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决定一国长期利率的因素是哪些？笼统的讲，长期利率决定于生产部门提供产品的能力和需求部门对产品的吸收能力，提供产品的主体不妨简单的视作企业，而产品去向即需求无非是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口，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决定了一国的长期利率。决定产品供给能力的因素是什么，如果不考虑制度的影响，无非是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在不少模型里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内生变量），而资本积累的源泉又是投资-- --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期投资需求的增加既能推高短期利率，又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压低长期利率。
根据国民经济帐户的平衡式Y=S+C=I+(EX-IM)+C+G，其中：S，C,I,(EX-IM)，G分别代表储蓄（包括公共储蓄和私人部门储蓄），C代表消费，I代表国内投资，（EX-IM）代表净出口，G代表政府购买。S-I=（EX-IM）+G，这里先忽略政府购买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把政府也视作一个和私人部门一样的机构，G就是I的一部分，S就代表私人部门储蓄）即G=0，所以有S-I=(EX-IM)，即储蓄和投资之差等于净出口
一国的资本输出都是通过经常账户进行的，也就是说，过剩的储蓄即S-I通过经常账户输出境外，通常而言，只有当国内投资收益率在加入了风险溢价的因素后低于国外，才会有持续的资本输出即经常账户顺差。之所以说是“通常而言”，是因为这里的“收益”只考虑了纯粹的会计意义上的收益，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即便国外收益率不如国内，政府部门也可能在政策层面（比如各类产业政策以及低估本币汇率的办法）向出口部门倾斜，人为制造资本输出，这正是这些年东亚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的真实情况。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既有消费率低的因素，也有政策引导的因素，但显然前者是根本和基础，否则如果没有私人部门的高储蓄，任何出口导向政策都成了无本之木（当然你也可以说高储蓄也是政策的产物比如社保体系的不健全），总之，高储蓄为低利率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如第一段所述，一国长期利率决定于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需求应该相当的旺盛才合理，为什么大量储蓄没有转化为国内投资，却被挤向了收益并不高的出口部门？如前所述，这里面有政策引导的因素，但为什么在有利于出口的政策逐渐取消，人民币逐渐升值的情况下，出口仍然频创新高？这个地方，国内低效的金融体系，各类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阻碍储蓄向投资转化，经常账户盈余节节高攀的根本原因。
经常账户持续盈余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持续的资本帐户盈余，如前所述，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讲，只有国内投资收益率低于国外时，才会有经常账户的持续盈余，但这里似乎暗含了一个假设：所有的国内居民和企业都有平等的投资机会，以及所有的投资的收益率是趋同的。如果该假设的确存在，那么显然这是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的。首先，各投资主体的投资机会并不平等，占有大量金融及政策资源的国有企业正是投资效率低下的投资主体，外资在中国常年享有超国民待遇（这些待遇不仅仅体现在税率等硬件条件上，更体现在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外资崇拜情节”上），而作为多数国家的投资主体的国内私人投资部门，不论是在产业政策还是金融资源的获得机会上，都面临诸多歧视，这可能是妨碍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内因。
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经典的宏观经济学不能解释双顺差现象，而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如果出现了和周密的理论相违背的情况，交易费用和制度因素可能是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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