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WTO的困境看当代经济学革命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WTO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卢映西

2007年8月31日

电子邮箱：x8b8x8@163.com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首发)

摘要：WTO自成立以来，效果令人失望。各国的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换了新的形式，一如既往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原来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中的稀缺性假设没有区分欲望和能力这两个概念，致使整个理论体系成了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实际上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为了争夺这种稀缺资源，国与国之间才会产生贸易磨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生产过剩现象，其根源也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存在基础性错误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这些现象。只要以有限的消费能力置换稀缺性假设中的无限欲望，就可以引起一场深刻的经济学革命，使经济学回到以人为本的正确方向上来，从而为彻底解决经济问题开辟道路。

关键词： WTO 西方主流经济学 消费能力 常识。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取得共识。只有其中比较“成熟”的部分，例如自由贸易理论，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高度一致。尽管迄今为止的国际贸易史一直是贸易自由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斗争的历史，但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坚定地相信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这种信念在实践中的辉煌成果之一，就是WTO（世界贸易组织）。那么，WTO能否终结贸易保护主义呢？

（一）纺织品贸易问题被搁置

二战以前，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是关税。二战结束至WTO成立，主要手段是以配额、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就业关联度较高，因而纺织品历来是各国贸易壁垒的重点防范对象。以推进自由贸易为宗旨的WTO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于1995年正式实施《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要求逐步消除美国、欧盟和加拿大根据《多种纤维协定》建立的配额制度，要求各成员国在10年的过渡期内（过渡期到2005年1月1日为止）将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归入WTO体制。也就是说，从2005年1月1日起，纺织品这一长期与自由贸易体制若即若离的贸易品将完全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国为了加入WTO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纺织服装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可以获益的一个重要行业。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其配额一旦取消，将给中国纺织业送来巨大机会。因此，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纺织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量猛增。可是好景不长，美国和欧盟很快就背弃其一贯鼓吹的自由贸易精神，利用《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条，重新对中国纺织品实行数量限制。后来经过谈判，中欧双方同意，在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底期间内，在对十类纺织品确定基数的基础上，按照每年8％至12.5％的增长率限定中方对欧出口数量。美国的态度更为强硬，经过七轮艰苦磋商，直到11月8日才与中方达成协议。按双方约定，协议涉及的中国对美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增长率为2006年10－15％，2007年12.5－16％，2008年15－17％。

这样的限制使中国强大的纺织品生产能力根本无从发挥，于是配额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被耗尽。以中欧贸易为例，至当年8月30日，受限制的十类纺织品已经有九类配额用尽。同时，8000万件服装和纺织品因为超限而堆放在欧盟25国的港口无法通关。

显然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被搁置。从理论上说，2008年后欧美再也不能凭借《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推出专门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到那时中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再无人为制约。可是，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到那时就会自动消失吗？欧美经过10年过渡期的准备，到现在仍受不了我们纺织品的冲击，仅过几年就能坦然面对？如果我们不想自欺欺人，最好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农业补贴问题导致多哈回合中止

始于2001年11月的多哈回合谈判包括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以及贸易和发展等多个领域，是到目前为止目标最宏伟、参与方最多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此轮谈判的宗旨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从而把更多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传播到第三世界国家，以此来解决全球的贫困问题。然而，只要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农业补贴――不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一回合谈判的所有宏伟目标都将悬在空中。

农业补贴问题，最早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为了抑制农产品过剩，渡过农业危机，美国政府首开价格补贴先河。此后，许多国家相继采用价格补贴政策，尤其在二战后，实行价格补贴的国家越来越多。事实上，目前价格补贴已成为这些国家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发达成员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几乎每天就是10亿美元。

但是，这种最初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过剩问题的措施，由于实际上为农民编织了一张舒适的安全网，后来反而极大地刺激了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导致更为严重的过剩问题。以欧盟为例，到1985年底，欧洲各国已储存了78万吨牛肉、120万吨黄油和1200万吨小麦。为了避免无限制的储备增长，发达国家就把过剩农产品抛向国际市场。这些享受了补贴的农产品必然严重打压国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给没有补贴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带来巨大冲击，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削减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成为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要求之一。

