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关分析到因果分析：制度的作用

如果立足于因果关系分析，我们回到了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上：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不把资本作为解释变量，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大家看到历史上有很多解释。

第一种解释运气。这种解释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距（比如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从猴子从树上下来到地上生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也就说在猴子变成人的那一刻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命运、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运气也决定很多方面，比如一场战争可能决定于运气因素。忽必烈当年如果没有遇到那场大风，日本的命运是不是会改变？还有的可能是这个国家出现了某个英雄，然后这个英雄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有些人会认为运气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但是运气是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主要的因素？

第二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是地理决定论，也就认为地理位置决定各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上最早的几个文明基本上都是诞生在北温带地区。中东、美洲、欧亚大陆等等基本上都是在北温带这条走廊上，而赤道国家的经济水平大都比较差。这么看来地理因素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了，维度太高了（比如北冰洋）就很难有文明出现。但是在类似的地理条件下，为什么国家之间还有如此之大的发展差距呢？我们不用举很远的例子，就以中国为例。地理条件很相似的省份为什么经济差异会如此之大？其次，同样的地方，为什么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差异那么大（例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在大的方向上（比如以一万年甚至五万年为单位）也许地理决定论是对的，北冰洋、南极洲、赤道附近都很难有很好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个长期到底要多长？凯恩斯说，在长期的时间里，人们都会死去。如果以一百年或者五十年为单位，我们发现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所以我们需要在长期的地理差异的基础上再来寻找比地理更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

第三种解释是制度。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人们开始强调制度也许比技术本身对经济增长更加重要。这样一来，重心就转移到了制度上。但是什么是制度，可能对于制度的定义就是模糊的。它有可能包含了一些习俗和习惯，但是其中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对国内学界来说，制度和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90年代以来）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需要立足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制度分析，从而提供一个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的成功案例。很多人比较看好这个分析，国内很多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也是持着比较看好的倾向。

还有一种解释是文化决定论。当然文化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本身比较难以界定，我们在这里不妨不太严格的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所拥有的例如语言、文字、宗教等那些从人类学意义上能分辨其文化认同的大的要素，但仍然主要限于非正式的规则。那么，这些诸如语言，文字，伦理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究竟有什么影响？在Acemoglu教授看来，“文化很重要”也许可以成立，但是需要搞清楚文化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他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非常强调新教作为宗教的重要性，但是韦伯只是说他做的是无限因果链条中的一段。与此相关，以前有人觉得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后来随着日本与东南亚，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又有人中国文化比较乐观。正因为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弄清楚文化作用的机制比文化本身可能更重要，也更有挑战性。而且，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文化对经济增长有影响，那么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量化的估计只是简单地说文化对经济有影响，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经济学家想做的是让大家对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有一个量化的概念。就像我们开始做的那些跨国的经济回归分析，我们想知道某种影响到底是30%、50%还是70%。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哪些因素重要、哪个因素最重要。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运气、地理、制度、文化这四个因素哪个对经济发展最重要。也许这四个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想知道哪个最重要。

那么如何分析这四个因素？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识别它们的作用难度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制度最重要，这就比认为其它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最重要识别起来更加困难。比如认为地理很重要分析起来就比较简单。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海岸线长度不是内生的而是上帝给与的，当然也有些内生的情况，比如一个国家很强大把邻国占领了，从内陆国家变成沿海国家。但是，有相当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版图变化不大，或者没有重要变化，尤其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500年。例如中国从清代建立起的版图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欧洲国家的大致版图从公元1500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如果你认为地理很重要，你是有办法去分析的，因为你基本可以认为地理是外生的。对于气候也是如此。在1900年前，人类对于气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季风气候、海洋气候这些因素也基本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

