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1988年9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是在中国的上层结构将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背景下说这番话的，其目的无非是给予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予以肯定，激励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他这个论断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其解释力也还说得过去。但实际上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模型就可以得到更简明和更精准的解释。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无非是改变了生产函数，使得产出对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更有弹性。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样也能起到改变生产函数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现今的环境下，邓的这一论断只适用于创造财富方面，却不适用于分配财富方面。在初始资源的获得、财富的直接和间接分配方面，公共权力是主宰。“权力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顶多是第二生产力或者第三生产力。

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公共权力支配着初始资源的分配，决定着财富的直接与间接分配。而且由于民众不能有效地监督与控制公共权力，就造成了谁拥有公共权力，谁就可以能从初始资源的分配中获得收益，比如说，对矿产开发权、土地使用权，垄断经营许可权的分配；谁拥有公共权力，谁就能从财富的直接分配中获得收益，比如说不受约束地征收各种税费，不受约束地支取财政收入，用于办公楼、公车、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玩乐，住房补贴和各项个人费用补贴；谁拥有公共权力，谁就能从消费环节中再次获得收益，比如说提高水电气等公共物品价格，提高垄断经营产品的价格。

因而，我们看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公共权力并没有大规模的撤出经济活动的范围。与过去的公共权力贯穿整个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相比，现今的公共权力大规模地退出了财富的生产与创造环节，但却始终没有大规模退出对财富的分配环节。公共权力对社会财富具有一定的分配权，这是必要的。但必须能够保证公共权力对财富的掌控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即使公共权力对财富的掌控能够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还是尽量掌控得少为宜。

故此，在民众不能有效地监督与控制公共权力，与公共权力仍然大规模主宰着资源与财富分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权力才是第一生产力”。