我们以常识就可以判断，在大半个世纪中积重难返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次谈判、一纸协议就能解决的。所以，尽管多哈回合目标宏伟，但是这一轮原计划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的谈判，在历经5年的磕磕绊绊并一再延期之后，最终还是无法突破农业补贴这个顽固的障碍，在2006年7月24日宣告无限期中止。

（三）WTO的困境有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趋势

WTO于1995年1月1日成立时，全世界曾为此庆贺和欢呼。但是经过十多年实践，效果令人失望。

首先，WTO未能从实质上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只是使原有的壁垒和磨擦换了形式。在WTO框架内，各国为贸易设置障碍的常见方法是“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此外常见的非关税壁垒还有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等。贸易磨擦涉及的行业和国家越来越多。

其次，WTO按理应促成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利益联盟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反而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了许多新的矛盾，呈现出一种与一体化背道而驰的分散化倾向。例如，2005年以来，美国与其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围绕《伯德修正案》展开了贸易战。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和欧盟不仅没有联合，反而相互指责施压，矛盾表面化。就中国而言，贸易利益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冲突，所以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对中国要价最狠的就是发展中国家，以墨西哥的表现最为典型――当时墨西哥以反倾销问题拖了两年不签字，成了最后一个跟中国签入世协议的国家。在纺织品问题上，前面已提到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设限，实际上配额取消后第一个对中国使用“特保条款”的国家是土耳其。不仅如此，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的纺织品行业组织还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WTO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直到2007年底。短短3个月，就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签名。

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WTO遇到的困境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以其理论上的完美彻底击败重商主义理论之后，今天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倾向仍是与重商主义一脉相承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我们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挖掘。

二、现实的荒诞

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也有不少解释，但细究之下，这些解释都流于表面化，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清楚阻碍自由贸易的原因。我们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结果令人惊奇。

清人李汝珍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买者尽可能付高价，卖者尽可能讨低价。如果卖者不按买者的意愿加价，买者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谈定价钱，买者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我们可以想像，要是这个君子国也有经济学的话，其经济人假设肯定与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比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1]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像君子国那样“愚蠢”的交易原则同样通行。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验到的，因为他们是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向荒诞，就如冷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挡回去！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原因，就因为学者们还未意识到这种荒诞。荒诞现象的谜底我们将在后面揭开，在此，我们先顺便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猜想。

我们把日常生活中以“自利”为原则的交易称作正常交易，把君子国式的交易称作反常交易。现在我们已经观察到，在现实世界中，正常交易和反常交易同时存在。那么，就像正数和负数之间有一个“0”一样，正常交易与反常交易之间也应该存在一个无交易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个取消了交易的社会。换句话说，在逻辑上，共产主义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什么乌托邦。过去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只讲“利他”的社会，即“圣人社会”，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性假定的误读，这样的误读已经由西南财经大学的赵磊研究员纠正了。[2]现在我们看到，只有虚构出来的“君子国”才不得不建立在人性的“利他”假定之上，而在逻辑上，无交易状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这样偏执的假定。因此，人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社会也很可能有误读，比如把共产主义当成一个“理想社会”。从我们提出这个猜想的类比推理过程看，共产主义很可能只是一个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类生活“本该如此”的正常社会。这应该是一种利己和利他高度统一、无论利己和利他都不受外界强制因而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

尚未实现的未必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的才是乌托邦。下面我们将论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自由贸易、充分就业等目标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

稀缺性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之一。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描绘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图景，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产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在不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贸易确实能使各国所能得到的消费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

