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建议“一户一套经适房”
“一户一套经适房”，再登首富宝座、再当人大代表的娃哈哈集团掌门人宗庆后，2013年两会上的“建议”尤其令人咋舌。
不过按照宗庆后的设想，这项听起来就足以宽慰每个在城市打拼却买不起房的年轻人的“建议”，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需要一套阶梯式的进入和退出制度。
刚刚工作、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可以租住小户型的廉租房，月租金控制在其月收入的一成以下；工作一定年限后、收入已逐步提高的，给予购买一套面积90平米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还贷在家庭月收入的两成以下最好；至于事业有成的高收入群体，就不用再执行限购政策了，但他们也必须退还原有的经济适用房。
宗庆后的这套想法3年前就成型了。2010年，时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宗庆后就征集了三十多位人大代表联合署名，提出“二次房改”的议案，呼吁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的基本框架：一是公共租房，一是公共住房，最后是商品住房。
麾下三万多名员工的住房难题，是宗庆后锲而不舍地建议提高住房福利的根源。2010年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宗庆后之时，他就已经在动用企业自身财力，建了一部分单位自建房，还给够资格买经济适用房的员工发放补贴。他的理由是，“大中城市的年轻人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如何安心工作？”
当年，中国政府也定下了新增3600万套保障房的五年规划，但即便完成也只能实现20%的覆盖率。“一户一套经适房”的远大理想，显然需要一笔更为庞大的财政支出。
首富的想法，在本届两会上要求增加福利的议案提案与建议中，堪称最大手笔的要求。
补助，补助，补助
要求提高福利的议案提案与建议，比比皆是。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以提高全民福利水平的领域还有很多。
养老首当其冲。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李宏塔觉得当下中央财政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太低，至少应该达到100元；另一位委员卫小春的“心理价位”更高：“提高到120元”，并且要跟CPI联动。
还有政协委员在调研中发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在养老金收入上存在很大差距。企业的上调七次了，总和还不如机关一次调整的幅度。怎么办？李和平委员的意见是“国家财政出钱补充企业职工养老金”。
医疗福利的增加也是一块大头。在身为医生的朱家媛委员看来，要想破解“看病贵”，政府必须承担更多卫生支出，“最好能实现未来十年政府卫生投入倍增”。
福利水平没有随着物价上涨而相应提高，也让一些委员认为不妥。孙红委员在《建立未成年人福利制度》的提案中就指出，物价年年涨，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却几乎三十年不变。河南籍委员龚立群也发现，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联动机制上，中西部地区更加滞后，联动补助的标准也更低。
对失能、失独老人以及各种弱势群体进行补助的建议，成为两会期间的高频词汇。即使是未能列入补助范围的群体，也有代表或委员建议进行补助，比如罗茂乡委员的提案就建议，对不够纳入低保条件的低保边缘的原国企困难职工，政府应该每月发放定额生活补助金。
不过，所有的福利提高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了一点，钱从哪里来？答案都是政府，而且更多地倾向于让中央政府来承担。比如龚立群就在提案中建议：“中西部地方财政本身力量较小，物价联动机制这样浩大的惠民工程，动辄数十亿元的年投入资金，对于地方财政实在是勉为其难，急需中央财政支持。”
减税，减税，减税
与“福利派”们纷纷要求补助一样，“减税派”们接连抛出各种要求减税的主张。
企业家们纷纷呼吁降低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税费负担，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
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委员已经是第三年呼吁降税了。“联想电脑为什么国内卖得比国外还贵？因为税费太重。”
八大民主党派之中，几乎都有至少一条以党派中央名义提出的“减税”提案。致公党中央、民革中央提的是宏观层面的财税制度改革，全国工商联讨论了如何完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具体税种。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则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他的理由是：
1980年，所得税诞生时，是对外籍人员征收的税种，免征标准为每月800元。1993年，这一税种也向国人征收时，起征点依然离工薪阶层很远。但现在，大部分工薪阶层都在3500元的起征点之上，他自己的企业中2012年收入超过起征点的高达八成。
“如果起征点调高，员工可支配收入增加，也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的薪酬成本，减轻企业成本负担。”
有趣的是，主张提高福利水平的宗庆后代表，同时也在呼吁“免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
在一些代表委员们看来，减税本身，很可能也能带来更多的福利。安徽省工商联主席李卫华委员就提议以减税的方式给出政策引导，刺激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在《关于加快建设老龄服务产业体系的提案》中，李卫华描述福利事业的现状是，各级政府已经在逐年加大福利投入，但仅靠财政投入是远远对付不了老龄化的趋势的。如果政府能给出一些税收、用地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老龄产业，或许更能解燃眉之急。
没有结束的争论
还富于民、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是一种手段，减税则是另一种手段。前一种直接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钱分配，后一种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却以政策刺激民间创造财富。哪一种能更有效地提高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即便在学界也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难题。
两会上，这两派的争论依然在延续，而且因为有人提出了一些并非针对最需要补助的人群的“泛福利化”主张而成为辩论焦点。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公开建议从2013年开始，在国庆、春节、清明、劳动节这四个节假日，全国实行免费乘坐火车。但在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称假日高速公路免费这一“泛福利化”政策的执行效果适得其反，堵了路，而且低收入家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建议：“在今后政府的工作中，不能助长泛福利化的政策，靠这种政策是得不到真正民意的。民意的获得是需要真正地帮助最贫困的人口，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这种泛福利化的主张，遭遇了最多的争议。在学者们看来，增加需要补助人群的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可如果尚在发展之中的中国过早地进入高福利阶段，未来可能是个灾难，因为福利一旦上去了就几乎永远下不来。但必需的福利和高福利之间的临界点在哪里，永远是交锋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