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货币理论
中国金融政策理论史
近现代经济发展思想
传统文化与经济管理
讲授课程：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本科生）
《中国商业管理思想》（本科生）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研究生）
《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生）
工作经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 2012年8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讲 师 2008年8月-2012年7月
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12年5月-
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助理 2008年8月-2012年4月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员 2008年8月-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匿名审稿人
问答汇总：
Q1:坛友chuwei100200：
张老师：
您好，中国现在主要的金融理论基本都是由西方引入，我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否可以注入现在的金融理论，创造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特有的金融理论？谢谢
A1:
同学您好！
首先我们要陈述两个事实：如同学所说，中国现在的主要金融理论基本都是由西方引入，这个观点基本是正确的。更确切地说，西方金融理论最迟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如果算上对银行等西方金融制度的介绍，则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1949年至1978年，我们的金融理论是以苏联为圭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从地域上来看，这也算西方理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需要重新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开始在大学教育中开设货币银行学等课程，资本市场开放之后，西方前沿的投资理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引入到国内，形成了今天的金融理论架构。
第二个事实是，在历史上，中国的货币理论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对于货币的起源、货币的功能、货币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所用等认识都是十分先进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管理政策更是古代中国货币理论与实践的精华，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传统的经济思想已经通过这种曲折蜿蜒的方式注入到了现代金融理论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彭信威先生、陈志武教授等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的金融业始终是不发达的，从而金融理论与货币理论相比，也就缺乏可圈可点之处。
其次，一般而言，理论多分为道与器两个层面。我个人以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现代的贡献，更多体现在道的层面上，比如赵靖先生归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三大教条为：重本抑末、贵义贱利、黜奢崇俭。最后一条“黜奢崇俭”是中国古代金融业不发达的思想意识原因，也是中国古代理财行为的基本准则，它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扩张性信用模式有着不同的立场。在近几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体系受到的直接影响要远远地小于西方国家，除了我们实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之外，中国人较高的储蓄倾向和偏保守的投资心态都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未来金融理论的发展，可能要更注重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约束。这是中国传统的贡献所在。
从器的层面上看，如前所述，中国古代金融业并不十分发达，即使是后来显赫数百年的山西票号，也和古代金属货币制度有极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系和货币制度不断受到外来冲击，票号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日渐消散，最终不敌西方现代银行制度。总体上来说，传统金融业恐怕很难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可以供今天借鉴（晋商比较例外）。但是还要说明，进入20世纪之后，一批接受过西方金融观念熏陶甚至正规学术训练的中国人创立了相当数量的现代商业银行，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周作民的金城银行都是出色的代表，他们在各自的经营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智慧和有效的制度，很值得今天的金融业尤其是商业银行等机构学习。
Q2:坛友yilumi：
张教授您好，到现在为止，融资鸿沟仍然是钳制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资金源泉在哪里？一方面中小企业资金缺乏，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游离在体制之外，民间金融未来应该如何发展？
A2:
同学您好！
严格地说，我从事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对现实问题缺乏深入理解，不敢妄言。去年十八大会后接受中国青年网的采访时谈到过这个问题，我愿意再次阐述一下自己不成熟的观点。
目前中国还处于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阶段，ZF对金融活动的干预对经济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资金从来源上都可分为国资、民资和外资三类，但是资金来源和企业性质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理论上每种性质的企业都可以利用不同来源的资金。然而在“金融抑制”环境下，ZF对于提供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有较为严格的管制，市场准入也存在对民营资本的歧视现象。同时，出于宏观经济调控和资金安全的考虑，ZF更愿意将资金输入到国有性质的企业行业当中。这样在资金供给上，民营企业受到的约束是双重的，融资鸿沟在所难免。