类似地，如果认为文化有影响，我们也可以有办法找到文化外生的识别办法。如果以最近五百年为分析单位，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些语言或者文化是外生的。尽管文化不是纯粹外生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片段里认为它是外生的。最难的是认为制度很重要应该如何分析，因为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你可以认为这个国家之所以有好的经济制度是因为人们素质高。为什么人们素质高呢？因为经济发达所以人们素质高。可是如果没有好的制度，经济怎么会发展起来呢？所以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因果关系很难识别。鸡和鸡蛋之间肯定是有相关关系的，但是在经济增长起飞的那一刻到底是制度更重要还是经济基础更重要？如果只是想定性地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想定量地分析就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发现很多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资本丰裕程度以及文化等等）影响制度同时也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很难将这些因素分离开来。怎样才能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的问题解决呢？有一个办法：找到一个因素本身不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会影响制度。为什么这样一个因素就能分解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因素本身不影响经济增长而只是影响经济制度，那么它对经济增长的产生作用必定是通过制度这个渠道。这就是工具变量法。9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篇关于工具变量的文章出自MIT经济系Angrist教授。他的文章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到底是因为人们收入高才受教育还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才收入高？类似地，到底是人聪明从而读书容易所以读书多还是读书多使得人更聪明？这些也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仅仅满足于聪明和读书多有大致的相关性是不够的。Angrist在分析的时候必须找到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本身对人的收入没有影响，但是他会影响一个人读书的多少。如果这个因素对于一个人的收入有影响的话，那它必定是通过影响了人们的读书多少这个途径。Angrist找到的工具变量是一个人出生的季度，上半年还是下半年。没有统计表明哪一天出生的人会更加聪明，从而收入更高。但在美国，法律规定了毕业的时候必须年满多少岁，因此在美国的学制制度限制下，在一些季度出生的人会比在另一些季度出生的人在学校里呆的时间稍长或者稍短。在哪个季度出生本身对于聪明程度或者收入应该是不具有影响的，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因素居然对收入有影响，这个影响的途径必定是来自它影响了一个人呆在学校的时间的长短（也即教育时间的多少）。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因素可以把这两个因果关系分解开来。对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比刚才的更难。因为如果以国家为单位，样本的选择就更加有限了。

有意思的是，Acemoglu，Johnson, Robinson找到了一个因素将这个因果关系分离开来。这个因素只会影响制度而不会影响经济增长本身。这篇文章在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他以十八世纪的传教士或殖民军队由水土不服导致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这个变量为什么有意思？我们想知道一个国家制度作为政治遗产，对经济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很多当年的殖民地国家（比如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后来经济发展很好，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例如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相当落后。到底殖民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好处？大家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殖民带给当地的遗产是什么。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殖民地，殖民者把他们殖民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搬到了当地，他们在当地模仿宗主国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好的行政体系。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比如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国家、南美国家）的殖民宗主国只是一味地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没有留下好的政治遗产。这样一来，十八世纪时候的政治遗产和制度遗产就影响了今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什么因素会决定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呢？一般和他们认为某个地方是否适宜居住有关。如果认为某地适宜居住，他们就有长期政策导向，就像中国古代有坐寇和流寇之分。如果认为当地适合居住，贼寇就会有当坐寇在当地经营的想法。这也可以解释日本在对台湾和中国大陆进行殖民统治的手段为什么不一样。日本人想把台湾作为永久殖民地，所以他们还是想把一些本国的好的管理经验搬到台湾。对于中国，他们就采取残暴的掠夺手段。殖民者认为当地是否适宜居住和他们在当地的死亡率有很大关系。如果死亡率很高，他们就只想在当地掠夺一把就走。如果这个地方适宜居住，他们就会觉得将来有可能留在这个地方，从而力图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美国。如果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和殖民军队的死亡率对今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有影响，那一定是影响了当时殖民者给当地留下的政治遗产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为什么是水土不服这样的疾病呢？因为水土不服对当地人没有影响，只是对外来人有影响。这样一个因素不是说某个地方本身适不适合居住，而是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殖民者居住。这控制了当地环境是否不适合所有人类居住的可能性。Acemoglu等想说明的本质问题是那些殖民者的死亡率会决定他们是想在当地长期居住还是想捞一票就走。这会影响到殖民者在当地的初始制度安排。这些初始制度的安排具有长期性，从而影响今天当地的制度。今天当地的制度影响了今天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他想揭示的逻辑链条。这篇文章的引证率很高。尽管也有人批评这篇文章的数据有问题，但是整体说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想法。这也是第一次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工具变量能够把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分离开来。

