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A.哈耶克,1988,《致命的自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
推荐理由:哈耶克的书总是让人震撼。这本书不是他最好的,但却是我们都读得懂的。在这本书中,他反复论证的一个主体就是,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都不要试图就设计出一个所谓“为全民谋福利”的社会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不过是一些人理性的妄想,或者是能够带来致命后果的自负罢了。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让这些想法自由实现,才是好的有序的社会。哈耶克所反对的,就是个人不能走上神坛,否则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就如题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和中国文革时期那样。
哈耶克的思想主要在《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和自由》两书中得到充分阐述。早期作品《通向奴役之路》,文集《哈耶克文集》、《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都有中译本。
2、阿马蒂亚.森,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经济学家要有良心,要关心贫困,关心穷人。森做到了这一点。但森并不是简单的认为救助、财政政策或者政府就一定能够实现富裕。森在这本书中所强调的,反而是对自由的保障,不过这种自由是要考虑发展中的一系列特定情形的。即穷人应该有穷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得到保障,才能够真正脱贫。但需要提醒的是,读这本书需要哲学知识基础。
森的理论直接形成了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贫困度量模式——人类发展指数。按照那个指数,中国还远远没有富裕,因为我们还缺少自由的保障。
森的其他著作也有中译本,有时间可继续阅读:《贫困与饥荒》、《理性与自由》、《饥饿与公共行为》、《正义的理念》等等。
3、威廉.伊斯特利,2002,《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
中信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
推荐理由:对中国之类迫切需要脱贫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民主,二是增长。哈耶克和帕特南说得是前者,森和本书作者伊斯特利说的就是后者。作者具有丰富的世行工作经验,和发展中国家打过很多交道。在这本书中,作者问:为什么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解决发展问题的药方都没有效呢?是经济学本身的错误,还是其它问题?作者经过详尽的分析后给出了答案——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会招致经济主体的激励反应。而经济学家在政策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又回到帕特南的理论,老百姓其实是非常有头脑的,知道自己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激励。谁也无法愚弄他们。
4、罗伯特.D.帕特南,1992,《使民主运转起来》。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
推荐理由:当人们困惑于民主是否能够有效运转时,政治学家帕特南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这些问题,通过对意大利的实地调查,他发现,包括参与等社会资本的东西对民主以及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好不好,要看这个社会中老百姓参与各种组织以及决策的程度。参与就是民主的体现。
这本书的出版第一次把社会资本(即一个社会中人际的和谐、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信任等)完整的展示在人们面前。使得帕特南成为继韦伯、罗尔斯之后的又一位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可惜国内迄今对其思想不够重视。因为国内的精英阶层总是认为,老百姓是庸俗的、愚昧的、不值得参与,自己才是救世主。如果能把帕特南和哈耶克的书结合起来度,就会发现所谓的精英阶层的丑陋。
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中译本。
推荐理由:通常人们的思维受到两分法的定式思维的影响,认为公共资源市场失灵就必须由政府介入,但无论市场或政府,也都存在失灵,无法有效解决公共资源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首次系统地总结人们用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理论模型,并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性。
2009年10月12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威廉姆森一起获得这一殊荣。他们俩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对治理有杰出的学术贡献,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她的名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她的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以便⑴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⑵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或⑶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
6、曼瑟尔.奥尔森,1965,《集体行动的逻辑》。
上海三联书店,1995.
推荐理由:
该书的集体行动不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观点颠覆了传统社会科学理论的“人们会为集体目标而不顾成本地努力为集体奉献”的观点。
该书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即存在搭便车的行为。由于这一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非常不容易,个人的理性选择并不能自发地提升社会效用。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公共物品的产生要靠强制性的或选择性的方式,即要么强制执行,要么以奖惩机制来使外部性内化。
曼瑟尔•奥尔森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另外,还推荐他的另外两本著作:《国家的兴衰》(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都有中译本。
7、罗伯特.艾克塞尔罗德,1984,《合作的进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吴坚忠译,2007.
