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的博士不合格吗

说来惭愧，作为北京大学第一批文学博士，我本人深深得益于中国学位制度的建立。近十年，撰写过好几篇谈论中国学位制度以及如何培养研究生的文章。话是说了不少，可你如果追问，中国博士的水平靠谱吗？真不知怎么回答。无论哪个国家培养的博士，都有特别出色的，也有拆烂污的，关键是总体水平如何。没拿到过硬的数字，不好乱说。更何况，我是“土博士”，说低了自贬身价，说高了又成了自我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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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很受刺激的，是前几年读到的两篇洋博士的文章。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薛涌2007年在《东方早报》上发表《博士教育到“减灶”时候了》，直指中国大学根本就不适合于培养博士。此文后来成为薛著《北大批判》的一节，其中建议：“关掉绝大部分的博士课程，借助国外大学培养博士，集中国内的资源把本科生教育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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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是2007年发表在科学网上的《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作者乃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王鸿飞。王文称：“以我在Columbia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所在的研究所和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读科学网上的争辩文字，竟有不少人认为王文在理，只是不该说得那么透彻、那么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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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两位洋博士的大判断，但承认中国的博士培养问题多多。王鸿飞的博文本就是针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将要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新闻而发的，称“早就该加紧整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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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担此调查任务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带领的课题组，三年后终于拿出了两项重要成果：《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很可惜，二者联袂登台，并没有消除我对“中国博士”质量明显下降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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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一书称：“课题组向289所博士培养单位发放了大量问卷，回收有效学生问卷20666份，导师问卷9928份。”依据这些问卷，课题组选择了课程体系、培养环节和能力素质三方面进行分析，结论是：“博士生自身和导师对我国当前博士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是较好的，总得分超过了70分。”我不知道中国教授及其指导的博士生的自我评价（假定抽样合理、填表认真），能否抵挡住人们对于中国博士质量低下的责难。即便就像研究者所称，90%的博士生导师认为中国博士教育水平“提高”或“持平”，也没有回答两位美国博士的质疑，即相对于美国三流大学，“中国博士”到底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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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数量大跃进

2005年4月，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谈及中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超常规增长：“美国博士教育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十多年来，全美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一直保持在4万人左右。我国2004年博士生招生数已经达到5.3万余人，比2000年增加2.8万人。再考虑到我国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近乎‘零淘汰率’，预计我国博士学位年授予数量将会接近美国。”岂止是接近，很快我们就超越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博士生招生数量居然可以四年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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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正是因为王校长等人的大力呼吁，才有了2007年的全国博士质量大调查。很可惜，此项大张旗鼓开展的调查，结论竟然是“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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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到如今每年二十多万在校博士生，“中国的博士培养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腾飞式的发展”。可我记得，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现任复旦大学校长）曾透露：中国有本科授予权的高校七百多所，美国一千多所；而中国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则只有253所。为何如此？因为“我国目前培养的博士生有一半的就业去向是做公务员”，需求十分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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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难怪，虽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中国的博士数量还在大踏步前进。2011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第一名浙江大学，1559名；第十名四川大学，997名。而据上述王大中文，美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两所，其中培养规模最大的是UC-Berkeley，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约750人。也就是说，中国大学博士生招收数量排名第十的，也比美国排名第一的多（四川大学每年不可能有250名博士生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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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9年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大声疾呼“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理由是：“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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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

观察教育部近年决策的大趋势，是逐渐放松管制——最近一项举措是允许民办高校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政府若真下决心“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自然是大好事；但民办高校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短期内希望渺茫。倒是各地众多公立大学持之以恒的“争创博士点”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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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中先生委婉地劝说——“促进博士生教育的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没有任何效果；刘道玉先生猛烈地抨击——“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更是无法实行。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大学里的博士点及博士生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教育部愿意且能够做到的，只是控制“增长速度”。因此，我倾向于改良主义立场，抱怨之余，提若干“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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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目前中国的“博士学位”属于国家，无论教育部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监管到位，长此以往，“中国博士”的声誉只能越来越低。在学位授予权方面，教育部不妨守住底线，基本放开，允许各大学进入竞技场，参与搏杀与竞争。若干年后，那些博士学位基本没人要的大学，就会反过来努力办好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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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因是国家学位，无法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并共同颁发学位。改为大学学位后，中国各大学乃至各院系，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与国外著名大学结成同盟，迅速提升自家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中国有好教授，但数量远远不够；而众多“不合格的教授”正大批量地生产“不合格的博士”，现有的体制又根本卡不住。这些“不合格的博士”放出去，很快就会占据要津，形成一时之风气，阻塞学术发展。引进外来的制度及资源，可以让我们把路走得更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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