后面还有很多人跟着这样的思路走，去年就看到有人写了一篇这类的文章。他找的是世界各个大洋上的小岛。这些岛像中国一个县那么大，本身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属于一些国家的，曾经被殖民过。他分析的是这些岛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当初它们被殖民的经历之间的关系。他也是想搞清楚其中的因果链条。他找的工具变量是当地的季风方向。这也是很巧妙的，季风的方向不是内生的，因为人无法影响季风的方向。但是季风的方向会影响这个地方被殖民的早晚。殖民者当时坐的是帆船，如果处在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就会被殖民得比较早。这个变量有一些问题，因为国际贸易也会受到季风的影响。所以仍然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的问题，如果处在较好的季风位置，和别的大陆或者岛之间的贸易就会比较多。总而言之，要想寻找到这样一个变量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想识别因果关系，这是一个从计量上看，很重要的方法。这为我们分析究竟那种因素决定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工具。如果说这篇文章是分离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成功尝试，识别了一个单向的作用链，那么，下面这篇是一个更大图景的制度与增长之间互动的分析，试图识别一个更完整的反馈链条。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大西洋贸易与西欧的崛起

2004年，同样的三位作者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这是一篇很有抱负的文章，并且值得中国借鉴。在诺斯的《西方的崛起》的书里，他解释了为什么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荷兰或者西班牙等国家。产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交接的英国，产业革命之后东方和西方的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拉大。我们以为产业革命是一个突变事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么，在此之前，发现新大陆的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三百年间，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篇文章实际上不是想解释产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非其它国家，而是想解释为什么西欧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和欧洲其它国家在产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发展就已经很不一样。同时，即使是靠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也很不一样。历史学家对此也有很多研究，包括涉及国家大小、海岸线相对面积的比例以及很多其它因素。但是他们发现具有大西洋通道的国家在1500年到1850年的三百五十年时间里的经济发展都是和大西洋贸易密切相关的。由于发现了新大陆、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进步，这些国家能够通过海外贸易迅速变富。这些因素一部分包括在殖民地进行掠夺性贸易，另外也有奴隶贸易。以前在中国我们（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会批判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留着血与肮脏的东西。”大家会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无非是掠夺和奴隶贸易。那些文章首先确认了一个观点：进入贸易的通道对1850年前（产业革命前）国家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化就是地中海世纪变成大西洋世纪的过程。意大利这样的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开始衰落，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开始兴起。有人估算1500年到1850年间欧洲每个国家每五十年的一个人均GDP指数，他们是以当地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城市化指标与人均GDP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它用城市化来做指标。它的数据涵盖了2200个欧洲有5000以上的常住人口的城市。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大西洋这个贸易通道，这个很容易被理解。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走私对一些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逻辑很简单，掠夺性的贸易是将别人的东西抢过来，当地的经济当然会发展。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后面有很大的不一样。同样是进行大西洋贸易，一类国家（以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另外一类国家（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解释是，不仅大西洋贸易本身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大西洋贸易会间接地影响制度安排， 从而对后面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有更大一步的影响。

为什么会如此？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当地的君主独裁势力比较庞大。大西洋贸易是由这些君主垄断的。在荷兰和英国，大西洋贸易是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在英国，不管是多铎王朝还是斯图亚特王朝都想扩张自己的权利，但是都没有成功。不仅是没有成功，反而促发了光荣革命（1689年）。Acemoglu等不是想解释为什么产业革命会在英国发生，但是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光荣革命会首先在英国发生。这是因为虽然大西洋贸易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这部分经济收益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独裁国家被独裁者垄断了。所以大西洋不但没有使得社会更加民主，反而使独裁者控制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使独裁制度更有可能被锁定。在英国和荷兰，大西洋贸易持续地中下层的资产阶级带来了经济收益、使得他们更加富有，从而让他们将来能够有力量组织起来和国王抗衡。最后导致了辉歌党人在跟英国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带来了光荣革命。所以大西洋贸易对不同初始制度安排的国家有不同的影响模式。大西洋贸易在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培育新生阶层，使得他们有力量和独裁者相抗衡，最后发展出一套宪政政治。但是在法国和两牙，大西洋贸易不仅没有培育出可以和独裁者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反而使得独裁者更有资源控制社会，最后把整个社会锁入了更加独裁的政治框架。这就是为什么光荣革命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两牙。如果人们接着这个故事往下讲，由于光荣革命，英国开始对产权有更好的保护，国王在税收方面更加规范，有了更好的专利制度。然后，慢慢地促成了产业革命。

