的环境污染,维护舒适的生活氛围;提高农村的地位,对有突出贡献的农民给予重奖;地区国际化,注意扩大农村与国际通道的连接机能,实行开放中的自主政策;对农村工作和建设的领导者进行专门的教育。
三、不断完善市场体系,提高流通效率。
过去韩国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发达,农产品营销部门缺乏效率。其根源是国家为保证工业化顺利推进,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性的经济体系,市场化程度低。同时,长期地对农产品保护和对农产品流通实行严格的控制,使农产品流通领域竞争机制缺乏成长的土壤。针对这一情况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市场体系,提高流通效率。
一是建立农户与市场的协调关系。主要做法是:在年初农协与农户约定农产品收购数量和价格,引导农民按计划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周期内按约定的数量和价格向农户支付40%的预付金,以支持农业生产,解决经营中的投入需求;在收获期,农户可以根据市场动态变化做出选择,当市场价格低于农协约定的价格时,农户可以按已有的约定把产品卖给农协,当市场价格高于约定价时,农民也可以把产品卖给其它买主,从而使民间流通和农民自营活动得以活跃和发展。
二是在农产品产地组织农民对农产品进行综合处理,确定以产地为中心的流通体系。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通过农协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产品综合处理场所,对农产品进行筛选、分级、包装后,直接销售给批发商、大型商场、超市、团体消费者和出口国外。政府对产地的农产品发展中心、粮食综合加工场所等在数量和规模上提出发展目标。
三是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政府对批发市场建设资金的投入比重达到70%,在农业财政投入中用于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的资金达到30%,同时改革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制度,除保留现行的竞卖制度外,还引入随时买卖交易制度,给农民出售农产品更大的选择权。
四是改善农产品销售市场的流通环境。通过建设大规模的农产品物流中心和农协交易市场,保证农产品生产者销售渠道的畅通。通过政府、民间组织和农民的共同努力,建立起体系完整、成本低、效率高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四、建立完善高效的农业服务体系
韩国自上而下设立三级农业服务机构,在中央设立农业振兴厅,下设各专业研究所、种子供给所和实验农场,相当于我国省一级的各道设立农村振兴院,相当于我国县一级的各市郡设立农村指导所,直接服务于农户。这三级农业服务机构均集科研、推广和培训三位一体,统一于农业服务体系之中,把农业科研系统、农业推广系统和农业培训系统的三项工作纳入统一的管理程序,程序简化,领导集中,统筹安排和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减少了中间环节,避免了部门之间的摩擦与推诿,因此工作效率极高。
韩国政府不但在教育、科研、设备、资金各方面优惠农业、优惠农户,也优惠农业服务机构。韩国的农业服务体系是一个国家财力支撑、三级机构提供劳务、农户受益的有效机制,因此充分发挥了农业服务体系在农业振兴中的作用。
——韩国的实践给予我国的启示
对于韩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做法,我国当然不能完全照搬,但认真分析借鉴其中的有益经验,可以使在解决“三农”问题,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吉林省统计局研究所的郑江和高晓梅认为,可以从韩国的经验中获得四点重要启示:
首先,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应进一步细化。韩国1990年颁布了《农业振兴特别法》,该法根据新的农业发展环境,拓宽了1967年颁布的《农业基本法》,1994年又公布了《农渔业振兴计划》,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大米产业促进综合计划》、《牛产业促进综合计划》以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一系列专门计划相继出台,对各个环节要采取的措施都有明确的安排。2005年,韩国农村部、教育与人力资源部等15部委制订了《城乡均衡发展、富有活力、舒适向往的农村建设》计划,涉及4大领域、14大主题,139项具体实施计划。
相对而言,我国许多省份虽然按照中央的决策对解决“三农”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要对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涉及方方面面和条条框框,具体实施起来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等待解决。因此,仅有宏观政策是不够的,应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断研究、探索和创新,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其次,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的有效运行机制。韩国在解决“三农”问题时,采取了工农业均衡发展战略,依靠工业化要素的有力支撑,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的有效机制,并在政策和资金上加大投入,使“三农”问题成功地得到解决。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必须加大农业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反哺城市的有效机制,发挥农业的潜力和优势支援工业化发展,依靠新型工业化的建立和发展支援农业,要在政策、资金及各种社会资源上倾斜“三农”。政策倾斜需要在中央和各省制定的一系列支农优惠政策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强化和完善,资金倾斜需要在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上依法安排预算支农支出并适当整合现有农业投资,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建设的比例。要让部分发展城市的资金来支持农村,商业信贷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偏远农村和农业经济。
第三,努力促进小城镇的综合发展。韩国政府持续促进小城镇发展,把发展小城镇当做促进农村落后地区发展,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捷径。小城镇在发展取向上是综合化的,围绕发展主题和主要产业综合安排经济、基础设施、生活环境、文化事业,城市化率已达到79.7%。
我国应该把加快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和农村二、三产业作为转移农村劳动力,振兴县域经济的突破口。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城镇化建设,在促进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化整体功能的过程中,政府应扮演重要角色。一是要给予财政支持。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相当规模的启动资金,尽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筹措,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省、市一级政府尤其要重点支持一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政策扶持。可运用西部大开发政策、扶贫政策、支援乡镇企业发展政策,并综合利用分散于各个部门的涉及小城镇发展的相关政策,使小城镇按照适合自身的开发方向发展。三是要有所创新。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和建设会遇到方方面面的新问题,如失地农民的劳动保障、就业和医疗、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险等等,要千方百计解决好这些涉及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
第四,解决“三农”问题要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韩国非常重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新乡村运动就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以鼓舞农民奋发进取意识和勤劳致富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自助致富活动。新时期韩国更加注重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韩国政府2005年2月1日宣布在今后5年内,集中建设农村高中88所,农村图书馆达到112处。
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也应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一是要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和文化素质培养。要充分利用农校、农民技校以及广播、电视等开展经常性的短期培训,把农民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开展起来。二是要加强农业科技的推广。要鼓励创办以科技推广为纽带的专业农民技术协会和其它农村服务性组织,以高效的运作促进农业科技生产力的转化和农民的增产增收。三是要加强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包括增加师资力量,修扩建校舍,保证农村人口的九年义务教育等等,要采取政府投资、民间集资、社会赞助等多种方式加快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Sagamore:
韩国农民抗议地好像不是补贴吧!以下一段为引用部分:
“这次韩国农民主要抗议开放韩国大米市场。韩国自产的农产品在国内售价格很高,往往是同类进口农产品的一倍甚至四五倍。如此差距,一旦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韩国农协担心农民利益受损,因此抗争激烈。”
"据韩国统计厅统计,1970年农户平均收入仅为248.54美元,1980年猛增到2614.56美元,1990年突破10000美元,1995年达到21165美元。"
太令人惊叹了,其中应该有什么因素影响的,比如韩国人少好管理,地多高产量等等……