关于自由贸易理论的完美，学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哈佛当学生的时候，一位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种既正确又重要的。结果，这个问题竟让萨缪尔森苦恼了30年之久，直到1969年，就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才终于拿出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萨缪尔森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且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3]实际上，“自由贸易可以使各国都得益”早已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教条，萨缪尔森对比较优势原理的推崇并不令人意外。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植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然而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主流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个假设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需求取决于欲望。这其实是个常识性的错误，我们仅用常识就可以判断，现实经济中的需求并不是取决于消费欲望，而是取决于消费能力的。与天马行空式的欲望不同，人的消费能力不仅有经济的规定性（比如预算约束），更有自然的规定性（比如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区分欲望与能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只承认预算约束，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随便什么地方，消费的一般情况，与其说受真实消费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说受赚钱的难易程度的支配。”[4]亚当·斯密囿于历史局限，其观察可能不够深入和全面是情有可原的。不可原谅的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方面居然没有一丁点进步，反而在庸俗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以至于在当今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登峰造极的煽情说法：“一个简单的智力实验可以证明这点：假如所有社会成员都被要求开出他们在无限收入下所想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清单，你认为这些清单还会有结尾吗？”[5]然而，简单的智力实验只能证明简单的智力，我们只须用同样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让这种层次的智力贻笑大方。

首先，常识告诉我们，人的消费能力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生理约束。关于这一点，自古就有格言：“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要想推翻这一常识，只须找出一种消费品，无论数量多大都无法满足人的消费需要。显然，这样的消费品是不存在的。因此，要想证明消费能力无限，必须证明人有能力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下面我们给出两个基于常识的假设，从时间约束的角度证明人不可能有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的能力。

假设一：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

这一假设虽是常识，而且早已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注意到，[6]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理论含义。

假设二：可被人支配的时间是有限的。

这也是无可辩驳的常识，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时间面前人人平等。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合著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在谈到时间的替代（trade-off）问题时，这样说道：“以时间的稀缺性这一重要事实为例，人们可用于从事不同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7]

由假设一，消费活动要耗费一定时间；由假设二，人们从事消费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

如果认为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这样的认识水平就跟我们当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落到同一档次上了。这说明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犯错误，有时甚至会犯很低级的错误。不同的是，这一档次的错误我们早已发现并予以纠正，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不仅至今未被主流学者发现，反而还用数学模型编织成的“皇帝新衣”乔装打扮起来，继续误导学界。

人的能力――不管是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能力――不可能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但个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只要采取措施使人口不致无限增长，整个社会总和的消费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容易解释前面提到的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看似荒诞的现象。因为每个国家的消费能力都是稀缺资源，被外国商品占用，本国商品的销路就会萎缩，失业率就会上升，所以需要对可替代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在国际贸易中，虽然目前人们还未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消费能力是稀缺资源”，但各国商品生产者在进口商品冲击下的被剥夺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各国有限的消费能力被充分满足之前，贸易才会使各国都受益。而当一国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失业问题表面化时，可替代的进口商品就不再受欢迎。这时国际贸易关系就开始扭曲，直至出现君子国式的荒诞现象。

消费能力与其他物质财富一样，都是稀缺资源，因而都可能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由于相对于消费能力，技术进步对生产能力的提高更为有效，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倾向日益明显，生产过剩问题越来越表面化，消费能力也就越来越显得稀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有定论：“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8]这个结论与现实经济发展过程的吻合程度之高，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古往今来国际经济军事关系的演变得到印证。我们看到，古典帝国主义的做法通常是对弱小国家的领土吞并和财富掠夺，而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完全不同。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吞并领土和掠夺财富，而是为了争夺推销本国过剩商品的殖民地市场。所谓争夺市场，其实就是争夺消费能力这一稀缺资源。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用传统观念看很荒诞――为何要把外国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其实各国所争夺的，已经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消费能力，因为消费能力后面站着的，是就业机会。“贸易自由化时常不能实现其诺言－－相反，它导致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为什么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9]

例如，前面提到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就声称中国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将在其他国家造成3000万人失业，而中国则声称外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会影响中国1900万就业人口的生计。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因为高额补贴使发达成员的农产品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价格优势，发展中成员要求发达成员首先取消农产品补贴，然后再谈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但发达成员希望尽快打开发展中成员市场，明确表示取消农业补贴要以发展中成员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改善市场准入为条件。这里，双方都稀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饶有象征意味的是，中国古代建筑长城，是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抢劫财富；美国总统最近签署了在美墨边境建设700英里围墙的法案，目的在于防止手无寸铁的墨西哥移民“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美国从掳掠黑奴到筑墙自闭，两种同样臭名昭著的现象，折射出一个强烈的信息：被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的生产能力需要的是海外市场的扩张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但这样的沧桑巨变却不能在封闭保守的主流经济学界内激起一点小小的涟漪，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了一种乌托邦梦呓。