这就是这篇文章试图揭示的逻辑链条。这种分析框架，在Acemoglu的新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教科书中，后来得到更完整的表达。这个简单的动态关系就是如下图所示：

T时期的

政治制度

T时期的

资源分配

T 时期法定

政治权力

T 时期实质

政治权力

T 时经济制度

T +1时经济制度

T 时期

经济绩效

T +1时资源分配

这样的一个简单框架可以解释英国的与西班牙在近代的政治制度变迁，也可以为理解阿根廷这样在民主与军人政府独裁之间一个多世纪的徘徊提供有意思的洞见。对中国来说，远的不说，近的20多年来的变化，也可以用这样的框架。一种力量的兴起最后总会在国家的法律文献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当一些新兴的阶层拥有实际的权力（de facto）后，也会追求名义权力（de jury），因为名义的正当性会影响将来的资源分配。这就是一个循环。其中引出一个问题是：既然他们已经拥有了实际权力，为什么还要追求名正言顺的东西？闷声发大财不是很好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宪法，为什么权利最后要用宪法这样的方式写出来？Acemoglu教授也问过这个问题：宪法到底有没有用？经济学家喜欢提的悖论是：如果宪法没有用，为什么统治者还经常制定/修改宪法？就连非洲最独裁的统治者莫巴托也要那么麻烦地修改宪法？还有中国在文革的时候就修改过好几次宪法？要谁做接班人直接让他接班就是了，为什么要写进宪法改来改去？非洲那个最独裁的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修改宪法？如果宪法有用，为什么有些国家有了宪法照样还是独裁统治呢（即有宪法无宪政）？经济学家会给出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答案：宪法的用处刚好大于制定宪法的成本但是小于遵守宪法、实行宪政的收益。由于刚好处于二者之间，所以还是有独裁者愿意花钱修改宪法，但是有了宪法仍然不足以实施宪政。这个答案投机取巧，谁都不会喜欢。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背后有两个相关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也即观念），一个是集体行动。观念和集体行动本身就有密切的关系。我喜欢的例子是关于汉献帝的。曹操想当皇帝，他把汉献帝抓了回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宪法在很多独裁者的眼中的地位就和汉献帝差不多。所以很多独裁者对待宪法的态度和曹操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为什么汉献帝有用？这个问题与意识形态以及集体行动密切相关。但是，应当指出，在他的模型里，有关意识形态与集体行动的分析还不是很具体。一般来说，他把社会分成几个有限的集团，例如他提到的盗贼统治的模型：一个国家里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一个人是统治者，剩下两个人联合起来就能把这个人推翻。张三是统治者，并且他知道这一点。他会和其中的某个人牢牢地联合在一起，剩下的那个人就会永远被统治。实际上，只要两个被统治者联合起来，张三就会被推翻。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张三收的税少一点或者实行的压迫少一点？如果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统治者可能无法牢牢地认定这个要联合的人就是李四。如果统治者要同时收买两个人，那其实就是民主了（同样，如果厂商要收买所有消费者，那就等于提高产品质量，我们怕的是卖假奶粉的厂商只收买工商局局长，那样消费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了）。问题上，社会上不只三个人，比如中国就有十几亿人。这十几亿人很难协调，哪怕是同一个阶层之间要一致行动都很困难。在Acemoglu的分析框架中，这一块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但是我们仍然觉得这一块非常重要。分析一个政治制度的变迁，以阶层为单位当然能给我们洞察力。但是我们也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人是一个阶层？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简单结语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谈点个人体会。大家可以比照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1850年 时候欧洲的哪些国家比较相似。然后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和他们当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西洋贸易带来的相当类似。我们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是像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在社会中分配，还是更像英国、荷兰那样？这很可能决定中国社会下个世纪的发展状况。我们还应该思考，我们以前的文化、历史遗产对今天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有多大的解释力？尽管中国号称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中国历史上超过100年的和平时期最多只有三次——文景之治、贞观到开元的唐初盛世以及康乾盛世。相对于英国、荷兰，法国的经济增长是曾经极其不稳定，中国比法国更加不稳定，我们王朝循环周期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康乾盛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遗产吗？我们今天哪幢房子是祖先在100多年前建起来留给我们的吗？我们今天的经济增长几乎都是最近几十年带来的。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一个不会再落入这种循环的政治框架？如果没有这种框架或者找不到的话，考虑中国的发展和GDP增长就变得相对次要了。即使我们现在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水平，即使我们在世界上经济地位已经和康乾盛世的时候差不多，但那有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从1861年（南北战争以后）到现在有将近一百五十年的稳定增长？我们有没有办法像英国那样从光荣革命以后（国外的战争不算）有几百年的持续增长？如果每年增长只有2%，但是持续一百年也有七倍的增长了。但是即使每年增长10%，增长三十年后来一次大破坏就又回到原地。物质财富或者其表现形式可以刹那间化为乌有，只有一种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才能提供一种稳定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在废墟上创造出奇迹来。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从制度分析上探讨有没有办法找到使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和谐的政治制度？我们有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制度变迁？这是我们在进行制度分析、进行经济增长的时候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就讲这些，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