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间资本有过多次辉煌的时期。司马迁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到了对待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个论断直到今天仍未过时。“鼓励”也好，“引导”也好，相对于民间资本，ZF还是处在“主导”的地位。在司马迁看来，这固然有不错的效果，但还是属于次优的选择。的状态是，ZF在与民间资本的博弈中，姿态再放高一些，管制再少一些。做到这样，不用“鼓励”也能看到活跃的结果。通俗地说，“持股比例受限”、“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不是靠“鼓励”能解决的，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来源于自身充分的流动性。当然，这需要ZF有充足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不仅建立在国家财力的雄厚基础上，也要建立在对宏观经济调控科学决策的丰富经验上面。应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两点条件我们国家都已经具备了。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十八大报告也提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这段表述中实际上有两对矛盾对立统一关系：一是金融改革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二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改革”和“创新”，基本思路还是逐步消除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渐进。而“监管”和“维护”，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融自由。报告中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表述，体现出中央对于这些关系的谨慎态度。这样看来，国家在未来一段时期金融领域所要采取的措施不会过于激烈，金融改革仍然是在市场拉力和ZF回力两个方向的博弈中前进。
Q3:坛友悦悦妮：
张教授您好，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就是理性人的假设，然而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行为中非理性因素越来越多，如购买奢侈品等行为，这些行为已经不能用传统经济学来解释了。那么经济学立论基础的动摇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有何影响？如何用经济学来合理解释非理性消费？谢谢！
A3:
同学您好！
诚然，几乎所有经典的西方经济学都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出发点，如果失去了这个假设，至少微观经济学的大厦会轰然倒塌。但至少目前看来，非理性因素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并不是颠覆性的，而是促使西方经济学家们尽力从各个领域突破完善，比如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等前沿交叉学科，都在不同角度解释非理性行为。有些仍然是以理性人假设基础，有些是对这个假设提出了质疑。不过，效用函数、供求关系等等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要素依然支配着这些前沿学科的研究范式。所以我们还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面临崩溃。相反，西方经济学正在以更包容的视角和更多元的研究工具不断向前发展。
Q4:坛友tangaibing：
中国是几千年文化的大国，为何我们没有经典的经济学家？例如商鞅，王安石等我们的封建经济没有出现过经济危机？事实上史书有记载，我们为何一提到金融就是西方的数理公式，经济学说到底也是人文科学，没有人文的协作，再好的理论也是空谈对吧？危机出现在什么样的体制，根本的就是需求过旺，如此而已。
A4:
同学您好！
个问题，钱穆先生一言以蔽之：“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中国现在的学科体系分类，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后的变化结果。中国传统的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学术标的，凡有利于此之学问，无不涉猎。或许有人会说，这样不符合分工原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尤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古人并不像现代人这样功利，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要完整地理解人生、社会和自然。在西方科学家中，一棵树是建房的木料或提供热量的燃料，但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眼中，一棵树是一首诗，甚至是一个世界。
第二个问题，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不仅有经济危机，而且也存在经济周期。只不过，中国古代的经济危机很少像今天这样表现为货币金融或者进出口贸易，而是以农业饥荒和人口问题显现出来。拙作“中国古代经济周期理论及其政策启示”（《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8期）对此略有论述。
第三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经济学可能有普遍的定理，比如供求原理。但是它不存在普遍的真理。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几乎不可能在所有假设条件一致的现实情况下重复获得相同的结果。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自产生以来就在争论，直到今天尚无定论。某一个学派的理论在某个年代对某个国家和地区适用，但是任何一个条件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这个理论不再发挥作用。西方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基本前提，但是它不可能保证每个人在每一秒钟都是理性的。一旦非理性出现在某个关键的节点，比如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会对世界产生极端的改变。而人类历史上，这种极端的非理性是始终存在也将继续存在的。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是用更简洁的语言表达现实，二是以统计学的大数原则对某些现象做出预测。对于点意义无可非议，而第二点，也许和地震局的作用是一样的。