更有甚者。2003年3月与6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禁止网络赌博的法案，直接引发了一场震动网络赌博业的国际诉讼。2003年下半年，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安提瓜和巴布达”（以下简称安巴）向WTO起诉美国，指其禁止由安巴政府发出合法执照的跨境赌博网站为美国客户提供服务，是违反了WTO总协议之中的服务贸易承诺。安巴是一个只有7万多人的小国，该国宣称：美国的禁令使该国每年损失3300万美元，网络赌博企业由119家下降至30家，相关就业职位从5000个下降到不足1000个。2004年3月24日，WTO初审裁决安巴胜诉。其后，双方均对初审报告提出上诉。2005年4月7日，上诉机构报告公布。上诉机构尽管几乎对初审报告的每一个主要问题都修改甚至推翻了原来的理由或结论，但仍在整体上维持了初审的最终结论，即美国违反了WTO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要求美国修改其措施。[10]这一裁决被一些网络赌博合法化的小国视为“重大的胜利”，也被站在合法与非法的阴阳界上的离岸赌博网站共同视为一次生存之战。[11]

WTO的困境，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论断：“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12]

四、生产过剩问题不容回避

如上所述，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因其自然规定性，在理论上是回避不了的。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找到如此简洁的表述，但生产过剩一直是近代以降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的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首次确认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现象。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的最后一章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造成普遍商品过剩的观点，指出社会上必须有一部分不事生产的消费者才能抵销商品的过剩。凯恩斯进一步将“有效需求不足论”发扬光大，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凯恩斯革命”。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就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

另一方面，在古典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则代表不承认生产过剩的一派。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1776年）中说：“对食物的欲望是受每个人的胃的狭小的能力所限制的，然而对便利品、房屋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望似乎没有什么界限和边界。”[13]这里，斯密只观察到消费能力的生理约束，没观察到时间约束，而且生理约束的经济后果他同样没观察到。事实上，因为生理约束在食物的消费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所以农业总是最早出现生产过剩问题的产业，而且与其他产业危机的周期性不同，在正常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一种过剩状态或慢性危机之中。所以，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一贯标榜经济自由，可是自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以来，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就一直没离开过政府的保护。前面提到WTO多哈回合谈判在农业问题上受阻，症结也在农业生产过剩上面。此外，如前面所述，消费能力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可是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没有发现这一明显的事实，或者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的理论含义。

尽管与常识相悖，但斯密的“无限欲望”说仍然以讹传讹，一路畅通地演变成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使得全世界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齐刷刷地栽在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上面。在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稀缺性假设下，生产和消费呈现“有限－无限”模式，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对历史上一直有争论、现实中一直客观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采取了拙劣的“鸵鸟政策”。显而易见的是，把脑袋钻进沙堆里，问题可以变得看不见，却决不会自动消失，因而只能不断以扭曲的方式给现实的经济运行制造麻烦。分析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凯恩斯当年对重商主义和古典学派的评论：“重商主义者觉察到问题的存在，但却不能把他们的分析推进到能解决的地步。然而古典学派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因为古典学派的前提之一就是否认该问题的存在。这样一来，从经济理论得出的结论和从常识得出的结论二者间出现了裂隙。古典学派的卓越成就就是能克服‘常人’的信念，同时本身却是错误的。”[14]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生产过剩问题已经十分表面化了，现实中很多棘手问题实际上都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比如贫富分化问题。在短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确实为人们勤劳致富打开了出路。但到了过剩经济时期，勤劳已不再是富裕的充分条件，贫富分化才会成为日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早有名言：“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15]再如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与生产过剩有关。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妥善处理过剩产品，只好以过度消费的方式缓解矛盾，于是就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分而又毫无必要的压力。至于国际贸易磨擦，前面已经说明是由国际生产过剩问题引起的。现实中越来越严峻的失业问题，也是生产过剩的表现之一，我们后面还要谈到。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生产过剩问题的客观存在，仅凭常识就可以解释各种所谓的经济难题。但如果钻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死胡同，那么再明显的问题我们也认识不清，更不用说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了。