推荐理由:本书是行为领域的经典之作,主题是合作的产生和进化。作者以组织的两轮“重复囚徒困境”竞赛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在两轮竞赛中胜出的都是最简单的策略“一报还一报”。这一策略简洁明晰,具有善良性、宽容性、可激怒性和策略性,其出色的竞赛表现为我们了解个人、组织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和进化提供了积极的前景,其结论在社会科学的诸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被广泛征引。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行为分析及博弈论专家。除本书外,还著有《合作的复杂性》等著作。
8、乔恩.埃尔斯特,《社会黏合剂:社会秩序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高鹏程译。
推荐理由:《社会黏合剂:社会秩序的研究》中,作者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谈判、集体行动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社会秩序的形成是不同层次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妒忌、机会主义和可信性作为社会黏合剂,对社会秩序起着重要作用,自利和非自利因素通过不同个人进行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稳定与合作的社会秩序。
埃尔斯特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
9、艾米.R.波蒂特;马克.A.詹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10,《共同合作:集体行为、公共资源与实践中的多元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路蒙佳译
推荐理由:《共同合作:集体行为、公共资源与实践中的多元方法》研究了不同方法如何促进与集体行为和公共资源有关的各种理论的发展,证明了涉及不同传统的多元方法研究交融互补的重要性,考察了交融互补难以实现的原因,并提出了通过合作克服这些挑战的方法。作者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与集体行为和公共资源有关的合作、多元方法研究的案例。对案例研究、荟萃分析、大样本实地研究、实验和模型以及基于实证的行为人模型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这些方法对自然资源管理集体行为研究的贡献。《共同合作:集体行为、公共资源与实践中的多元方法》承认了影响和约束研究的学术动机,修订了集体行为理论,并为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了多学科的实际解决方案。
10、顾准,《顾准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的版本最佳,另有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的版本,但省略了一些内容。
推荐理由:顾准是1975年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者,是1949后中国知识界的泰山北斗,至今无人能越。
本书是他的文集。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及经济文稿等几部分。特别是其中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最值得阅读。
11、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2002。
推荐理由:本书是世界著名学者、《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新作,旨在探讨人类社会物质进步与人类道德发展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一切宗教、政治、法律等都无法解释人类物质进步与人类道德发展的不同步现象,如人类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是物质进步与人类道德的倒退,19世纪泛滥的殖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各种暴政等等都是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而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又给西方带来了犯罪升级、家庭解体、信任危机等各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如此,福山认为根本原因是人类的生物学趋向使然,即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一个大的调适过程。只有根据人类物质进步的现实不断进行社会调适,才能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
12、丹尼尔.弗里德曼,山姆.桑德,1994,《实验方法:经济学家入门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中译本。
推荐理由:这本初级读物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可以得到的第一本有关实验方法和技术的自成体系的书籍。作者涉及广泛的概念问题并讨论了基本原理,但是重点在于成功的实验需要的具体步骤:挑选一个有兴趣并且重要的选题,创立一个实验环境,选择和激励参与人,设计并进行实验,收集和分析数据,报告结果——这些是关键任务。它会帮助初学者在组织实验方面避免犯错误,增加实验者的科学回报。
《实验方法:经济学家入门基础》经成为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数据来源。数以百计的杂志文章,几十篇综述和一些书籍说明了实验室实验在帮助我们理解商品和资产市场、产业组织、委员会和投票、法和规则、通货膨胀、个体选择、博弈论和许多其他制度和现象中发挥的作用。
13、尼克.威尔金森,2008,《行为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2012.
推荐理由:这里以该书中文版译者贺京同和那艺的《译者序》作为推荐理由。这是一本体系相对完整、逻辑较为一致的行为经济学教材。作者认识到,行为经济学从其产生之初就毫无疑问地带有交叉学科的色彩,因此从这些相关学科中也许能找到把行为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纳入统一框架的方法,这就是常被一般经济学家所忽视的进化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我们可从书中看到作者的这种意图是贯彻始终的,亦即运用大量篇幅来阐述每种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化心理学及神经科学基础,其目的在于表明,这些理论虽然从表面上看形式各异且观点多端,但却可在自然科学的层次上得到统一的支撑。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读者不再由于行为经济学千头万绪的理论并存现象而感到迷惑,这也许是对编撰一本好的行为经济学教材最为迫切的需要。
这本教材的特色还不止如此,书中关于理性(这里或经济学中的“理性”不等同于中文字面上的含义)内涵的讨论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经济学核心假定的本质。众所周知,当前以新古典主义为核心的标准经济学建构于理性人的基本假定之上,然而“理性”究竟是什么却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根据标准经济学的定义,理性可被如下三条标准所衡量:(1)偏好满足逻辑学和概率论的基本原理;(2)偏好满足一致性;(3)偏好不受非物质性的或不相关因素的影响。满足上述理性的经济活动参与人(agent),抽象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根据这些标准,研究者可以轻易辨识出哪些行为是非理性的并对其加以研究。然而,现实中的“异象(anomalies)”和科学发展都证明对参与人的理性抽象是片面且不适宜的。一旦我们将进化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纳入考虑,我们就不得不重新理解被标准经济学视为非理性行为的含义,并且将发现,把标准经济学及其新古典基础与理性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很武断的。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自然选择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脑进化成一个能够最大化效用的决策系统,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能够最大化生物适应性的系统。生物适应性涉及到我们自身以及与我们享有相同基因的亲缘个体的生存与繁殖问题。那些最能够实现生物适应性的人类祖先也最大程度地扩散了他们的基因,这可确保更多拥有相同遗传特征的人能够生存下去。因此,从进化的角度看,那些在人类选择中观察到的非理性行为(这被称为异象)也许是符合最大化适应性要求的,因此将其视为非理性行为也就不太适宜。反过来看,那些符合标准经济学理性标准的行为也许在进化视角下并不符合最大化适应性的要求,因此将其视为理性行为也是不太恰当的。总而言之,理性似乎应当以能否满足最大化生物适应性为标准,但这却为我们研究现实问题带来了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在自然科学的层次上对理性进行抽象定义,更便捷的方法是对理性提出若干种工作定义和解释,其中某些定义对于分析某种问题(解释与预测)要比其他定义更有用一些。这种关于理性的工具主义观点也许更有助于开展现实问题的研究。
这本教材的另一特色是为我们阐明了行为经济学与标准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前景。长久以来,行为经济学由于与生俱来的交叉学科特点而一直游走于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边缘,并被许多人简单理解为经济学的又一分支学科而已。然而,正如本书作者在其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将一本书命名为《行为经济学》。如果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人们在各种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经济学都与行为有关。”这一开宗明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将行为经济学定义为一个更广范畴下的经济学概念,于是新古典的标准经济学可被看作是这一更广的经济学范畴下的一种“子集”性理论。这样一来,行为经济学将不再是区别于标准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对标准经济学的继承、拓展与一般化,这正代表了当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亦即它可被认为是“新一代”的经济学。未来的行为经济学亦不必冠以行为作为定语,即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