Q5:坛友eltonyrk：
张老师您好，我看到您有不少论文是英文的。请问做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看外国文献非常有必要吗？外国当代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否具有权威性与真实性？是否有参考的意义？
A5:
同学您好！
答案是肯定的。基于以下考虑：
，无论外文文献还是中文文献，都是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理论上，凡是能看懂的文字都要进行文献检索。否则就有可能走弯路甚至做无用功。
第二，西方学者由于历史原因，获得的某些史料具有性和稀缺性，如敦煌文献和圆明园散佚的古籍。利用这些史料的研究对我们而言是很好的补充。
第三，比较功利地说，现代经济学的话语权在西方。如果不了解外国学者研究的套路和规范，就难以融入其中，也就难以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
第四，相对而言，西方学术环境更自由，在研究视角、方法、理论等方面都更加多元化。而国内，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些经典研究，仍然是基于阶级分析法的理论支撑。了解西方文献对我们拓展视野极有帮助。
Q6:坛友大师坑：
研究中国近代的金融史，晋商票号的发展是绕不开的，它是民间资本利用最早的雏形，我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晋商票号的百年兴衰史对现在中国民间资本融资有何借鉴意义？
A6:
同学您好！
山西票号要说是民间资本利用最早的雏形还不是十分严谨，民间资本的历史可见拙作：“民间资本的历史与属性”（《中国金融家》，2012年第9期）。有关晋商和山西票号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我的同事周建波教授是国内研究晋商的权威学者之一，著有《成败晋商》一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可供参考。总体而言，民间资本融资问题在今天确实十分突出，如农民贷款难、城市工商个体户贷款难、大学生上学贷款难、中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喊了很多年了，就是解决不了，成为社会的痼疾，而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资金支持这个问题早在数百年前的明清时期，就被晋商成功地解决了，这对当前的金融民间化很有启迪。（光华 武长岐教授语）
Q7:坛友yeting2000：
张老师：
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我们解答问题，我的问题是：回顾华夏五千年历史，经济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是唐朝，贞观之治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可以说长安俨然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思想主要是重视农业的发展，而对商业流通方面关注不多，但唐朝的情况却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思想睿智，对经济发展有着极为系统和深层次的思考。请问张老师，那一时期的一些思想，对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借鉴作用呢？谢谢！
A7:
同学您好！
关于这个问题，赵靖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卷第35章第1节“盛唐文治武功同经济思想发展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中有较详细的讨论。赵靖先生指出：“盛唐的文治武功，如此彪炳当世，自然表明它有发达繁荣的经济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理应在经济思想方面有所反映。然而，经济思想对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并不是直线式的；在时间上，也往往并不是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的。盛唐的文治武功，同它的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之间，有着一个巨大而明显的反差：盛唐是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少有的封建盛世，却并不是经济思想方面的盛世。这一时期的人物，在经济方面有所发表的议论，并不见得比其他历史时期少，却极少有水平、有创见的内容。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在中国古代看成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却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在中国经济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我对于赵靖先生的这段论述是大致赞同的。我们要研究某个时期的某种经济思想，有几个选择的标准，一是它比较活跃，二是它比较有影响力，三是它在此前很少出现。盛唐时期的经济思想显然符合前两个标准，但是不太符合第三个标准。对土地、赋税等经济问题的认识，大多没有超越前人的范畴。所以盛唐时期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经济思想并不是很多。经济的繁荣，思想意识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换句话说，盛唐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良好，土地制度适宜，ZF运转高效有序，前人经济思想中合理的成分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最终形成了贞观之治。而就经济思想的创新性来说，并不突出。其实不唯经济思想如此，葛兆光先生将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的总体状态统称为“盛世的平庸”。
当然，正如赵靖先生继续阐述的那样：“有的历史时期经济思想比较发达，有的时期则相对沉寂，这本是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合乎规律的现象。研究经济思想史，对经济思想比较发达的时期固然要加以重视；对相对沉寂的时期，也必须给予一定的地位。不如此，就难以深刻揭示经济思想发展的规律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真正的断层，经济思想发展比较沉寂的时期，往往是即将到来的新的思想活跃时期的准备时期，正像暴风雨到来之前总有一个极其郁闷、烦躁，使人近乎窒息的局面一样。在这一准备时期，形成新的经济思想活跃局面的一些条件和因素，已处于潜在蕴蓄的状态。蕴蓄到必要的程度，就会在环境变化的诱发下，勃发为闪电惊雷，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新的丰富多彩的时代就到来了。”