所幸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国内学界影响越来越深，仍有清醒的学者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实践中观察到生产过剩现象，指出只要是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免不了生产过剩，而且这种过剩是总量的而不仅仅是结构的。[16]中国也有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17]这些观点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五、经济学的革命

对于一种错误的理论，挑战仅是开始，推翻和替代才是目的。实际上，只要我们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让消费能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进入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就可以掀起一场深刻的经济学革命。这场革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把经济学从空中楼阁或“黑板经济学”的状态拉回到现实的地面上，进而让经济学回到以人为本的正确方向上来。

现在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人处于什么地位。在脱离实际的稀缺性假设基础上，由于消费欲望无限，消费品的数量和品种越多越好，所以人的消费能力无法在主流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人的劳动能力只能在生产要素中处于与土地、资本等资源平起平坐的地位。换句话说，人的地位并不比物的地位优越，根本谈不上以人为本。

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理论永远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按照稀缺性假设，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无限的欲望，市场经济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只是充分和有效地使用所有资源组织生产，使各种商品数量的组合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由于真实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从而需求也有限，满足有限的需求根本不需要运用人类掌握的所有资源，所以现实中真正投入生产的只是资源中最有利可图的一部分，其余资源都被暂时闲置起来。这种现象亚当·斯密也曾观察到：“在秘鲁发现银矿以后，欧洲的银矿，其中的大部分就都被关闭了。银价贬值得如此的厉害，它们的产品再也无力偿还开采的费用，或者说偿还在开采过程中所消费的食品、衣服、住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支付相应的利润。”[18]至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只要承认消费能力具有稀缺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充分有效利用所有资源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实际上就是个乌托邦，因而充分就业也是个乌托邦。

承认消费能力的稀缺性和资源闲置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解才有可能回到常识的基础上来。比如说，土地、资本这类物质性资源的闲置不仅不会造成任何社会问题，而且有利于减轻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劳动能力的闲置相当于增加社会成员的闲暇，本来就应该是社会向文明方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没有给消费能力一个独立的位置，无产者[19]的劳动能力一旦被闲置，其消费能力马上就会面临也被闲置的窘境，这就是所谓的失业问题。由此可见，失业问题实际上是由西方主流经济学观念上的错误，致使市场经济体制发生严重扭曲，因而结成的怪胎，并不是什么真问题。只要我们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牛角尖中钻出来，用常识判断一下，马上就有新发现。

从常识上说，“消费是所有生产的惟一终点和目的”，[20]可是从什么时候起，“增加就业”却成了我们发展生产的目标之一，甚至是首要目标？这样的问题，仅凭常识常理就能发现其中的荒唐。现在我们已不再为食物不够吃、衣服不够穿发愁，甚至如前面所说，像农产品、纺织品这类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早已达到“充分涌流”的程度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实际上已经把我们这个世界推到了人类先贤一直孜孜追求的大同理想的门槛上，一个让所有人“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21]“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2]的社会形态已经清晰可见。可是，只要被庸俗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洗”了脑，我们就不可能看清真相。错误的理论，一旦成为主流，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人们的思维能力大大萎缩退化，以致不再能用常识判断是非。这样的教训，在历史上早已罄竹难书，可类似的荒诞剧仍一再上演。

回到常识的基础上看生产过剩，那不过是人类的生产能力大于自身消费能力的表现，本来应该是好事。“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3]只有生产过剩才能为一个丰裕文明的和谐社会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但是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过剩总是与消费不足相伴而生，这才成为难题。在理论上，这样的难题同样昭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无能，因为这种错误的理论只擅长抹杀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问题。