"据韩国统计厅统计,1970年农户平均收入仅为248.54美元,1980年猛增到2614.56美元,1990年突破10000美元,1995年达到21165美元。"
太令人惊叹了,其中应该有什么因素影响的,比如韩国人少好管理,地多高产量等等……

,地多高产量??我认为是韩国的工业发达,高补贴政策!!!而工业发达是赶上好的历史机遇!!!中国那时侯正在文化大革命!!
咱国家大了,各方面利益很难协调,不过农业方面政府投资太少却是事实,没有便捷的交通,没有科技,没有销路是最大的问题。关键还是买不上价钱。
与韩国的农民相比,中国的农民缺少相应的组织.因为缺少组织,在影响到农民利益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和组织去争取农民的利益.
在中国棉花市场的调节上,作为棉花生产者的农民没有相应的棉农组织,而棉花消费者纺织企业却有纺织企业会,在棉农和纺织企业的利益分摊上,纺织企业争取利益的呼声高于棉农,因此国家宏观调控更多的照顾到纺织企业的利益.
要想加强农村建设,逐渐建立农民合作组织.
我觉得目前我国要实现农业的振兴,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督困难和搭便车的问题,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做出了贡献,但也造成了“各家各扫门前雪”的局面,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基本停止在大公社时期的水平,严重约束了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公共设施建设只能依赖政府的投资。
另向各位请教的是:韩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是怎样的?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盼答,谢谢
鉴于我国人多地少,基础落后的国情,我国只能借鉴日韩的道路。
不过,楼主似乎忽略了一个大前提:
韩国解决三农问题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农村人口比例较小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我国农村人口如此庞大,农业如此落后,如果不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怎么发展农村。
举一个例子,成都周边的农村发展绝对比绵阳等山区容易,除去自然条件和资金的优势,成都周边的农民有基础设施的便利,更有巨大的市场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和相关服务业。
可惜大多数中国农村都没有这些优势。。。市场在哪里?

不好意思,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能把问题全推给基层,说这话可能是因为你不了解基层。
什么是好的政策?好的政策不仅要有让广大群众得到利益的良好愿望,而且应该是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强、执行力强的政策,仅仅出于良好愿望的“好政策”,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政策。
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牵涉各方面的利益分配(更多的是群众间的利益分配),何况中国这么大,各地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怎么样才能做大效益最大化?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鉴于我国的实际国情,中央很多时候也只能给出指导性的政策,具体的政策执行得靠基层政府自己去研究、去琢磨。
例如这次国家对地震灾区受损房屋给予一定补贴,本来是出于良好愿望,但基层执行起来矛盾重重。这家的房子震裂三条缝就有千元补助,那家的房子只有两条缝就一分钱都没有,后者能想得通?如果想将救灾款平均分给老百姓就更不可能了,按人头分,岂不是谁家人多谁就得利;按户分,房子完好的家庭也能分到,很多人有意见;按房间数分问题更大,因为房间多的家庭一般经济条件好,房子被破坏的程度也小。
所以请体谅基层工作的难度,不要轻易指责。
楼上所说的基层政府不重视三农问题,本人持保留意见,因为未经过实地调查,想必会有一些基层政府还是很关心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的(不要对我国的基层干部那么失望嘛:),至于基层政府总体的行政趋向不好说,不该仅凭我们眼见的部分事实或媒体的一些报道就作出总体判断吧。
还有,楼上所说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主要看GDP,导致了基层政府把发展工业放在农业更重要的位置上,对于这个因果关系本人不敢苟同。真真切切考察我国国情,政绩考核究竟在我国似乎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它的实际意义似乎没有媒体所吹嘘的那么大,它对实际中的官员的任免、升迁并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楼上的因果关系本人认为需要再考量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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