张曙光：小柯刚才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一个是方法论，人家能够在理论上有如此的进展就是靠的方法。另一个是现实问题，我们研究理论不是为了理论或者历史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有本书《东方世界的兴起》讲了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没落。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在近几年有热闹的讨论。林毅夫95年有一篇《*****》，历史上还有王亚南、吴晗也曾讨论过。刚才讲到地理决定论，这方面国内有文贯中以及台湾的艾荣德。再有，是张宇燕写了一本书叫做《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具现实性的重要问题，既然有这个机会大家就一起讨论讨论。

聂辉华：我想知道Acemoglu私下对那些批评文章是什么态度？特别是来自Shleifer等人2004年的批评文章。

柯荣住：从课堂上觉得他们学术上的分歧是很正常的。施莱弗框架比较简单，但是又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观点。Acemoglu在努力发展一个制度经济学的框架。Acemoglu有很好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自己做过宏观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同时他又懂计量。他想把制度分析、经济增长以及计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他先做了殖民与制度以及经济关系的研究，然后是大西洋贸易。我估计他接下来会做产业革命时期的研究。这是个很宏大的历史框架，但是理出来的历史线条却很清晰。

聂辉华：他们对Acemoglu的批判不是宏观背景而是他对制度的度量。他们觉得他的数据没有反映诺斯对制度的两个定义特征：第一是约束，第二是持久。在制度的衡量上，他有没有想过做出改变。

柯荣住：如何选择指标这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受到有限的资料的局限。这篇文章里在大西洋贸易中的制度指标是对于君主的约束。在法国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普遍低于英国。这些指标本身并不是无可争议，但主要是资料限制很难突破。

聂辉华：这些指标有一个问题：它不稳定。做了正相关回归发现它的时变性很差。

柯荣住：这是一个问题，有两种办法来解决。一种办法是找到更多的数据，另一种办法是找到更好的指标。找一个更好的指标来替代就必须有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评议人二：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核心的因素？前面那些因素导致了这个因素的出现，后面那些因素又是由这个中期的因素导致的。有没有这样一个被隔离出来的因素？

柯荣住：他的文章中就是把君主势力作为了这么一个因素。在他的文章里，君主势力的分散带来了宪政。他认为宪政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而是一个政治架构。

评议人二：经济增长最终是物质的增长，哪些因素决定了物质的增长呢？

柯荣住：大西洋贸易决定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大西洋贸易使得他们的物质丰腴程度增加。物质财富增长的利益如果落入中下阶层手中，他们就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更加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落到国王以及垄断者手中，那么这些独裁者就变得更有能力来控制社会了。如果再问为什么会有大西洋贸易，在他的文章里对此没有解释。大西洋贸易基本上是从1500年后开始的，主要原因是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技术。如果还要问会有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技术，那么这个因果链条就再往前延伸了。有一本书《枪炮、细菌与钢铁》，想解释为什么在十五世纪的时候不是美洲人发现了欧洲而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他的分析单位是万年。他给出的原因之一是人类来到美洲大陆之后，美洲没有大型动物可供驯养。美洲除了印加帝国有驼羊可以运一点小东西外，马、牛、驴、象都没有。欧亚大陆则有二三十种这样的动物。马有很重要的军事和运输用途；牛则在农耕方面有很大的作用；狮子、大象则有军事用途，比如古代就有象兵。从美洲大陆从亚欧大陆分离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这块土地上没有大型的可供驯化的动物。第二个方面，人类很多传染病都是来自马、牛、狗这些驯兽。美洲人由于没有接触过这些动物从而没有这些免疫基因。所以西班牙人一到那里，感冒传给当地印第安人就能让他们大批灭绝。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关键是你如何截断这个因果链条、如何揭示这个因果链条的机制。