只有把人的消费能力作为一个独立变量，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引进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使消费真正成为“生产的惟一终点和目的”，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因为相对于劳动能力，人的消费能力是一种更为基本的能力。有消费能力的人不一定有劳动能力，有劳动能力的人也不一定时刻都为社会生产所需，但每个人基本消费需求的满足一定要得到充分保障，却是文明社会最起码的要求。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我们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满足这种要求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不能彻底解决经济问题，仅仅因为我们据以解释经济现象的主流经济学不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应该是为人量身定做的经济学，是返回常识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人只有有限的消费能力，在适当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下，人类的生产能力在正常条件下总是大于自身的消费能力（否则人类早就灭绝了），所以我们只需要处理生产和消费呈“有限－有限”模式（准确地说应是“大－小”模式）的问题，而不是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臆想出来的“有限－无限”模式――这种比“精卫填海”更不着边际的模式，居然能成为一种“显学”的基本假设，真不可思议。

返回常识，一切经济问题都变得简单而清晰：我们要做的事情相当于把一大桶水倒入一只较小的桶里，因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设计出无数种方案倒满这只小桶。也就是说，经济学不再仅仅局限于解释现象，而且还可以进行制度设计或制度创新。我们可以设计出无数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方案，其中不再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再需要付出“牺牲一代人”的骇人代价，只需从容地在这些方案中挑选出能取得最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的方案来。

如前所述，在逻辑上，共产主义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社会形态，因此在各种各样的方案设计思路中，也包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思路。不过这一思路原本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论题，我们就不再重复。我们想说的是，面临无数多种选择，另辟蹊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说，从寻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入手，也可以闯出一条新路。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承认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有缺陷的。事实上，市场经济有缺陷，在西方国家早已是常识，所以在西方找不到一个国家是推行单纯市场经济的，这些国家真正实行的是所谓“混合经济”。然而，我国现在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24]我们不想对这样的观点多作评论，只想说出一个常识：除非市场经济是没有缺陷的，否则其缺陷必然会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而日益明显。

那么，市场经济的缺陷究竟是什么？是前面屡屡提到的生产过剩吗？不是。从总量上说，生产过剩的终极原因是人类的生产能力大于自身的消费能力，因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在各种经济制度中都有可能存在生产过剩现象，不同的只是其表现形式。[25]前面已经说过，生产过剩本来是好事。只有当我们在观念上拒绝承认生产过剩的客观存在，因而也就无法利用这一本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有利因素时，生产过剩才会成为祸害。换句话说，当我们把生产过剩当作一个缺陷去克服的时候，大方向就已经错了。因此，要达到完善市场经济的目的，找准其缺陷十分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的缺陷”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惟一正确的答案。事实上，分析的角度不同，分析的框架不同，找到的缺陷（或者对缺陷的表述形式）就可能不同，从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可能多种多样。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茅于轼先生对市场经济的缺陷曾作过精彩论述：

一个人肚子饿了，他极端需要食物。这是生理需求，然而如果他没有钱，他的这种需求便无法传递给市场。市场只照顾经济需求而不顾生理需求。凡是经济需求，不论它有多么荒诞，多么远离生理需求，在市场中都能得到满足。而生理需求不论多么急迫，如果没有钱都会被漠视。

从这一点看来，市场经济远不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制度。但是理想的经济制度还没有发明出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只好接受这种很糟糕，但是又确实缺不得的制度，是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经济制度。[26]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下，要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经济制度，不但如茅先生所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可能，而且是永远没有可能。但是，如果确立了消费能力稀缺的观念，这样理想的制度马上就变得唾手可得。因为从技术上看，这样的方案设计只需要解决生理需求的货币表达问题。假如需求是无限的，表达这种需求的货币也必然是无限的，这就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之，只要承认消费能力是有限的，那么生理需求的货币表达就不再是什么难题，甚至可以说，一个“脑筋急转弯”就可以想出答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有学者试图从货币发行的角度予以解决，尽管他们的方案还不完善、理论依据也不够扎实，因而显得说服力不足，但他们的思路却代表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27]不过，要认识到这样一种近乎“异想天开”观点的价值，需要经过一个凯恩斯式的思考过程：“正像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对于分析不完善的凭直觉而得出的论点，直到我以自己的方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后，才能发现它们的重大价值。”[28]遗憾的是，新观点的价值至今未被学界挖掘出来。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的，因而不再以资源稀缺的视角，而是以生产过剩的视角观察现实经济问题，提出一个彻底解决目前困扰我们的各种经济难题的方案就不是什么难事。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设计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方案的具体设计和论证笔者将另行撰文论述。