Q8:坛友党力：
张老师你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一直以来对于中国中央ZF集权与分权感兴趣。但是一直无法从历史的角度找到一个突破口。每次研究都感觉缺乏历史的厚重感，显示根据薄弱。而且近年来关于文化、习俗、历史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凸现出来。我们应该如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上，将文化和习俗这样的非正规制度，纳入到集权的分析中来。不知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合适的例子，麻烦老师推荐一下。或者，关于这几个方面融合的教材，希望老师推荐一下！谢谢！
A8:
同学您好！
集权与分权问题极有现实意义，如果能够在制度经济学架构下研究历史案例，会有很好的发表成果。所以，首先要对你寻找问题的敏锐性表示赞赏。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讨论，钱穆先生和许倬云先生有多篇文章论及，实际上从周天子分封诸侯开始，历代统治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汉代的七国之乱是典型案例。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本质上仍然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直到近代，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歧根源也在于此，还有新中国94年的税改……这些都可以作为历史案例研究。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我个人以为最基本的要点在于权利边界的划定。如同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所提到的，效率、规模、交易成本……都可以作为中央与地方权利划分的计量因素。文化、习俗需要考虑，如果做实证研究的话关键是确定代理变量。个人比较建议做明清之后的案例，尽管相关搜集数据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至少有地方志等文献可查。一个关于历史建置的制度模型可参考：《中国建置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与当代竞争》，曹和平 张博 叶静怡，《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另外北大光华周黎安教授有多篇相关研究。
Q9:坛友流逝天堂：
经济史能创造什么价值
A9：
同学您好！
我个人的看法是：传统而言，经济史也好，经济思想史也好，和所有历史一样，都有两个功能：一、以史为鉴；二、to Refine the World。若以新经济史学计，经济学能创造什么价值，经济史研究就能创造什么价值。
鉴于这一问题极具代表性，我广泛征集了同事和朋友的思考。一位同事引用孟子曰“何必曰利”。另一位同事认为：“史学不创造价值。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样的所作所为创造价值。”还有一位正在美国学习经济史的朋友指出：“时间跨度长一点可以把那些短期显现不出来的效果都暴露出来。”这是比较实在的价值。南开王玉茹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前言的致学生部分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学习经济史，会让你观察经济问题的目光变得深邃。”假如同学们再追问“目光深邃能创造什么价值“，还可以回答：“降低人类生产新的‘有价值’的知识的成本”或者“目光深邃后，就不会因看到每样东西都得问会不会创造价值这样的事而苦恼了”。
事实上，关于这个疑问，在西方经济史学界有一篇著名的文章：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是学界奇人Donald McCloskey在1976年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的，他/她认为历史对经济学可以提供五项功能：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地经济事实；3、较好的经济理论；4、较好的经济政策；5、较好的经济学家
台湾赖建诚教授所著《西洋经济史的趣味》绪论专门讨论“为什么要读经济史”。读完或许会有所启发。
Q10:坛友0o戏子：
张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要求产业转型的今天，您认为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对此有何借鉴意义呢？谢谢！
A10:
同学您好！
首先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中心问题除了土地问题，还有赋税问题。而且按照赵靖先生的归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四大要旨：富、庶、均、义，涵盖了经济增长、人口生育、分配制度、经济伦理等多个范畴。而关于这些范畴的讨论，也是今天中国经济的难点和热点话题。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有很好的现实借鉴价值。
即使是单纯的土地问题，也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历代土地制度及其相关讨论，几乎实在不断地循环重复，每到朝代末期往往是“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继而引发社会动荡和朝代更迭。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产业如何转型，土地问题和农业问题都是国家的根本。土地问题关系到几亿农民的生计，实质上也涉及到国家财富分配问题。而且，非农产业越是发展，土地资源越珍惜和紧张，怎样让有限的土地发挥的功能，我们既有历史经验，更有历史教训。毫不夸张地说，土地问题将来仍旧是经济持续社会安稳的关键所在。很可惜，现在我们对土地问题没有办法讨论。这样，研究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就更有意义了。
Q11:坛友longtom：
张老师，您好，我接触到的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书一般讲的都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有关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思想史方面的书吗？我有个困惑，不知道经济学应该怎么学，为什么一些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的思想比学过经济学的人更活跃，分析经济问题跟学过的人也差不多，甚至更清晰，那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习经济学有意义吗？