聂辉华：Acemoglu的文章里没有考虑非正式制度，Acemoglu本人是不是不注重非正式制度呢？

柯荣住：他也注意到了非正式制度，但是他认为正式制度更重要。比如刚才说到的大西洋贸易，他就把所有大家公认的一些相关因素（地理、文化、宗教、是否有罗马统治的遗产等等因素）都放进去考虑过，最后觉得都不显著。这里他不是定性地认为非正式制度不重要，而是同时有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哪个更重要。

杨其静：也就是说经济学就是要找证据。很多理由都可以讲出来，但是还是需要在理论上或者实证上进行证明，最后还是需要在实证上证明的。我们的研究还是需要落到中国的问题上。刚才你最后谈到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做出变化。

柯荣住：欧洲也出现过很多英雄人物，一两个英雄显然无法改变历史。无论个人作用多大，他的力量也是很渺小的。但是尽管如此，个人也不能无所作为。如果都不做努力，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和Acemoglu的框架互补，从微观角度讨论观念和集体行动问题的是博弈论中的“超模博弈”（supermodular game）。举个简单的例子：公交车上有人偷东西，那一车的人喊不喊呢？如果其他的人都不喊，你一个人喊的成本就很高，小偷可能会拿刀对着你。如果公交车上一百个人都喊，小偷就可能不敢下手。问题是每个人都想别人先喊而不是自己先喊。这样一来，社会上的集体行动就很困难了。如果小偷知道所有人都会喊，他根本就不会去偷，那你也根本不需要承担喊的成本。如果小偷估计人们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行动困难他就会去偷，人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游行、革命。有人提议参加革命你参加不参加，如果所有人都参加，显然政权就会改变。但是如果只有你们几个人参加而另外的人都不参加，那你就很可能被抓走。

聂辉华：从技术上讲，这其中应该存在互补收益。互补收益怎么从外生到内生，这个过程还是没法解决。第一个喊的人应该有额外的报酬。

柯荣住：这是有的。如果社会上90%的人都喊，你成了少数不喊的人你就会有心理压力。不管利益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但是理论上的框架是一样的，只是符号不一样。超模博弈本来也是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假设条件。对我们来说，主要是想努力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假设必须符合一定的现实，但不一定会100%地符合现实。比如用超模博弈来解释大家对外汇的攻击还是有很大的解释力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来攻击外汇，那么货币当局肯定挡不住。如果有一部分人攻击，那当局肯定可以抵挡。这就能解释一部分制度变迁了。

张曙光：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有意思。从理论实证的思维上，中国人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实证上的研究还不多。刚才提到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中国近代的衰落，都是需要截断一个东西并且寻找一个外生的变量来解释。在这个问题诺斯的是一种解释，张宇燕也是一种解释。而且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比诺斯的要更加丰富，他不仅找了制度还找了货币的因素。为什么叫做“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金银虽然多少有，但是发现新大陆后财富这么大量地流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大量的财富进入，商人力量的增加导致了阶级力量的变化，最后导致了制度的变迁。

这样的外生因素在中国明朝也发生过，大量的出口换进了大量的白银。为什么中国也曾有过外生因素却错过了发展的时机？对此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虽然中国商人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中国商人对产权的保护方法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商人会把自己的子弟或者亲属培养成官员，让政府官员来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保护。我们对产权的保护没有像英国那样被写进正式的法规，我们还只是人治的、个别的保护。这个区别就很大了。另外，中国解严以后并没有像西方那样致力于航海技术的提高。如果想着如何造军舰以及枪炮，就会像西方一样促动工业革命的发生。中国当时是在防御游牧民族的侵略，所以选择修长城、造弓箭、买马匹。中国的货币投资做了另外的用途。虽然从理论思维上，我们有很多不错的想法。

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有需要交流的可以会后继续。从实证经验上看，我们还差得很远。总之，今天的讨论很有意义，我们不管是从方法论还是从现实意义上都是有收获的。

[此贴子已经被sfhsky于2007-9-13 9:39:57编辑过]

非常感谢

这种研究很有现实意义，不过技术的发展将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