六、结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极为深远，但其理论基础上的错误又极为低级。只要以符合实际的有限消费能力置换稀缺性假设中的无限欲望，就能掀起一场深刻的经济学革命，从而为彻底解决经济问题开辟道路。

在基础上出现错误的理论，有时并不完全丧失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这也为我们在理论上辨别正误是非带来困难。比如天文学上早已被推翻的“地心说”，就能直观地解释太阳的东升西落；物理学上，虽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已经取代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但牛顿力学至今仍能很好地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力学现象。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如此，在短缺经济时期，商品似乎产出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稀缺性假设的谬误还不明显，因而这个学说能够很好地解释市场经济的各种现象，以至于成了经济学的主流。也就是说，学术上的所谓“主流”，并不一定意味着正确，而很可能是由于时代局限造成的，正如马克思在评价李嘉图学说时说过的：“李嘉图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当作生产一般的最有利的方法，当作财富生产的最有利的方法。这种看法，对于他的时代，是正确的。他翼求为生产的生产。这是正当的。”[29]但是到了过剩经济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开始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了。所以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发现和纠正错误――甚至只是一些低级错误――往往也需要等待历史和认识条件的成熟。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涉猎过形形色色的经济学理论，最终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最为深刻。其中最主要的认识有两点：第一，市场经济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第二，不能克服内在缺陷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的“上半场”总是辉煌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0]我国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同样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取得的成就并没有超出《共产党宣言》的观察。目前，我国的经济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麻烦不断，困难不少，改革正在失去共识。实际上，这正是市场经济从“上半场”走向“下半场”的征候，市场经济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只是主流学者不愿正视和承认罢了。

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有其优越性，但如果我们希望通过市场经济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就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向前探索，这样才有可能找到根治市场经济缺陷的方法，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能自我调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反之，倘若我们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而一味盲目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那必然是可悲的倒退，不可能有出路。

七、文外闲话

本文既然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网站首发，我就顺便就站内的一些话题多说几句。最近由茅于轼先生一篇随笔引发的关于富人穷人的大争论乃至“大批判”，站内多有反映。可是我发现，茅老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闪光点被所有人忽略了----他明确指出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准确地说就是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茅老的观点，因为我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既然剥削理论是错误的，某些人之所以穷，并不是因为受到另一些人剥削，那么继续把人分为穷人和富人还有什么意义呢？茅老当时如能意识到这一点，便可免掉后来的诸多口舌了。

现在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虽然有点马后炮的意思，但并非没有理论价值。实际上，目前经济理论界的许多模糊认识都源于尚未把马克思的学说搞清楚就仓促拥抱等而下之的西方经济学。我只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还原这样一个真相：马克思虽然有错，但其他经济学家错得更为离谱。

（卢映西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WTO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46）

注释：

[1] （英）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04页

[2] 赵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误读》，《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3]蔡昉：《萨缪尔森迟到30年的答案》，《经济学家茶座》第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

[4] [英]亚当·斯密著，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

[5] [美]麦克康耐尔、布鲁伊著，陈晓等译：《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6] Gary S. Becker.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9): 493-517.

[7] [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8]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9] [美]斯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0] 石静霞、陈卫东：《WTO国际报务贸易成案研究（1996－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11页。

[11] 王五一：《世界赌博爆炸与中国的经济利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12]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3] [英]亚当·斯密著，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4] [英]凯恩斯著，宋韵声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15]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611页。

[16]王东京：《当前中国三大经济热点透析》，《经济学家茶座》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

[17]王建：《2004：中国宏观调控的困局》，《中国经济信息》2004年第4期。

[18] [英]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19] 参阅赵磊：《质疑“告别无产”》，《经世集》第2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36页。

[20] [英]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23] 《管子·牧民》。

[24]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财经》总151期，2006年1月23日。

[25]参阅卢映西：《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经济学家》2005第5期。

[26]茅于轼：《生理需求与经济需求》，《经济学的智慧》，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27] 罗运贵：《宏观价值调控论》，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党爱民、张阳武、毕亚林：《过剩经济学》，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28] [英]凯恩斯著，宋韵声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29]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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