A11:
同学您好！
您谈到的书应该指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再凯恩斯之后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这个现象之所以存在，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发展历程有关。和大多数现代学科一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诞生于西学东渐之后的20世纪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时这门学科已经初具雏形。研究经济思想，需要有现实经济理论作为参照。事实上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在中国广为流传，所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并不缺少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架构的案例，像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是最典型的代表。1949年之后，经济学旋即被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所垄断，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原先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而学习和讲授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兴趣没有丢失，传统经济思想的资源仍然需要挖掘，只不过此时用以参照和利用的理论工具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们大陆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著作，胡寄窗先生、巫宝三先生、赵靖先生等学科奠基人的研究，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发端的。海峡彼岸则保留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传统，如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即是以宏观和微观的理论框架展开的。
学习理论和练习武功是一样的。每个学科就如一个门派，各自有各自的套路。但是各门各派的入门阶段都是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就是训练惯性和悟性。所以初看起来，门外之人可以信马由缰，任意挥舞，但是缺乏根基，鲜中要害。和那些基本功不扎实的初学者较量时，或许可以赢得一招半式，然而遇到真正的高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对话的。我们花时间学习经济学，考经济学的硕士博士，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名门正派出身更好找工作，另一方面，还是有很多同学有志于专心修炼，希望成为武林中的绝顶高手。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旁门左道是无法真正达到的。
Q12:坛友楚西秦南：
张老师您好：有部分历史学者提出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先进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比如宋代中国就出现了交子和柜坊等类似的早期纸币和金融机构。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些，而中国的这些领先西方的创建为什么没有转化为现代先进的金融组织。谢谢。
A12:
同学您好！首先更正个小问题，柜坊最晚是在唐代出现的。
古代中国的货币理论长期领先，但是金融业的发展与之并不相称。关于原因，至少有如下几点：
首先，银行业务的起源落后于西方。作为现代银行主要业务之一的存款，在中国却不盛行。古人余积下来的钱财，多实行窖藏，即藏于自家地下。另外一项兑换业务，是西方现代银行业务的缘起，在中国古代同样不发达。彭信威先生指出，兑换业务在中国货币史和信用史上所占的地位，远不如欧洲重要，是由两地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欧洲以一个许多国家的集合体，货币种类多，发行单位不同，币材不同，同一币材的成色也不同。在使用低及金属——铜作为货币的中国，币材的成成色和重量在流通中的重要性较小，但在流通金银币的欧洲却十分重要。因此欧洲的兑换业始终相当发达。而中国是一个统一帝国，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不大，基本不用外国货币，铜钱虽然有成色和分量不同，但因为本身价值低，一般都是等价流通，因此并不注重兑换。不落后的业务是放贷，《周礼》中记载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有官方经营的借贷机构。秦汉以后，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更加发达，东汉时一些大商人，通过放贷，收入可比封君。但是，放贷并不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操作，而且古代中国的ZF往往把放贷之权操于己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社会个体从事借贷业务的机会。
其次，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影响。中国自古是农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在土地生产方式下,人们认为手中握有的主要货币形态——谷物和谷物的替代品(纸币与金属货币)———总是随着其被使用而减少。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货币观念：钱谷是死的，用之则减少，唯有“收”和“守”方可保值。在人们思想观念中，主张通过“障”、“守”、“收”的方法保存其价值，最保险的办法莫若窖藏。“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这种观念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的货币观。窖藏货币的做法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彭信威先生认为窖藏是中国古代人流动性偏好心理的表现，是准备随时应急所用。但应急所需的数量毕竟少，所以本来为了保持流动性而窖藏的货币，反而没有了流动性，这是古代中国存款也不发达的结果，也是存款也不发达的原因。
最后，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家庭功能的影响。陈志武教授发现，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复杂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孝”道成为连接家庭成员关系主要观念。家庭的金融功能大大强化，减少了对社会金融资源的需求。因此银行业的不发达还有社会因素。
