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彪

近年来，全国两会代表们对改革呼声的热烈程度史无前例，前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都提到改革“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李克强总理也多次指出“改革进入攻坚期”。浙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是民营经济的发源地。30多年前，敢为人先的浙江人率先冲破僵化体制的束缚，成为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行者，造就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辉煌。今天，浙江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面临了一系列难题，除了要继续发扬浙商敢为人先的思变精神外，难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要靠改革。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当前，改革要重点处理好四对关系。

1、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行政主导下的竞争不公平是当前我省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尽管政府制定了许多“非禁即入”的行业发展意见，但国企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部分国企领导有较高的官员身份，隐性地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目前的产业政策通常以规模为导向，如地方打造亿元企业的目标往往挤占了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节能降耗和淘汰过剩产能也主要针对小微企业。未来应着眼于构建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一方面，建立不同所有制企业进入同一竞争领域标准化、统一化的法律体系，公布各个领域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时间表，让民营企业有所准备、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防止行政部门以各种借口干涉民营企业的管理和生产经营，不再为任何企业和单位加挂“重点保护”牌子，让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自由拼搏、公平竞争。

2、处理好社会横向流动加快和纵向流动不畅的关系。浙江是流动人口大省，但近年来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引关注，穿梭在各个城市、频繁跳槽、做散活、打短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受户籍制度等因素制约，这些农民工难以形成良性的向上流动机制，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日益已成为转型期的突出问题。下阶段要继续做好四项工作。一是打破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促进农村向城市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二是完善农民工利益维护机制，实行城乡平等的劳动就业制度；三是增强教育的公平性，使社会成员平等享受教育资源；四是切实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用“服务”手段取代“维稳”手段，适时及时疏导社会不满情绪。

3、处理好法治社会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时至今日，与法治格格不入的旧思想依旧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常常将不为公众知晓的“内部文件”乃至“领导指示”奉为最高准则，以权代法行为普遍，而企业难免在最后沦为“替罪羊”或“牺牲品”。当前，应在三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在全体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法治观念，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宪法普及教育，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二是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确保立法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以及法律颁布为公众所周知，杜绝“听证会”式的走过场以及法律规章的“保密”行为；三是实施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避免“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

4、处理好政治思想统一和社会信仰迷失的关系。当前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不断进展，人们在信仰选择上出现彷徨，主要表现为宗教狂热、迷信泛滥以及道德沦丧，浙商近年表现出来的浮躁心态与此息息相关，这既有转型期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原因，又有不同价值观渗透的原因，既有文革精神创伤的历史原因，又有改革开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实原因。中国当代社会应加快建构一种共同的信仰、共有的价值关怀，现代化和市场化走在前列的浙江应该对此做出较大贡献。我们当前需要看到的是，若把信仰挂靠在经济发展上，难免过于商业化；若是挂靠在行政权力上，权力却不很权威；若是挂靠在文化传统上，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挂靠在民族主义上，这是一把双刃剑；挂靠在宗教上，宗教却又不主流。唯有在科学民主和法治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信仰的社会化。社会信仰融于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当前问题虽然出现在经济上，根子却与社会建设汲汲相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之改革虽解不了明日之渴，但必解后天之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