Q13:坛友caixiaqing：
张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恶性的通货膨胀大都引起很严重的后果，包括农民起义，朝代更迭。中国近年来面临着严重的货币超发，m2从2010年的60万亿到今年已经突破100万亿，这样子严重的货币超发为什么没有引起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国需要采取哪方面的改革才可以改变这种货币超发的局面？
A13：
同学您好！
中国历史上在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后王朝覆灭的案例并不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末和南京国民ZF。西汉初年也发生了高达100多倍的通胀，但是很快进入了“文景之治”。所以从逻辑上说，恶性通胀和朝代更迭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恶性通胀必然导致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多，这是需要引起统治者注意的。
单纯从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看，不能表明一定会发生恶性通胀。经济发展会吸收掉相当一部分增发的货币，而且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会对通胀进行适当的控制。这些都会减缓通货猛增带来的负面影响。
Q14:坛友海豚之梦：
中国人比较擅长借鉴，对于金融经济也一样。许多经济学家，在西方金融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金融经济，发表了很多这样或那样的文章。可是脱离中国国情实际的理论，对中国的金融经济发展并无多大帮助。请问你对中国金融经济今后发展的研究，有什么看法呢？
A14:
同学您好！
借鉴不全然是坏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大量借鉴了西方现代经济的先进经验。理论和现实如影相随，既然经济制度是借鉴来的，经济理论也需要相应的借鉴。当下学界的确有过于极端的风气，但是要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另外，如果世界上确实存在某种不分地域文化的普遍的规则，也就无所谓借鉴与否了。
Q15:坛友北飞的雁：
张老师你好，我们知道现代货币是ZF信用的体现，但是现在却出现了像比特币一类不是以ZF信用作为担保的类货币的出现。这种类货币可能会取代现行货币体制成为世界通用的货币吗？
A15:
同学您好！
个人以为，比特币目前还只能算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商品，可以交易，具有市场价值。但是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对于比特币的前景我不是很乐观，现代货币的发展趋势还远未达到超越国界的阶段，欧元现在所面临的困境颇能说明问题。
Q16:坛友楚西秦南：
张教授您好，对于中国近代的长期落后的局面，现在在史学家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根源在于中国财政金融体系的紊乱。有学者认为，明朝时大量美洲白银的流入对中国产生的冲击非常大，使得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现代的财政体系，进而导致了整个国家能力的下降。请问您对这一观点持何种看法？谢谢。
A16:
同学您好！
中国近代长期落后的局面，在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中即有大量讨论，林毅夫教授、文贯中教授等人都有阐发。我比较不认同历史单因决定论，但是明清以来的货币变化的确是不可不察的重大因素。
林满红教授的China Upside Down一书对货币体系紊乱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有较详细的讨论。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白银流入就会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乱象。事实上，两宋时期的钱荒现象，只有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后才得到缓解，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近代以来的货币问题可能更多地要归结于ZF对货币主权的轻视。
Q17:坛友wobang：
请教张老师几个问题：
1、中国古代由铜钱、银元和金元宝构成的货币结构是一种等级制货币吗？
2、铜钱、银元和金元宝之间的兑换是一个固定比率还是变动的值？
3、这三种货币实际流通量与古代经济周期有关联吗？比如银子，在盛世的流通量和改朝换代时期的流通量变动是否存在周期性？
A17:
同学您好！
个问题，应该不能算作等级制货币。事实上，明清之前，中国古代的金银多用于ZF转移支付和库藏等功能，民间流通量有限。铜钱是主要流通货币。另外，中国古代是没有银元的。
第二个问题，铜、银、金之间由于开采量和市场流通量等因素的波动，必然会产生较频繁的比率变化。
第三个问题，由于明清之前的数据难以搜集整理，目前还没有特别的数量研究。从两宋的情况看，货币流通量的变化与经济波动有大致的关联关系。
Q18:坛友qijiongli：
有个业余问题要问：
按照目前主流经济学理论，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有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货币要维持适度贬值．我的问题是，如果假定经济一直持续增长，那么货币岂不是得持续贬值？就算不能持续增长，偶尔的经济下降，几乎都会有ZF印钱救市，这样，货币也依然贬值，．．．．．
那么，ｎ年后，岂不是货币单位逐渐增大．比如现在货物标价，一般都只到角，分为最小单位的已经很少见了．．．．．
这样的理解对吗？
A18:
同学您好！
担忧不无道理。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观察到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央行一度传闻要发行面值500元的大钞。我们看津巴布韦等恶性通胀肆虐的国家，当钞票纸面上的面积已经容纳不下不断添加的0时，就会改革币制，重新发行面值较小的纸币。但是货币问题不是印刷术能解决的。
Q19:坛友wobang：
替qq群友问一个问题：
从中国哲学专业转考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这种知识储备对将来的研究有帮助吗？
A19:
欢迎报考~在研究先秦经济思想时会尤其得心应手。思想史研究不宜分别太细。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哲学史应该是统一的。如果转专业，主要考虑的是数学统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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